薪酬外部公平性与高管过度在职消费行为后果分析——基于内部薪酬差距的调节作用

基于行为经济学视角分析了高管过度在职消费成因,并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2-2017年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薪酬外部公平性对高管过度在职消费行为后果的影响以及内部薪酬差距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薪酬外部劣势不公平会诱发高管过度在职消费,并削弱在职消费"效率观"表现,而内部薪酬差距可以抑制上述影响.在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状态下,优势不公平程度对高管过度在职消费和在职消费经济效应无显著影响,内部薪酬差距反会诱发高管过度在职消费,削弱在职消费"效率观"表现.     

政府控制、“八项规定”与高管薪酬——基于国有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实证研究

以2011-2016年A股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为研究样本,探究政府控制力与政策干预对国有混合所有制企业高管薪酬的影响。研究表明,"八项规定"的实施没有有效降低"国有混企"高管货币薪酬总额,而对高管在职消费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与地方国有混合所有制企业相比,"八项规定"对中央国有混合所有制企业高管的在职消费抑制作用更强;同时,随着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步伐的加快,政府控制力的减弱并没有削弱政策干预的实效,反而将进一步降低"国有混企"高管的货币薪酬与在职消费,其效果对于地方国有混合所有制企业高管更为显著;此外,政府对混合所有制企业控制力的减弱将会增强"八项规定"对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因此,国有企业在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同时要继续落实和贯彻"八项规定"精神;进一步提高政策干预的科学性与针对性,对国有混合所有制企业高管薪酬进行区别干预,从根本上防止高管奢靡腐败行为。     

在职消费与公司绩效：代理观还是效率观--基于高管激励视角的研究

关于在职消费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代理观和效率观。从高管激励的视角分析高管薪酬与在职消费以及在职消费与公司绩效之间关系的影响,可以发现,高管货币薪酬激励程度不同,在职消费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也不同。当货币薪酬激励不足时,在职消费对公司绩效有正向影响,效率观发挥作用;当货币薪酬激励过度时,所有者约束不足,管理层权力过大,在职消费和超额薪酬都沦为高管侵害股东利益的工具,此时在职消费对公司绩效有负向影响,代理观发挥作用。高管激励实践中必须考虑两种激励方式的相互作用,而不是盲目限制或一味推崇在职消费。     

本地独立董事能否有效抑制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

独立董事作为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监督职能能否有效发挥长期以来备受关注。基于此,以任职地点为切入点,采用中国资本市场A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2010—2016年期间5489个观察数据,实证考察本地独立董事对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以及政治关联和政府补贴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本地独立董事显著抑制了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且政治关联弱化了本地独立董事的抑制作用,而政府补贴则增强了本地独立董事的抑制功能。进一步考察发现,高管在职消费在本地独立董事提高国有企业经营绩效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由此提出国有企业,特别是政府补贴较高的国有企业,应重视对本地独立董事的聘任,充分发挥其监督功能,进而有效约束企业高管的在职消费行为,但同时也应注意到政治关联的可能负面影响。     

垄断行业企业高管薪酬问题研究:基于在职消费的视角

本文选择2002—2009年14个代表性垄断行业共178家A股上市公司的1302个样本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当高管控制权大时,在职消费容易成为高管获取控制权收益的一种寻租手段。研究发现:在我国垄断行业上市公司,高管控制权与高管货币性薪酬显著正相关,与高管在职消费增加显著正相关,从而与高管控制权薪酬增加之可能性正相关。由于货币性薪酬和控制权薪酬构成了高管薪酬,所以高管控制权与高管薪酬显著正相关。而且,在管理层权力较大的垄断行业上市公司,高管货币性薪酬因在职消费增加而增加得更多。     

儒家文化与公司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基于权力距离的视角

社会传统文化存在影响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可能性。儒家文化强调的“公平和谐”和“集体主义”倾向可能平滑公司高管与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而儒家文化“伦理有序”的“等级观念”则可能加大企业薪酬差距,由此产生完全相反的影响机制。基于2007—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儒家文化越浓厚的地方,企业高管与员工的薪酬差距越大,稳健性与内生性分析表明这一结果是可靠的,说明儒家文化的等级观念在薪酬差距中起着主导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这种催化作用在家族企业中更为明显,在外来文化冲击较大的地区也更为显著,而在国有企业中则可能因行政机制和政策约束的限制而得到缓解。     

高管薪酬管制、产权性质与双重代理成本

文章以双重代理理论为基础,运用中国上市公司2007-2013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对高管薪酬管制的利弊进行分析,并探讨在不同产权性质公司中多元治理主体对薪酬管制的调节效应及其差异.结果表明:薪酬管制利弊并存,表现为对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与对大股东防御效应的促进作用;在国有控股公司中,董事会行为对高管薪酬与在职消费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效应,机构投资者治理对高管薪酬与大股东防御效应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效应;在民营控股公司中,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与在职消费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因此,理性权衡薪酬管制利弊并有效利用治理主体的制衡作用才是提高薪酬合理性的必要途径.     

非处罚性监管与高管薪酬契约：基于问询函的证据

问询函作为证券交易所非处罚性监管的重要途径,主要针对高管法定责任内的信息披露问题且密切关注高管薪酬。考察问询函监管对高管薪酬契约的影响后发现,上市公司收到问询函会显著降低高管薪酬水平和超额薪酬,这种治理作用在财务报告问询函或年报问询函中更明显。进一步地,财务报告问询函特征、市场化水平、产权性质、盈余管理程度以及两职合一均会影响非处罚性监管对高管薪酬契约的治理效果。此外,问询函还减少了高管在职消费和超额在职消费。     

区域市场化与高管薪酬契约的管理层权力效应——基于对跨层级塑造作用的考察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宏观层面的制度因素对微观企业内部契约结构及功能具有重要的跨层级影响。因此选取2004—201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按区域市场化程度的分组检验和固定效应面板数据多元回归模型,就区域市场化对高管薪酬契约中管理层权力效应的跨层级塑造作用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在考虑了区域市场化影响的情况下,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也即高管权力越大,其所获取的实际薪酬与超额薪酬金额越高。但是区域市场化进程中产生的市场力量对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间的关联模式具有显著的跨层级塑造作用,且主要通过显著弱化管理层权力对高管实际薪酬和超额薪酬的正向关联性得以实现。进一步的经验证据表明,在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业中,市场化改革塑造高管薪酬激励契约时管理层权力效应的内容各有侧重。其中,对地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高管基于权力影响攫取货币性私有收益的行为,市场力量具有更为明显的抑制效应;但对中央国有企业高管利用权力影响获取超额在职消费等非货币性私有收益的行为,市场力量具有更为理想的治理效果。     

央企分红、高管在职消费与公司经营绩效

在我国国有资产管理的现行框架下,过长的委托代理链条使国有企业运行成本居高不下,央企高管畸高的在职消费是这一运行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央企的经营绩效。为研究该问题,选取2012—2014年我国央企作为研究样本,通过建立央企分红、高管在职消费与公司经营绩效的计量模型,实证分析发现:国企红利分配机制的建构不仅能够有效地抑制高管在职消费,而且通过降低国企代理成本,可以提升企业经营绩效。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