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情与言情——张爱玲与中国传统小说的精神缘结

张爱玲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 ,是充分汲取传统小说丰富营养并籍以形成独自个性的作家。她深受中国传统小说的影响 ,尤其欣赏《红楼梦》、《海上花列传》等写实作品。她的小说创作 ,便是在世情小说的基础上 ,形成对惨烈现实的如实描绘 ;在言情小说的传统上 ,形成对情爱世界的冷峻审视。因严酷的“世情”而寻求温馨的“言情” ,又由颓唐的“言情”返归无奈的“世情” ,构成张爱玲创作的基本路径 ,由此 ,她也激活了现实主义的小说传统。     

张爱玲小说创作的意识向度

张爱玲是有着浓重悲观意识的作家 ,她悲观于人生 ,更悲观于人性 ;悲观于人类生存的现实 ,更悲观于社会发展的未来。强烈而浓重的失败意识、绝望情绪、末世情怀不仅构成了张爱玲小说冷峻而苍凉的风格 ,而且构成了张爱玲小说创作独特的意识向度。     

“封锁”下爱情的建构与破灭——论张爱玲1943年小说的情节模式

＂旧小说情调与现代趣味的统一＂是张爱玲小说的重要艺术特色,也正是这样一种叙述风格使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但是张爱玲小说的魅力远不止于此,其小说别具一格的悲凉风格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张爱玲1943年创作的小说采用了＂封锁＂下爱情的建构与破灭这一情节模式,通过对其人生经历、心理感受、性格特征等因素的糅合,该模式得以形成,成为了张爱玲悲剧决绝的爱情观的一个缩影。     

张爱玲：游走于传统与现代之间

张爱玲因她所出名的时代背景以及她的创作风格被后人界定为“海派”这一文学“流派”。然而,张爱玲小说的鲜明个性使她即使置身于“海派”大营,也是一个始终坚持个性高于共性的作家;况且“海派”本身就是一个并没有认真界定的称谓,就连对这个名称的褒贬至今也未有定论。即使可以用“海派”来命名张爱玲,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抹煞张爱玲在其中的特异性。所以笔者认为,用“游走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作家”来描述张爱玲,无疑将更为准确传神的表达出张爱玲的创作风格。     

“文章体”小说与文章化小说美学风格的崛起

清代中期的冯镇峦提出“文章小说体”这一概念,集中代表了明末清初以来通俗小说文章化的发展潮流.文章化孕育出了一批在创作动机、结构设置、写法技巧、风格神理等方面都具有文章色彩,适合案头阅读,具有浓厚的类文章性的文人小说,我们姑且就称之为“文章体”小说.清中后期“文章体”小说已经完全成熟,表现在文章化小说理论形态和文章化创作模式的成熟上.“文章体”小说的成熟标志着文章化小说美学风格的形成,与传统说书化的小说美学风格并立,为小说美学史增添了新的小说类型,在中国古典小说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论张爱玲小说人物的真实性

张爱玲的小说人物具有很强的真实性,因为她的写作是与生活密切相关的,现实生活中没有彻底的人物,所以她的小说中也不会编造出非黑即白、非好即坏的“纸人”。她之所以特别重视小说人物的真实性,是由于她看重读者的想法和阅读兴趣。她运用了多种写作手法以提高人物的真实性。     

中国古典文学对张爱玲小说和《源氏物语》的影响之比较

张爱玲小说和紫式部的《源氏物语》都汲取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华,又能超越与创新,形成了各自独特的风格。张爱玲小说达到了传统与现代的交融;《源氏物语》则立足于日本民族的特性,实现了汉文化与本土文学的融合。     

文言小说“类’’的争鸣与厘定

如何厘定文言小说的“类”是文言小说研究中一直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本文从文献中区分文言小说“类”的观念与方法入手,分析了文言小说在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两种不同风格趋尚;指出文言小说的分类宜从风格上把握,不宜从题材上去把握。可按风格分为“晋类”和“唐类”。     

女性书写的两种姿态——张爱玲、张洁女性小说叙事话语比较

张爱玲、张洁的小说创作虽然都属于现实主义,可她们又形成了迥异的创作风格.张爱玲从女作家惯用的徜徉在情感和思辨的"自序传"中撤离,避免以主观意愿对她的人物故事的干预,用细节叙事来强化客观写实;采用让情境话语和叙述话语巧妙相融合的叙述方法,形成了独特的"张看"叙事姿态.张洁是一个富有激情的主观倾诉型作家,她的小说创作带有显明的主体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创作意图对故事的制约性;其二,随时介入故事的叙述人声音;其三,富有主观情感的叙事话语.在欣赏其作品的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的是"爱"、"恨"满腔的张洁.这种迥异的创作风格,是由不同的教养、文化背景、人生立场,文学观念等原因造成的.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荒诞意识

荒诞意识是张爱玲小说现代性的最主要特征之一。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生命存在的偶然性、人与外部世界的割裂、生存的无意义及人与自我的离异等等。张爱玲笔下的荒诞图景．是她对充满非理性世界的一种理性的把握,是一种彻悟。     

从日常生活叙事看张爱玲小说的现代意义

作者从日常生活叙事角度,探讨了张爱玲小说的生活观。她看重日常生活,持独立、坦率的人生态度,并由此形成她的写实观: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张爱玲小说从金钱、欲望角度,将包括爱情在内的一切人间真情作了彻底的解构:抓住钱就抓住了幸福的金钱观,以金钱、名利铺底的情爱欲,不能帮助人们逃脱悲剧性的命运。     

论张爱玲的时间意识

在张爱玲的小说与散文中，虽没有专门论述其时间意识的篇章，但张爱玲作为一个有着强烈个体生命意识的作家，对时间问题不会不加以关注，它们散落在其作品及后人的纪念性文字中，这是本文着重分析的对象。 潘柳黛作为四十年代与张爱玲一起成名的女作家，在她的一篇回忆文章里说，张爱玲同朋友约会极守时间，简直有着外国人的习惯。这说明张爱玲作为处在“机器商业文明”时代的人，在时间意识上自觉地遵守钟表所代表的近代时间观念。但是对这种绝对的、机械的时间观念，张爱玲在情感上并不完全认同，在《我看苏青》中，她写道：“文明的日子…     

黑色写作与残酷美学——黄碧云小说论

黄碧云的小说以零度情感的黑色写作,直达人生本质,创造了一种残酷美学风格,揭出了香港"幻灭的一代"的世纪病。她站在存在主义的女性主义立场,以异化、非理性、敌意为武器,全面颠覆传统权威和男权社会;她以最前卫的观念、返魅式的叙事、女巫般的原创语言,突破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小说的局限,使中国当代小说在观念、形式和语言上真正步入了后现代状态。     

月与花:张爱玲小说的审美意象

月光和花色是张爱玲小说审美意象的重要内容。她笔下的这两种自然景象 ,感应着人物的特定情绪、瞬间感受和印象 ,成为人物心理现实的一部分。张爱玲把月光和花色写得慑人心魄 ,这种陌生的甚至“令人反感”的意象展现方式与人物的情感意绪和作家的文学风格达到了完美的契合 ,形成了一种创新意义上的“怪诞” ,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     

相同的上海世俗 不同的精神向度——张爱玲、王安忆上海小说主题比较

张爱玲和王安忆都写了世俗的上海。世俗的日常生活在张爱玲小说里是享乐主义的,在王安忆小说里是有历史感的。张爱玲和王安忆都写出了人性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张爱玲直指人生的虚无,是反英雄的,王安忆则写出人性的温暖和人性的希望,小人物也有英雄性格。她们的小说的人物命运都以悲剧结束,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感来自乱世以及由此产生的她对人性及人生的虚无绝望,王安忆小说的悲剧感来自她以积极的理性对耽于日常生活的人物命运进行关照,更多的是性格悲剧。     

张爱玲研究述评

现代女作家张爱玲在海外颇有影响。台港文学界曾经形成“张爱玲热”,出现不少“张迷”,台湾一些中青年作家不同程度地受到她的影响,海外一些现代文学研究者也给予她很高评价。八十年代以来,张爱玲研究逐渐引起了国内现代文学界的关注并开始成为一个研究热点,上海书店先后影印出版了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和散文集《流言》,其他出版     

浮世丑怪众相图——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世界

张爱玲的小说里生活着一群形貌萎琐 ,举止猥亵 ,谈吐龌龊的各色男性 ,他们要么身体残疾、肢短体小、相貌丑陋 ,要么行为乖张、表现失当、语气下流 ,完全不是男权文化下男性形象伟岸英俊的想象认可和传统表达 ,从而构成了张爱玲小说男性世界的浮世丑怪众相图。这是张爱玲基于女性主体意识 ,对整个男权世界价值评判的外化凸现     

戴来小说创作刍论

戴来是“70后”作家群中最富潜质的作家之一,她的创作具有非亲历性的特点,注重经验之外想象力的延伸;零度叙事、冷静的语言风格与作品内容形成强烈张力;偷窥是她作品中负载着温情的人文关怀的独特视角。     

明清小说评点章法概念析

“章法”是明清小说评点家从传统“小学”引进的结构概念。起结章法属于古注语的篇法 ,表现小说叙事的层次特点 :遥对章法近似古汉语的对比修辞 ,表现了章法的层面 ,构成叙事的情节和话语关系 ;板定章法指明清小说中一些特有的语言表述形式和描写技巧 ,形成小说的程式化叙事。章法概念与字法、句法统一在文本的叙事结构中 ,形成了文本叙事的语言表述层次 ,又与建筑概念和戏曲概念共同建构出小说叙事的时空结构。     

论张爱玲小说的戏剧化追求

张爱玲有意将其小说创作置于戏剧形式中,无论是在编织故事、塑造人物还是设置场景方面都体现出自觉的戏剧化追求,挖掘生活本质,获得表现力度,形成了“苍凉”的美学风格。张爱玲小说的戏剧化追求给当代文学的启示是:作家应重视传承俗文化,保持精神的高度,张扬审美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