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和体"的文学思想

"元和体"是指唐代元和、长庆时期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用通俗的语言所写的以唱和为主的长篇律诗和以言情为主的"小碎篇章"."元和体"创作所体现的文学思想是诗歌内容由普适性向感受性转移,诗歌功能由讽谕教化向审美娱乐转移,诗歌书写由歌唱向描摹转移,诗歌语言由典雅向通俗转移."元和体"文学思想的形成是元和时期"尚怪"的世风、文人仕途的坎坷以及言情文学传统"合力"作用的结果.     

论"元和体"之形成与接受学的关联

“元和体”是诗史上的重要概念,也是中唐元和年间诗歌的一种重要体式。本文在详细解读元稹《上令狐相公诗启》、《白氏长庆集序》的基础上,对“元和体”称谓的产生,创作与传播、接受的时间,形成的过程,传播的范围、方式和接受者的层次、态度,元、白的两面心态及其趋于自觉的接受意识等,予以考订、辨析。认为:“元和体”与接受学具有紧密关联,其接受过程犹如一柄双刃剑,既在接受者与原作者间形成有力的双向互动,又因拙劣的仿效而导致大量庸滥作品的产生。而从终极意义上讲,没有接受者,元和体诗就难以形成完备的规模和传播的高潮,也就没有从唐代开始一直传到今天的“元和体”的称谓。     

元白“元和体”诗学思想的矛盾及其成因

元稹和白居易对"元和体"的评价呈现出矛盾态度,这是因为他们有一种诗歌等级观念,而"元和体"处于最低等级.中唐文化转型对元白的诗学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元白接受了市井文化的影响,"元和体"中流露出市井意识,但他们的文化观念仍停留在精英文化的观念上,因而对市井文化存有偏见.元白对"元和体"的矛盾还体现在"尊古轻律"上,这与二人对近体诗的片面理解有关.     

论文体革新潮流与元和诗风

走出大历时代委琐靡顿的精神氛围与回旋过渡的文学性态,以政治图变为刺激机因的元和诗坛,变革性也就构成其最根本的表现特征。明人许学夷尝言“大历以后,五七言古、律之诗,流于委靡,元和间,韩愈、孟郊、贾岛、李贺、卢仝、刘叉、张籍、王建、白居易、元稹诸公群起而力振之,恶同喜异,其派各出,而唐人古、律之诗至此为大变矣”(《诗源辩体》),而这种以时代精神为外在激素的文学“大变”一旦形成,在诗人创作积累与心理积淀中成熟为一种独特的审美意识,也就不因产生它的母体——特定的时代特征的改变而改     

元和政坛与白居易诗歌李杨故事的主题流变

盛世回忆在唐宪宗朝具有政治符号的作用:宪宗即位之初,李绛等人凭借盛世回忆与唐宪宗产生政治默契,白居易的《长恨歌》是其文学表现;元和初年,谏官政治不断走向高潮,《新乐府》即是该阶段的文学产物;元和后期,随着宪宗对崔群等人的情感疏离,盛世回忆作为政治权力的功能减弱,盛世回忆因之转化成了个人感伤的作品,即白居易的《江南遇天宝乐叟》。从回忆、权力、文学三者关系,可以重新梳理白居易诗歌李杨故事的主题之变,进一步考察白居易拔擢、被贬的文化原因。     

古今北京文学概览

历代为都的北京 ,影响着北方文化和北京文学 ,使文人的政治情愫与文学情愫日益近缘 ,形成了北京文学“有为”的历史品格。历史上源于北京的思想和文学革命都与北京语言导向有关     

翰林学士与唐代文学

唐代翰林学士是“天子私人,“”侍从亲近,人臣第一,”在皇权享有绝对权威的封建国家位极人臣。翰林学士由文士充任,因此又可谓是词臣之首。身负政治与文学的双重角色,占据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制高点,他们跟文学的关系不同于普通的文人。翰林学士对文学有隐性与显性的双重作用,不仅以卓越的创作与理论丰富了唐代文学,同时还以特殊的身份影响着文人心态与文坛走向。     

劳动、性别、身体与文化政治——论“十七年”文学的“劳动”叙述及其情感与形式

“劳动”叙述是“十七年”文学尤其是“农村题材”叙事领域中最重要的一种话语类型。作为一种话语和价值现象,“十七年”文学的“劳动”叙述隐含着社会主义时代的文化逻辑、文化政治以及道德和审美的观念。     

明清诗坛论争与元和诗歌选录——以元和十大诗人诗的入选和体裁分布为中心

明清时期,随着诗学思想由界分唐诗、独尊盛唐向打破疆域、变化融通发展,元和十大诗人诗在唐诗选本中的入选量也表现出由低迷渐次增高的变化.通过对13种具代表性之明清选本所收元和十人2609首诗的分析,一方面见出其与宋元选本的承接和若干差异,另一方面从诗体分布上得出结论:元和十人最被选家看好的诗体是七绝,达658首;以下依次为五古、七古、七律、五律、五绝、五言排律等.而就每种诗体之代表诗人言,七古之韩愈、李贺及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五古之孟郊、柳宗元、韩愈,五言排律之白居易、元稹,七言绝句之王建、刘禹锡,五言律诗之贾岛,均各占胜场.而就总体看,十人的古体选量又远远超过了近体.由此而言,元和十大诗人诗在明清选本中的入选状况和体裁分布,大致与其创作实绩及其在诗学批评领域的相关接受相吻合.     

白居易与文学商业化

白居易的文名与作品被商业化利用,既是中唐商业发达、文化市场空前繁荣的结果,也与白居易自身的政治生涯、思想构成以及才情禀性紧密相关。他主动卖文,标志着中国文人在文学商业化进程中开始了主体觉醒,为后世文人生活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他“雅”“俗”互济的文学创作,为中国文学商业化提供了艺术典范,同时也代表了中唐乃至中国文学发展的新方向。     

汉代诗歌与汉代人心态探究

汉代是文学走向自觉时代的前夜，文学开始从经史子学的附庸地位中获得解放，文学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与加强。诗学也逐步摆脱了传统诗教“温柔敦厚”的检桔，突破“大一统”的群体社会功用的束缚，大胆抒发个人命运和优世愤俗之情。这一切为我们从汉代诗歌中一窥汉代人心态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可能。从汉代诗歌我们可以看出，两汉人们的心态，正是在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文学的相互作用下，由共性的、凝固的同质结构向共性与个性并重的流动的多面异质结构嬗变。西汉的全部历史是覆盖在“大一统”的政治基调内的。西汉的一切思想文化、文学艺术…     

在时代的风陵渡口:郭沫若与现代中国的权势转移

郭沫若的文化思想、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随着社会权势的变化而变化,形成了丰富而驳杂的特点.他将自己置于多重社会力量和文化场域之中,特别是文学创造、社会革命和政治斗争的风陵渡口,身处文学与政治、文化与革命之间,在自主与依附的矛盾中挣扎、选择或超越,扮演了诗人、学者和政治家的不同身份,将话语表达和行为参与啮合起来,实现思想、行动和话语的腾挪、隐遁和交换.既有开风气之先的创造性和“欣将残骨埋诸夏”的战斗性,也有特定时代不得不为之的逢场作戏和仅仅是“说说而已”的文化修辞.作为现代思想文化代表的郭沫若,对他的认识和评价应有客观的历史眼光、贴近的时代体验和切身的同情之理解.     

北宋入蜀文人群体述论

北宋入蜀文人群体不仅反映了北宋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社会风貌和特征,也体现了他们和巴蜀地域的密切关系。北宋文人以官员身份入蜀,在政治上富有较大的影响力,而且在文化上也具有较高的修养。巴蜀地域文化的特质,影响着他们的文学创作,形成其文学风格的多样性特征。     

“五四”新文学的空域背景及其文学史意义

在世界甚至宇宙的空域背景中考量“五四”新文学,其学术意义便是突破从时代角度考察文学背景的单一性思路,并可整合文学中的地方色彩、“福斯泰夫式的背景”以及“都市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等文学理论和文学史命题.文学的空域背景与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作品展现的具体场景都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但又有着原则的区别和鲜明的学术界限,它是指文学构思和文学写作中的空间因素和地域因素,承载着并通过不同方式呈现出某种文化、思想乃至政治的内涵.五四新文学的空域背景,就是新文学家在构思乃至文化写作中作为背景起着某种参照、召唤作用的空间和地域因素,这种空间和地域因素往往带着相当浓厚的文化内涵、思想意味乃至政治寓意.     

近代以降中国社会的文学伦理话语权

文学的伦理话语权源于文学对社会伦理教化功能的理论自觉与实践,并随社会的变迁而流变.近代以降,社会动荡下的文学更是充当了倡导社会伦理和人文精神启蒙的重要角色.20世纪的中国文学履行着文化启蒙、政治代言、革命鼓号等功能,经历了“文学革命”、“革命文学”时代变奏而获得了显赫一时的社会伦理话语主导权,但也一度因政治强权和伦理专制而异化、疏离了文学本身.新时期,“新启蒙文学”为时代代言,但旋即在社会大众文化和消费伦理的冲决下走向“死亡”、“失语”.社会转型时期,文学伦理话语权的倡导和回归已然成为当下文学健康发展与社会和谐进步的时代需要.     

“十七年文学”中人文精神缺失及其原因探析

文学是作家、读者和批评家关注人类的存在、思考人的价值和生存意义的精神活动。但“十七年”的文学活动却失去了应有的人文关怀和终极价值。究其原因。“一体化”的时代政治和大一统的传统文化思想所形成的双重合力。将文学活动演变戍一种政治行为。作为文学灵魂的人文精神一步步走向“缺席”。从一个侧面揭示了20世纪中期中国社会精神生活日趋委琐的本相。     

元和体、长庆体与元白体论析

元和体、长庆体、元白体是研究元稹、白居易诗学乃至中唐以后诗学演进必须弄清的基本范畴。在后世诗学视域中,元和体外延要么超出、小于或游离于其原初内涵。长庆体既可指"长庆长篇"七言歌行,也可指其所有的"古体"及七言律诗,还可指元、白浅切平易的诗风。元白体真正作为一个诗学范畴出现时,最初是指元、白创作表现出来的"顺熟"、"浅易"的诗风,后认识趋向多元化。     

论元和君权与政治兴衰

君主的政治态度与宰相的任用得失，乃是元和政治盛衰的关键所在。元和十四年，裴度、崔群被排挤出朝，唐宪宗一改前志，专任权奸皇甫等，构成中唐乃至整个唐王朝的一个重要界碑。从实质上看，这些事件透露出一个极危险的信号，预示着元和之治名存实亡，而唐王朝也失去了历史赐予它的最后一次契机。     

近代诗歌意象与近代文人心态

近代诗歌意象出现了更新气象 ,诗坛新变记录了近代文人的心路历程。这种现象体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转型 :既是诗歌艺术的新发展 ,也是时代思想风貌的深刻反映。“箫”与“剑”的意象组合 ,寄寓着近代文人的新型人格理想 ;“轮船”等科技新事被营造为诗歌意象 ,表现了近代文人的求知热忱 ;“山”与“海”的意象组合 ,体现着开放意识和文化守成 ;“破钵芒鞋”意象则流露着近代文人的迷惘和寻觅。     

五四“人的文学”的历史逻辑与价值承传

五四新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始终伴随对“人”的关注,“人”不仅是五四新文学的核心关切,同时也作为一种精神导向不断参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当代建构。五四“人的文学”作为一种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是一代人的思想共识,也是文学与时代、社会碰撞的精神结晶。五四新文学的创作实绩给予了“人”新的内涵与阐释,同时在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中也实现了与“人”的深层互动。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当代文学继续高扬“人”的传统,延续五四以来对“人”的精神和个性的关注,展现出更为复杂、多元的文学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