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鲁迅“为人生”文学观的基本特征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文学革命,为我国现代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①鲁迅投身于先驱们倡导的这场文学革命,是“抱着十年前的‘启蒙主义’,认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②。于是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发表了“《狂人日记》, 《孔乙己》,《药》等”,“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③。这清楚地说明,他是在“为人生”文学观指导下开始了新文学创作,而其创作又是“为人生”文学观的艺术体现;可以说,鲁迅是从理论主张同创作实践的结合上,探索并解决了新文学如何“为人生”服务这一根本问题。     

“遵命文学”口号提出的背景及其它——兼论鲁迅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

一、“遵命文学”是鲁迅肯定过的文学口号吗? 多年来,在鲁迅研究中,有不少人曾对“遵命文学”津津乐道大做过文章。说鲁迅的小说是“遵命文学”,还称颂鲁迅是提倡写“遵命文学”的第一人。这样“遵命文学”一旦和鲁迅的名字相联系,就变成了“神物”,被宣传得震天响。什么鲁迅因“高歌”“遵命文学”而成了“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正确地公开地自觉地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予以确立的典范。”什么写“遵命文学”是“鲁迅的战斗传统”,而“鲁迅这个传统也就成了‘五四’以来的最可宝贵的传统。”什么这种“‘听将令’的遵命文学”是与“转嫁到鲁迅身上的‘艺术的生命是     

周作人《人的文学》的发表与影响

1918年12月,周作人在《新青年》第5卷第6号上发表的《人的文学》,是新文学理论倡导期的重要论文。它把“那个时代所要提倡的种种文学内容,都包括在一个中心观念里,达个中心观念他叫作‘人的文学’”(胡适语):“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所谓“人的文学”是指用“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而“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即要先“从个人做起’,只有“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才能“讲人道,爱人类”。“人的文学”“又可以分作两项,(一)是正面的,写这理想的生活,或人间上达的可能性”。“理想的生活”即是在物质生活上“各尽人力所及,取人事所需”,在道德生活上以“爱智信勇四事为基本道德”,这是与“忠孝节义”的封     

也谈孔雀东南飞“序”——与张晋发、孙景梅二同志商榷

《孔雀东南飞》(以下简称《孔》诗)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篇重要作品,也是古典文学研究者所经常讨论的篇章之一。前不久,张晋发、孙景梅二同志在《学习与探索》一九七九年第四期上以《孔雀东南飞“序”质疑》(以下简称《质疑》)为题,对《孔》诗序提出了异议。《质疑》的作者说:“此序,古今学者每多误信,我们则认为有问题。盖年代定为‘汉末建安中’,靠不住;地点说成‘庐江府’,有差错;主角称作‘刘氏’,‘焦仲卿’,无根据”。认为这篇序是“基于道听途说,以致造成以讹传讹的后果。”总之,从根本上否定了这篇序。作者声称,为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他们“一反常见,始求甚解。”《质     

学术生活断片

1960年代不知不觉培养了朴素、节制的文体意识。进入新时期以后,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逐步开始寻找在“文学”与“历史”之间建立的内在关联。文学的“外部”与“内部”不再是互相分离的因素,文学也不仅是作家作品,同时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意义生产和传播的整个过程。当代文学史学科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寻求更妥切、有效的学科概念与叙述方式,另一是对原有的概念和叙述方式的清理。前者着眼于寻找更合适概括以取代“当代文学”这一概念,后者则是留住这一概念以真切认知它的历史。我觉得自己有一定条件做后面这项工作,也就是“设法将问题‘放回’到‘历史情境’中去审察”,试图呈现这些核心范畴和叙述方式的内在逻辑,揭示它们如何建构自身,产生怎样的文学形态。     

也谈近代汉语中副词“白”的一种词义及用法

马思周、潘慎在《〈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中的副词“白”》(载《中国语文》1981年第6期)里说:“近代汉语的北方官话(口语)中有一个副词‘白’,大约等于书面语的‘竟’、表示意外的转折。其语法特点是,只用于否定句,修饰‘不’、‘没’,如明人小说‘叫了半日白不答应’。‘他今日不知怎的,白不肯吃酒’。”1989年《中国语文》第5期上发表了胡增盖的《满语bai和早期白话作品“白”的词义研究》,文中也提到了表示“竞、竟然”义的“白”,如《红楼梦》七十回有这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与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的比较认识

多年无声的中国在五四时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激荡。随着社会的动荡及西方文明的输入。中国古老的封建传统文化在“从来如此,便对么?”的审视中受到新的评估与选择。中国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开始了恢复这多年无声的中国的工作。“首先来尝试这工作的是‘五四运动’前一年,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这便掀起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股思潮——文学革命的思潮。 然而时至今日,对掀起这股思潮的两篇重要文章——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以下     

鲁迅论苏联“同路人”文学

鲁迅与苏联“同路人”文学,这是值得认真开发的学术领域.建国以来,我国对于苏联“同路人”文学的研究不多.照笔者看来,有的著述还沿袭了我国的苏联文学研究中某些不大合乎实际的传统观点.一九七九年定稿的中南、西南、西北地区十九院校《外国文学》编写组编写的《外国文学》就这样写道:“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21—1925),由于国内资本主义因素曾暂时活跃,资产阶级文艺派别活动也乘机而起.它们是:基本上由过去的未来派组成的‘列夫派’;贵族资产阶级作家组成的‘谢拉皮翁兄弟’;形式主义者组成的‘构成派’;托洛茨基分子把持的‘山路派’等等,它们提出了种种反对无     

唐诗接受史研究模式与事例的创新——读沈文凡教授《名家讲解唐诗三百首》

沈文凡教授等所著《名家讲解唐诗三百首》是《唐诗三百首》全新的注本。“全新”是指在文学总集注本中有意识地发掘具体某一作品的“接受小史”研究。以文学总集中“诗人创作者为主体的影响史研究”,这是迄今为止学界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接受史研究所未及的,是文学接受史研究的模式与事例的创新。“接受小史”,“是指后代诗人从创作上继承、借鉴三百首中名篇的情况。这是‘名诗’和‘名句’传播和被接受的过程”。模式或事例创新,体现在“作为创作者的接受影响和摹仿借用”。是揭示《唐诗三百首》中的名篇、名句对后代作家的影响史,以及后代作家对《唐诗三百首》中的名篇、名句的“摹仿借用”。本书有两个方面尤其值得注意：一是揭示后代作家“摹仿借用”唐诗名篇的影响史：二是揭示后代作家“摹仿借用”唐诗名句的影响史。     

海明威与象征、象征主义

<正> 一、海明威在两个概念中的位置海明威崛起于欧美象征主义由诗坛而向整个文学领域渗透、扩张的年代,有的研究者将他也视为象征主义作家,认为他应该“与爱伦·坡·霍桑和麦尔维尔列为一类,即描写象征内心世界形象的作家”但不少研究者对此持反对意见,如美国评论家哈里代就说:“在新的文学史里我不愿看到海明威作为‘象征主义’者出现.”并认为他“是二十世纪美国小说里的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在优秀的作品里总是坚定地维护现实主义.”这两种意见,构成了海明威研究中关于象征主义问题的基本分歧.     

“不应该那么写”和“应该怎样写”——中学作文教学探赜索隐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之说,毫无疑义,确实俗话不俗。只是这所进之“门”,必须是不二法门之“门”,学生方能个人“修行”而登堂入室;如果是左道旁门之“门”,学生即使怎样的个人“修行”,而欲登堂入室,也只能是一个心造的幻影。所以鲁迅认为“市场上陈列着的‘小说作法’,‘小说法程’之类”,就是“专掏”有志于创作的青年的“腰包”的,因而主张“多看大作家的作品”“凡是已有定评的大作家,他的作品,全部就说明着‘应该怎样写’,只是读者很不容易看出,也就不能领悟,因为在学习者一方面,是必须知道了‘不应该那么写’,这才会明白原来‘应该这么写’     

论孙健忠创作中的乡土气息和民族特色

<正> 在我国当代中青年作家群中,孙健忠是以乡土作家和民族作家的姿态出现的。作家自己说,我是“从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追求上,开始了自己的创作。我力求在作品中写出那么一点‘湘西味’,那么一点‘山味’和‘野味’。”的确,孙健忠的作品,有一股扑面而来的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民族风味。那么,他作品中的乡土气息和民族特色是怎样形成并表现出来的呢?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对于作家的成长和发展土家族民族文学,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创作,都是有益处的。     

身份焦虑与道德困境 ——论晚清小说中女性的社会规训及其逻辑

如今,文学创作与贞节观问题的研究已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仍有值得探究的空间。《身份焦虑与道德困境——论晚清小说中女性的社会规训及其逻辑》从“‘内外有别’：角色认定与身份焦虑”与“‘贤妻良母’：道德困境与国民生产”等两个层面深入地剖析了在民族国家话语体系的规训之下,晚清存留的传统女性身份观念对于小说女性书写的影响及其逻辑过程;《雅俗文学的重新区隔——1990年代性叙事的文学场》则从雅俗文学重新区隔的视阈出发,详尽地挖掘了1990年代性叙事在政治场逐步淡出而经济场逐渐浸入的文学场之存在状况;《贞节观的泛化与畸变——新世纪小说的一种考察》发掘了新世纪以来小说中贞节观的泛化与畸变,由此考察了作为道德文化现实一种的“羞耻”的沦落及其合法化的确证问题;《20世纪中国留学生文学中的性爱观念考察》则聚焦20世纪的中国留学生文学,并对其中呈现的从反传统的先锋前卫到重个人的趋利世俗、从“性自由”到“性放纵”等“性爱”观念形态进行了细致阐述。     

20世纪中国留学生文学中的性爱观念考察

如今,文学创作与贞节观问题的研究已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仍有值得探究的空间。《身份焦虑与道德困境——论晚清小说中女性的社会规训及其逻辑》从“‘内外有别’：角色认定与身份焦虑”与“‘贤妻良母’：道德困境与国民生产”等两个层面深入地剖析了在民族国家话语体系的规训之下,晚清存留的传统女性身份观念对于小说女性书写的影响及其逻辑过程;《雅俗文学的重新区隔——1990年代性叙事的文学场》则从雅俗文学重新区隔的视阈出发,详尽地挖掘了1990年代性叙事在政治场逐步淡出而经济场逐渐浸入的文学场之存在状况;《贞节观的泛化与畸变——新世纪小说的一种考察》发掘了新世纪以来小说中贞节观的泛化与畸变,由此考察了作为道德文化现实一种的“羞耻”的沦落及其合法化的确证问题;《20世纪中国留学生文学中的性爱观念考察》则聚焦20世纪的中国留学生文学,并对其中呈现的从反传统的先锋前卫到重个人的趋利世俗、从“性自由”到“性放纵”等“性爱”观念形态进行了细致阐述。     

关于“民族文学”——一个备忘的提纲

对国统区文学过程进行宏观分析,清理一下“民族文学”(或“民族主义文学”),应该是必要的。它是文学客观过程的一个侧面。 “古人也早经说过,‘以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所以要剿灭革命文学,还得用文学的武器。作为这武器而出现的,是所谓‘民族文学’。”鲁迅这里谈的是三十年代的“民族文学”,但从这段话也许也可以合理地引出以下结论:革命文学存在,“得天下”者是不会放下剿灭革命文学的文学武器的,“民族文学”因此也将存在。     

论五四时期的中国儿童文学

“‘儿童文学’这名称,始于‘五四’时代.”(茅盾语)波澜壮阔的五四文学革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一翼,它不但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开端.同时也催生了这个文学的独立组成部分——现代儿童文学的萌发出土!所谓五四文学革命、并非是从1919年5月4日这一天开始,而是有一个自身的发展过程,即以1917年初,胡适、陈独秀正式提倡文学革命起,到1921年止.中国儿童文学的真正觉醒与发展,正是始于这一时期.这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的.     

雅俗文学的重新区隔 ——1990年代性叙事的文学场

如今,文学创作与贞节观问题的研究已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仍有值得探究的空间。《身份焦虑与道德困境——论晚清小说中女性的社会规训及其逻辑》从“‘内外有别’：角色认定与身份焦虑”与“‘贤妻良母’：道德困境与国民生产”等两个层面深入地剖析了在民族国家话语体系的规训之下,晚清存留的传统女性身份观念对于小说女性书写的影响及其逻辑过程;《雅俗文学的重新区隔——1990年代性叙事的文学场》则从雅俗文学重新区隔的视阈出发,详尽地挖掘了1990年代性叙事在政治场逐步淡出而经济场逐渐浸入的文学场之存在状况;《贞节观的泛化与畸变——新世纪小说的一种考察》发掘了新世纪以来小说中贞节观的泛化与畸变,由此考察了作为道德文化现实一种的“羞耻”的沦落及其合法化的确证问题;《20世纪中国留学生文学中的性爱观念考察》则聚焦20世纪的中国留学生文学,并对其中呈现的从反传统的先锋前卫到重个人的趋利世俗、从“性自由”到“性放纵”等“性爱”观念形态进行了细致阐述。     

贞节观的泛化与畸变 ——新世纪小说的一种考察

如今,文学创作与贞节观问题的研究已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仍有值得探究的空间。《身份焦虑与道德困境——论晚清小说中女性的社会规训及其逻辑》从“‘内外有别’：角色认定与身份焦虑”与“‘贤妻良母’：道德困境与国民生产”等两个层面深入地剖析了在民族国家话语体系的规训之下,晚清存留的传统女性身份观念对于小说女性书写的影响及其逻辑过程;《雅俗文学的重新区隔——1990年代性叙事的文学场》则从雅俗文学重新区隔的视阈出发,详尽地挖掘了1990年代性叙事在政治场逐步淡出而经济场逐渐浸入的文学场之存在状况;《贞节观的泛化与畸变——新世纪小说的一种考察》发掘了新世纪以来小说中贞节观的泛化与畸变,由此考察了作为道德文化现实一种的“羞耻”的沦落及其合法化的确证问题;《20世纪中国留学生文学中的性爱观念考察》则聚焦20世纪的中国留学生文学,并对其中呈现的从反传统的先锋前卫到重个人的趋利世俗、从“性自由”到“性放纵”等“性爱”观念形态进行了细致阐述。     

文学研究方法综述

文论界沸腾起来了,人们说:“八五年是‘文学研究方法年’,明年将是‘文学观念年’”。文学的研究方法和文学的观念似乎要洗心革面脱胎换骨?何等的有趣,又何等的新奇！ 为什么文学的研究方法的探讨会如此夺目地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再复对此作了几个方面的考察:第一,文学研究方法的变革具有广阔的文化背景,国     

从莎菲到杜晚香——女性文学视界中的丁玲小说

二十年代末,上海某杂志要出版女作家专号,向丁玲约稿,丁玲拒绝道;“我卖稿子,不卖‘女’字。”不管作家的意愿如何,“女性文学”接纳了丁玲的创作。判定作品是否属于“女性文学”,主要看其是否具备女性文学的特征。女性文学的特征绝非阴柔之美等表层形态,主要在于表现“女性意识”的内在底蕴。丁玲“不卖‘女’字”,正曲折流露了她感觉到自己与男性的性别差异而企图与男性作家一道驰骋于文坛的愿望,这正是女性争平等、争人格、争自主的意识的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