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直接选举的制约因素

在选举制度曲折的进化过程中,直接选举,一种国家公职人员通过选民直接投票而产生的选举方式,仰赖其在体现民主方面的天然优势,备受推崇。但直接选举的制约因素很多,推进直接选举的进程,需要全面、均衡的准备。     

论我国人大代表直接选举中程序的完善

随着公民民主意识的提高,对于选举权的行使更加关注。文章从人大代表直接选举中选举组织的成立、代表候选人的提名、候选人介绍、选民登记、选区划分和选举监督等方面的程序改革入手,提出了对人大代表选举制度完善的建议。     

美国大选 我们可以借鉴什么

美国与中国社会制度不同,选举制度也差别甚大,但就选举的共性而言,还是有一些可以借鉴的经验。 关于选民自愿登记制。美国大选中各州都实行选民自愿登记制,经动员,不愿参加投票的选民也可以自愿放弃选举权。在我国的城市居民委员会选举中,由于不少选民与社区的利益关系以及社会联系较少,对社区的关切度不高,动员多数选民参加选举,要么难以做到,要么经动员到场的一些选民抱着走形式的心理来投票而使投票质量不高。如果实行选民登记制,有参与愿望的人参加投票,不愿意参与的人可以自动放弃投票权。表面上参与的人可能少了,但是否可以提高选举质…     

委托投票、半竞争性选举与基层弱民主化治理——以C县上付村六届(1999-2014年)村委会选举为例

在当前我国农村选举中,委托投票、半竞争性选举与基层弱民主化治理存在紧密关系。通过典型案例分析发现:由于乡镇对选举结果控制逐渐弱化及村民参与选举积极性的提高,村委会选举的竞争性有所增强,但又因农民流动性的增强,导致了委托投票现象普遍,从而改变了村委会选举的逻辑,使之呈现出一种半竞争性选举的态势。此举虽然有助于促进中国基层的民主化治理,但它在推动选民参与的广泛性、平等性以及保护性等方面仍然比较弱。因而,半竞争性选举对应的是一种弱民主化治理。竞争性选举才是中国基层民主化治理的应然选择,也是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     

论村委会选举中候选人的自荐提名模式——以江西浩源村村委会为视角

候选人的自荐提名模式具有提高候选人参选的主动性、简化选举程序、提升选民投票热情和选票质量等优点，能在一定程度上修复海选提名模式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浩源村的试点展现了自荐提名模式的优势，且该模式并未妨碍选民的直接提名权，有必要在更多的地区逐步推广。但在今后的实践中需注意：自荐人的资格只宜设置引导性条件．自荐人资料的公开要经本人同意，自荐人过多时应通过全体选民预选确定正式候选人。     

隐喻表征的模因特性新探

新中国选举制度的确立,以1953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颁布为标志。从研究新中国第一次全民普选入手,是深化对这一制度认识的一个途径。照顾少数民族选举权,规定中共党组织、民主党派、选民或代表的联合提名权以及选区划分、选民登记、代表候选人提名、投票与计票制度等选举运作程序与环节的规定,基本上为1954年宪法所确认,而且大都沿用至今。1953年选举法及其实施为新中国选举制度的确立及发展创造了初步的历史经验,无疑对于今天的选举实践,尤其是整个国家基层民主建设提供了借鉴意义。     

从代表选举看人大公信力的提升

人大代表的选举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运作的基础.人大代表选举的实践体现了人民代表大会的公信力.普遍平等的选举、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相结合、无记名差额选举等选举方式为人民代表大会赢得了公信力.但是,直接选举层级低,间接选举层次多,选举的竞争性、选择性不强,代表与选民关系不够密切,个别代表素质较低等选举中存在的诸多瑕疵影响了人民代表大会的公信力.必须把完善人大代表选举当作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来推进,从而进一步提升人大的公信力.     

居委会组织法直面民主听证会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换居民委员会成员。”“政府及其有关部门需要委托居委会承办的事项，应提供必要的经费和条件。”“选举居民委员会应当召开选举大会，由全体有选举权的居民．户的代表或居民小组选出的代表过半数投票，选举有效。”     

从“四分之一选举权”看我国人大选举制度的改革

我国选举制度中存在的"四分之一选举权"问题,是一种明显的不平等待遇,亟待进行相应的制度变革.具体的解决方案包括"选举权平等""直接选举""科学划分选区"和"人大代表职业化"等.     

伊朗伊斯兰革命后30年间的选举政治

选举政治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后30年间成为常态,具有史无前例的多元性、竞争性和民众参与性。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选举政治表现为政治派系之间的权力角逐,而派系政治尽管并非政党政治,毕竟包含政党政治的若干元素,代表不同的政治倾向和施政理念,在选举政治的框架内成为民众表达诉求和实现参与的政治平台;争夺选票无疑是不同政治派系角逐政坛的首要方式,而民众参与决定着不同政治派系之间的力量对比和政治天平的历史走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生态包含宗教与世俗的双重元素,民众选举具有鲜明的世俗色彩,承载着共和制基础上的世俗政治实践;不同政治派系的竞选纲领大都内含着诸多的世俗元素,折射出常态化选举政治的世俗倾向。由于宪法规定之安拉主权与民众主权的双重法理原则,非民选机构与民选机构的长期并存,加之宪法监护委员会作为非民选机构对于选举政治的干预和影响,选举政治无疑存在诸多局限。然而,选举政治并非徒具虚名和流于形式,选举结果具有非操纵性和非确定性,不同政治派系在政坛的消长取决于民众的选票和选民的意志,而选民的投票意向无疑是决定选举结果的根本因素。     

合作金融组织社员投票权制度设计

合作金融组织不仅是一种富有效率的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金融服务的制度安排,而且是一个培养民主精神和民主技巧的宪政载体。而合作金融组织的民主机制集中体现在社员享有的投票权上。社员投票权制度设计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社员享有投票权的数量、行使投票权的机构和方式。现代合作金融组织在坚持一人一票的基础上,为积极参与合作社交易或者作出贡献的社员提供附加表决权。另外,社员大会成为社员行使投票权的首要选择,并可以社员大会分别召开或者引入电子投票作为有益的补充。同时,社员通过代理方式行使投票权应当受到严格的限制。     

论依法维护海外华侨的选举权

华侨在中国历史上始终是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权益保护法》有利于依法维护海外华侨参政议政的权利,而华侨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属于基本的政治权利。应在构建海外华侨选民信息库的基础上,划分若干海外选区,按华侨人口基数编制华侨人大代表和政协代表的名额,由驻外使馆的政法参赞负责对海外华侨代表候选人的身份进行确认及政审。改革并完善现行的华侨选举体制,符合中国的国家安全与利益。     

微信投票乱局与治道变革

微信投票作为新生事物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诸多问题,结合现实案例,对微信投票的产生发展过程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微信投票具有“三赢”特质,在商家、参赛者以及投票者的三方促进下,从无到有,获得了迅速发展,但由于缺乏有效管控,在“制度之过”和“文化之错”的合力作用下,微信投票在实践中各种低质量投票、虚假投票以及网络欺诈比比皆是;建立在人情交往基础上的拉票活动,裹挟了社会公众的正常生活,让大家闻“投”变色;建立在金钱交易基础上的刷票活动,不仅破坏了社会风气,还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构成梗阻;应该从制度层面对微信投票的乱局进行规制,健全管理体制和网络监督体系,对投票活动从发起到结束都进行全面监督;努力改变商家、参赛者和投票者的思想观念,让商家致力于把微信投票打造成高品质的营销渠道,对参赛者进行科学引导,准确理解“人生出彩”的时代意蕴,不以投票来培养孩子的虚荣心,让投票者及社会公众学会多种人情表达方式,对不合理的拉票坚决说“不”,培养社会良好的微信投票风气,让微信投票发挥推动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正面作用。     

公共品供给满意度对村民选举参与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退出-呼吁”理论的新视角

公共品供给不仅与村民收入及农村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也与农村基层治理水平有着密切关系。对中国“十县百村”1 981位村民的调查分析表明：（1）村民会出于对村级公共品的需求而参与选举,反之,退出的概率就会显著增加;（2）不同村民对村集体提供的公共品存在不同的潜在需求,因此也会采取不同的选举行为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3）个人收入来源、受教育水平、村庄规模对村民参与选举的行为有显著影响,但不同组别之间的影响有所不同。     

20世纪20-30年代德国大选新探

在魏玛共和国后期的几次国会大选中,希特勒和纳粹党通过欺骗宣传赢得了胜利,而在支持纳粹党的德国选民中,女性选民占有很大比例,她们的选票对于纳粹党“竞选成功”发挥了重大作用。德国妇女主要是在经济危机爆发后才支持纳粹党的,这一突发性的支持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其结果也是灾难性的。     

从“五都”选举结果看国民党改革的成败得失

2010年底台湾举行＂五都＂选举,从选举结果看国民党改革,可谓成败皆俱。国民党能稳住三席,得益于其改革策略调整、党政关系重塑、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和纾解民怨的努力,尤其是开放的两岸政策。然而,国民党党务改革及其施政绩效,与外界期待存在鲜明落差,其对地方派系改革手法和精简、调整人事等的粗糙做法,效应负面,削弱了基层动员能力,是国民党选票快速流失的重要因素,也使得＂五都＂选举呈现＂席次稳定选票流失＂的吊诡现象。     

当前农村村委会选举情况透析--以浙中某村为样本的调查和分析

总体而言,当前的村委会选举基本步入法律化、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轨道,一个自由、公平、规范的村委会选举制度正逐步成型。以浙中某村为样本的实证分析显示,村委会选举的提名过程呈现出明显的民主化趋势,尤为体现在初步候选人的提名和确定上,党支部或上级领导较少对选举提名指定;村委会选举逐步程序化和制度化,一系列规范的选举方法得到采用;村委会主任及村委会委员基本为差额选举,选举大多实行了公开计票,并在选举时设立了秘密写票处;村民参与选举活动的程度较高,其在村委会选举中的基础性地位得到体现;拉票现象普遍存在,且多采用给予物质利益的方式;村委会选举得到了选民的高度评价,村委会选举的理念正在深入人心。     

村民选举存在的法律问题及对策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有八亿多公民在农村,村民选举关系着我国的政治发展进程。村民选举是村民享有的一项政治权利,但实践中村民选举存在很多问题,有许多现实案例,不仅侵犯了我国村民这项基本的民主政治权利,而且大大阻碍了我国政治发展的进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有关村民选举的条款过于原则和抽象。为此,必须完善村委会选举制度,制定《村委会选举法》,保障村民选举权的实现。     

论选举权利平等

选举权利,是指公民在国家代议机关组成人员和其他公职人员选举中选举他人和被他人选举的权利,由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两部分构成,是公民最基本的政治权利。选举权利平等,是指公民在选举中依照合理法律的规定受到平等的对待,也就是在合理法律面前,条件相同的公民享有相同的选举权利,它包括资格平等和价值平等两方面的内容。选举权利平等是一种阶梯式的分层次的平等;是一种存在着合理差别的相对平等;是一种群体平等和个体平等相结合的平等;是一种机会平等。选举权利平等,是政治平等的一项主要内容,也是选举的民主性和政治文明的重要体现。保障选举权利平等的基本要求是:合理的法律制度、严格执行法律、完善的救济和裁判机制、平等的经费保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