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洞对贾岛诗风的扬弃及其诗史意义

在诗歌题材上,李洞发扬了贾岛善于吟苦与悟道的诗歌传统。在诗歌艺术技巧上,李洞延续了贾岛师法杜甫,将杜诗技巧移入五律。在意境营造上,李洞沿袭贾岛善取幽寂清雅的意象以营造幽微纡曲、深情绵邈之境。李洞顺应诗歌发展规律,通过对贾岛诗风的扬弃,完成了自我诗风的建构。立意上,李洞的诗歌较贾岛更新警;语言上,较贾岛更奇峭精切;风格上,李洞在贾岛“清新典雅”的基础上新创“玄远幽微”一格。李洞对贾岛诗风的扬弃为晚唐苦吟诗风注入了新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为后续大家的创作积累的经验,具有重要的诗史意义。     

李绅诗歌综论

李绅是中唐著名诗人,对李绅诗风的评价,向来是把他归入与元白同路的通俗化诗派.这并不符合李绅诗歌创作的全部实际,他的诗歌有一个由通俗到典雅的逐渐雅化的过程.李绅早期确属通俗诗派,这一方面是由于与元白的密切交往对他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他所擅长的乐府歌行原有通俗化的传统.李绅后期诗歌虽有通俗之作,但主要倾向却是典雅.这体现在思想感情、诗体转变、诗歌语言等方面.导致李绅诗雅化的原因,主要是思想情趣的变化,社会地位的提高以及当时诗坛风尚的影响.     

试论陶渊明诗歌语言与魏晋诗风之关系

关于陶渊明诗歌的语言特色,历来论者虽多,观点却大致统一,基本都认可其诗纯真自然、平淡清新、明白如话、质朴率真。在当时"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字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的文坛上,陶诗确实别开生面,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但要说陶诗的语言和当时诗歌崇尚骈俪和追求辞藻华美的风气相对立,倒也言之偏颇。因为陶诗的语言风格是在当时玄言诗流行的环境中形成的,而玄言诗其实并不崇尚骈俪辞藻。而与陶渊明基本同时的著名诗人谢灵运、颜延年等的确崇尚骈俪,喜欢堆砌辞藻,但他们俩毕竟是挺有名的晚辈,创作活动主要是在刘宋初年的元嘉时期。而陶渊明的诗风在晋代已经形成,他在创作上是不可能有意识地和颜延年、谢灵运相对立的。     

李白诗歌中的“一片奇气”的学理探析——兼论李白之奇与岑参、韩愈的异同

李白的诗歌个性十分鲜明,其突出特点可用"李白气"来概括,"李白气"的能指即清末评论家吴汝纶所说的"一片奇气"[1]。"一片奇气"在李白诗歌有三个表现层次:言奇、象奇、思奇。李白、岑参、韩愈三人的诗歌都具有"尚奇"的共同特征。但比较而言:岑参之奇,意在外物,奇在风光;李白之奇,意在情感,奇在心志;韩愈之奇,融进人力,奇崛险怪;李白之奇,得之天然,风神潇洒。这正是李白之奇的独特之处。     

中国大地哺育的俄罗斯诗人:瓦列里·彼列列申

:瓦列里·彼列列申是旅居哈尔滨的著名俄侨诗人 ,远东俄侨文学的杰出代表。他在侨居国外的几十年时间里创作了大量的诗歌 ,出版了多部诗集 ,在世界诗坛上享有盛誉。彼列列申的诗歌表达了流亡俄侨诗人的思想情绪 ,反映了他们的悲哀和痛苦心态。光明与黑暗、绝望与信仰、自我谴责与祈求神灵之间的矛盾是贯穿他的诗歌的基本主题。彼列列申在艺术上继承了俄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 ,还受到阿克梅派的一定影响。他在中国的许多诗作都是中俄文化融合的成果     

论诗人庄涌及其诗作的特性

庄涌是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中国诗坛的一颗闪耀之星,曾以"抗战诗人"名震全国.他是"七月诗派"著名诗人之一,诗歌曾结集两册问世.诗人庄涌才华横溢,他本人及其诗作具有独特个性,其诗歌的价值值得被重新认识及发掘.     

贾岛五律与佛教戒律的类比之误:以宇文所安的晚唐诗研究为例

贾岛诗歌与佛教关系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贾岛诗歌内容及艺术特色的视角,宇文所安<晚唐诗>从形式上发现贾岛五律的创作与释子持守佛教戒律的联系,无疑为此研究提供了新颖见解.只是将五律诗律与佛教戒律的类比放入同时代诗歌语境和贾岛诗歌实践来考察,存在诸多可疑之处,仍有待更多的证据和论证.     

诗学典范的选择与宋调的发轫——论天圣至嘉祐的诗学沿革

北宋文人的诗学典范经历着不断的选择和不断的否定,诗学理念与审美追求也经历着不断的兼容、会通、修正、转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矫枉过正。天圣至嘉祐诗坛以韩愈和杜甫为诗学典范,又批判地继承了西昆体诗歌,吸取了其"尚学""尚雅"之诗学观以及一些诗歌特质,并用古体诗的"气格"及"以文为诗"的方式加以矫正。天圣至嘉祐诗坛对于诗学典范的选择及其诗学沿革,与宋代诗学"尚意""尚健"诗学审美观的形成,与北宋诗歌题材、文体、艺术、语言的革新以及宋调的发轫都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杨万里写景咏物诗的艺术开拓

杨万里的写景咏物诗占了其现存诗歌很大比例,他以独特的艺术手法,开拓了写景咏物诗的新境界,对后世诗坛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主要艺术开拓表现为：用诗化心态体物察人,用细腻笔触写景咏物,用组接艺术创造意境,用通俗语言抒发情感。     

西部诗歌创作的新变——沈苇、杨梓诗歌阅读印象

20世纪80年代前期,西部"新边塞诗群"以其强劲的冲力雄起于新时期诗坛,其豪放激越、粗犷强悍的"新边塞"诗风给新时期诗坛灌注了一种全新的活力,也引领了人们热烈的目光.一时间,周涛、杨牧、昌耀、章德益等诗人的名字频频醒目于不少文学报刊,一度领尽风骚.但当"新边塞诗群"画上它辉煌的句号,西部似乎又复原了它往昔的沉寂.还好,这种沉寂不算太久!继起的西部第三代诗人(这里的所谓西部第三代诗人并非一个诗歌流派和诗歌群落的概念,而是一种代际指称.是对继"新边塞派"之后,成名于20世纪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的西部诗歌创作新人的总括)复又打破了这种沉寂.沈苇、杨梓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和有代表性的诗人.     

宋代时节诗的生态感悟与物理言说

在理学兴盛的思想背景下,宋代文人士大夫喜言理,这一点在时节吟咏之诗中有着鲜明的表现。他们感物色之动而发于诗歌创作,热情吟咏春季的蓬勃生机,并在意象营造的基础上融入哲理的意味,叹造化之奇,究天地之理。这类诗歌既讲求形象性,又能体现作者深厚的哲学修养和理性探寻的精神,在诗坛上呈现出别样的艺术风貌。     

外来诗歌的翻译与中国新诗的发生

中国现代新诗是在外国诗歌影响下发生、发展的,外国诗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直接作用于新诗创作的,而是经由翻译这一中介影响中国诗坛。诗歌翻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精神生产活动,误读是其固有特点,以至不少诗人、学者从译诗难以保留原语诗歌情感、意蕴立场出发,坚信诗歌是无法翻译的。严格意义上讲,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但是,自19世纪中后期开始,翻译诗歌却大量出现于中国诗坛。因此,积极的态度应该是认真地审视、研究那些大量存在的译诗,挖掘它们与中国新诗之间的复杂关系。事实上,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关系源远流长,二者相互渗透,相互哺育,共同构成了20世纪中国诗坛的壮丽景象,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一现象不够重视,少有全面、深入的研究成果。本期刊发的这组笔谈,从不同角度对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关系作了深入探讨,期望能为中国现代新诗研究贡献智慧。     

卞之琳的翻译与诗歌创作关系

中国现代新诗是在外国诗歌影响下发生、发展的,外国诗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直接作用于新诗创作的,而是经由翻译这一中介影响中国诗坛。诗歌翻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精神生产活动,误读是其固有特点,以至不少诗人、学者从译诗难以保留原语诗歌情感、意蕴立场出发,坚信诗歌是无法翻译的。严格意义上讲,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但是,自19世纪中后期开始,翻译诗歌却大量出现于中国诗坛。因此,积极的态度应该是认真地审视、研究那些大量存在的译诗,挖掘它们与中国新诗之间的复杂关系。事实上,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关系源远流长,二者相互渗透,相互哺育,共同构成了20世纪中国诗坛的壮丽景象,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一现象不够重视,少有全面、深入的研究成果。本期刊发的这组笔谈,从不同角度对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关系作了深入探讨,期望能为中国现代新诗研究贡献智慧。     

互文性视野下现代派诗歌翻译与诗歌创作

中国现代新诗是在外国诗歌影响下发生、发展的,外国诗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直接作用于新诗创作的,而是经由翻译这一中介影响中国诗坛。诗歌翻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精神生产活动,误读是其固有特点,以至不少诗人、学者从译诗难以保留原语诗歌情感、意蕴立场出发,坚信诗歌是无法翻译的。严格意义上讲,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但是,自19世纪中后期开始,翻译诗歌却大量出现于中国诗坛。因此,积极的态度应该是认真地审视、研究那些大量存在的译诗,挖掘它们与中国新诗之间的复杂关系。事实上,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关系源远流长,二者相互渗透,相互哺育,共同构成了20世纪中国诗坛的壮丽景象,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一现象不够重视,少有全面、深入的研究成果。本期刊发的这组笔谈,从不同角度对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关系作了深入探讨,期望能为中国现代新诗研究贡献智慧。     

论常建诗歌的艺术美

常建的诗歌,既有"琴心"--温馨而又诚挚的情感,又有"剑气"--刚健而又犀利的理趣.而他的心性中最主要的就是"空",其影响深远的山水诗深僻幽寒,多孤高杳渺的隐逸风调,往往流露出灵慧秀雅和空寂幽静的情怀.他的诗歌,具有特殊的艺术美.     

《新青年》“新诗歌”专辑研究

基于东北沦陷前期诗歌生产的颓势,《新青年》诗歌编辑于1938年刊出"新诗特辑",初显了其为振兴东北诗坛做出的努力,可称为"新诗歌"专辑的前征象。《新青年》附刊"新诗歌"专辑的出版,是东北沦陷区期刊诗歌编辑挽救新诗的一次重要行动,也是东北现代诗歌历史的一个独特现象,具有重要的文献意义和研究价值。"新诗歌"专辑显示了以知名诗人金音领衔的阵容可观的诗人群体,诗作呈现出以个体生命的体验表达对社会、人生、理想的认知和贴近现实的书写与抒情等特征,显示出中国古代诗歌与西方现代诗歌的双重影响,诗人对现代诗歌与古代诗歌创作格调的双重选择与探索。     

陶渊明隐逸的精神史意义

陶渊明作为精神偶像树立于诗坛,纯粹是靠文学实现的.而他的作品后来被遵尊为一种风格典范,则是依赖其作品的精神史内涵.陶渊明的经典化过程,包含着一个很耐人寻味的过程,作为其文学之标签的"隐逸"在后世的接受也呈现为多样的内涵,尤其是到明清两代,已被注入特殊的积极意义.与隐逸原初的意义有很大的不同.     

论苏轼诗歌的理趣美

"尚理"和"以议论为诗"是苏轼诗歌最显著的特点,也常作为苏诗的代表性缺陷而被批判。其实苏诗并非纯粹"以议论为诗",而是充满"理趣美",是高度凝练、高度结晶的情感与哲理、形象结合的表现,它符合诗歌的美学特征。理趣诗的产生是诗歌内在发展的要求,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苏轼丰富的才学、坎坷的人生经历,使他完成了宋代诗风的根本转变。     

论陶渊明对“宋初三体”诗创作的影响

历来论者言及陶渊明在宋代的影响,多以梅尧臣始。然细察史料可知:梅尧臣前的宋初六十年,以"宋初三体"为代表之文人,就已开始接受陶渊明之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宋初三体"对陶渊明诗风和人格的不同解读,使宋初诗坛呈现丰富多彩的面貌,这为宋代乃至宋代以后的各朝诗歌稳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体而言:白体诗师法陶渊明之吏隐态度,提倡知足保和、洁身自高的"中隐"态度,在诗作中表现为言行不一;晚唐体学习其洁身自好、情趣高雅的隐士之风,以不恋尘俗的隐士形象追求"小隐"的境界,使心灵与行为合一;西昆体对陶渊明的偶尔标举,主要是一种附庸风雅,其欲兼得仕禄与隐名之投机心态,可称之为"大隐"。     

论《诗经》四、八句体例之特点及影响

通过对《诗经》文本的研究,可以看出四句、八句体例在《诗经》中所占比例极高,藉此结合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分析当时之社会政治、宗教祭祀、音乐习惯等诸方面,便可追溯四、八句所产生之原因,探寻其句式章法之特点,可知《诗经》中体例基本是以四句为正体、八句为次体之形式,这种句式规范对后世诗歌体制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直接规定了律诗绝句的体例范式。因此,《诗经》四、八句体例可谓后世诗歌章法句式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