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道德信仰的发生机制

道德信仰的发生机制至少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即:需要的体认机制;伦理义务的内化机制;道德心理的整合机制.需要的体认机制涉及到人性、人生的价值、人的使命等问题,它是道德信仰形成的主体基础;伦理义务的内化机制涉及到人的社会伦理关系、社会规定性和制约性、社会价值、社会道德规范及其教化等问题,它是道德信仰形成的客观条件;道德心理的整合机制涉及到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人格等问题,它是道德信仰形成的主客观方面的动态的统一.     

康德的道德哲学及其评价——以“义务和道德法则的普遍理念”为视角

以"义务和道德法则的普遍理念"为视角阐明康德的道德哲学是可以从康德的原著中直接把握到的基本线索;从试图应对现代性问题出发,借助对"义务和道德法则的普遍理念"的阐明,康德建构了一套关涉"目的论"和"自由"的道德学说;这一学说有其重大的理论意义,但也有其基本的理论限度;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和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则为我们认清这一限度提供了巨大的理论价值,也为我们审视当下社会文化的基本状况和建构合理的新的生活方式起到了重大的指导作用。     

论传统形而上学的歧义

传统形而上学至少有两个重大歧义:一个涉及到对于形而上学对象(实体)性质的理解,它牵涉到柏拉图路线与亚里士多德路线的区分；另一个涉及到对于形而上学对象(实体)数量的理解,它牵涉到存在论与理性神学、理性宇宙论、理性心理学的区分。我们把前一种区分称之为典型形而上学与离异形而上学的区分,认为通过厘清这种区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形而上学作为“第一科学”(或曰“科学的科学”)的命运以及形而上学内部不同性质的学说在这一命运中所起的不同作用；我们把后一种区分称之为一般形而上学与下属形而上学的区分,认为通过厘清这种区分有助于消除形而上学内部不同学说在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上的种种混乱,从而更为准确地理解“形而上学”这一学科。     

论康德道德哲学中的自律与义务概念

自律和义务是康德道德哲学中的两个核心概念。通过自律概念,康德一方面批判了受控于自身欲望的非理性行为,强调了理性在道德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拒斥了那种出于外在权威和规范的他律,强调道德本质上是一种自律行为,道德法则是理性的自我立法,道德的根据既不在于自然情感的倾向也不在于外在权威的约束。而义务概念凸显了人作为有限的存在者自身的二重性,真正有德性的人不仅是有理性的、自我立法的人,更是能够在理性与欲望的冲突中坚持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尽到自己义务的人。     

尼采的道德概念——《曙光》前言的一种读解

尼采认为,柏拉图以来的哲学家们都在道德的引诱下构建形而上学体系,他们看似追求真理,事实上“雄伟的道德建筑”才是其真正的关切.道德是哲学家的喀尔刻,是形而上学的真正基础.尼采把自己的道德批判喻为挖掘地基.不过,他的道德概念所指涉的并非社会生活中具体的规范,而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世界解释,一种整全的视角;相应地,他的道德批判所针对的并非人类生活中的道德虚伪,而是道德的真理性.在尼采看来,自然和生命是非道德的,作为“有良知的人”,他要抗拒道德的诱惑,持守这种现实主义,并批判形而上学的“理想主义”.     

康德的德行概念并非自制——基于《道德形而上学》“德行论导论”的论证

关于康德的德行概念与亚里士多德的自制概念的关系大体上有三种观点：德行只能算作自制;德行不只是自制;德行可以理解为自制。通过对《道德形而上学》“德行论导论”的疏解可知,两者存在明显差异。目的学说方面,德行以定言令式为根据,以自己的完善和他人的幸福为质料,以普遍法则为至上原则;自制以最高善为根据,以幸福为质料,以正确的逻各斯为原则。意向学说方面,康德认为人有对义务概念的易感性的主观条件,且德行是承担义务的唯一能力,但德行义务不止一种,相关于法则,具有先验性;亚氏认为,人可以出于意愿去行为,但德行只有一种,相关于中道,可从经验中学习。康德认为,人对德行的拥有不是义务而是目的,仿佛是德行拥有人;亚氏认为,应当通过克服不自制来拥有自制;德行要求驯服自己的激情,驾驭自己的情欲,自制则要求抑制感官欲望,控制自然需求和痛苦。方法论方面,德行不能靠习惯养成,要以问答法进行理论练习,以修行法进行实践练习;自制则要求掌握真正的知识,学会明智,要在习惯中养成,在实践中完善。因此,德行并非自制。     

康德法权概念及其现代意义

本文认为，康德的法权概念未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理解。只有遵循康德哲学的体系构造， 才能准确把握其法权概念的性质和作用，进而恰如其分地评判康德法权论形而上学的意义和价值。静 态地看，法权概念是法权论形而上学知识的基础和来源。动态地看，法权概念的阐明进程就是法权论 形而上学的构建过程。康德的法权概念是受道德形而上学体系严格限定的，任何偏离此种限定对法权 概念的评判与运用都是没有根据的。在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中，以自由实践和道德义务为要旨的康德 式的法权概念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义务论与德性论的视界交融——一种康德式的德性论

虽然在1797年的《道德形而上学》中,康德明确地将其伦理学称为德性学说(Tugendlehre),但作为一种典范性的义务学说,康德伦理学一直是当代德性论学者批判的靶的。本文认为这一批判主要基于德性与义务之间的人为对立,并进一步显明康德的德性学说纳入了德性论的主要结构性要素,因而不能被视为一种勉强嫁接于义务学说的德性理论。本文也指出康德的德性论开启了一种不同于古典德性论及其当代变式的德性论样态,并解释了两者差异的深层原因。文章并不只是对康德德性论的纯然辩护,而是希望通过展示一种与现代精神风尚更具契合性的康德式的德性论来显明义务论与德性论之间视界交融的可能性。     

马克思道德观基础新论——精神和肉体关系视角下的马克思“道德论”与“反道德论”

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英美学者就马克思思想中的道德问题提出所谓的马克思的“非道德论”甚至“反道德论”。这一肇始于马克思的文本现象并不能说明马克思思想与道德无涉。马克思是从精神和肉体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角度重新思考理性,并把辩证理性作为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从马克思对功利主义和义务论两种思想的批判中可知,我们既不能认为肉体和精神完全一致,也不能将其完全对立,而必须在精神和肉体的对立统一中理解道德。马克思的道德形而上学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确立起来的,而这个道德形而上学又被融合到历史唯物主义之中。马克思从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上批判了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制度。     

康德实践哲学中的法和伦理

本文是曼弗雷德·鲍姆(Manfred Baum)教授2008年10月3日在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所作讲演的译稿.文中对康德<道德形而上学>一书划分成"法权论"和"德行论"的来由、理论根据和基础进行了分析,认为康德摧毁了传统的自然法学说,而把法权和德行全都建立在人的自由之上,视为人的义务的内外两方面.同样作为定言命令,康德的法权原则是分析命题,德行原则是综合命题,前者对人的目的不作要求,后者则要求人把人格和人性当作目的.但法权毕竟要以道德为前提和评价标准,而道德本身的评价标准则是从外部合法性向内部行动"转移"而来的,这是一个矛盾.     

普遍性原则与自由原则：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理念探源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来源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问题。一般认为,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有两个来源：一是休谟;二是卢梭。康德在对休谟的“因果大原理”分析与批判的基础上明确区分了“自然”与“自由”,从而为“道德”提供“地盘”;卢梭社会契约论展现出来的“普遍性原则”和“自由原则”促成了康德对先验纯粹的“道德法则”与“意志自律”原则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建构。除了休谟和卢梭,莱布尼茨也是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重要来源,其理性灵魂单子的“自发性”与“自决性”思想开启了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自由”理论---“先验自由”与“实践的自由”。     

牟宗三道德形而上学的特征——兼与康德比较

牟宗三建立的道德形而上学主要具有四个方面的特征：提出“知体明觉开知性”命题而指出道德主体“必需”转为知性主体;运用“一心开二门”的间架而确立无限智心并强调道德的进路;强调人与神沟通无极限而连接现象世界与价值世界;明确道德形而上学既是“圆善”又是“圆教”而呈现“德福一致”的可能。分析其道德形而上学的特征,可以看出他对康德的“超越”,并在理论上回答了“两层存有论”如何统一的问题。     

叔本华的形而上学与柏拉图的理念

叔本华的形而上学对柏拉图的理念的利用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一方面,柏拉图的理念对于叔本华构建其形而上学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叔本华对于理念的使用又与柏拉图有着重要的区别。叔本华借助理念所确立的意志形而上学是对柏拉图主义的一种背离。这导致其后尼采等人进一步颠覆了柏拉图主义的形而上学传统即所谓形而上学的终结。     

简论公序良俗

公序良俗的本质是伦理化规则的延伸 ,它是民法的一大基本原则。但由于各种原因 ,公序良俗一直未能在我国民法中获得应有的理解和承认 ,制约了我国民法的发展。充分认识公序良俗的本质、法律功能及它在民法中的确立问题 ,有利于民法原则的体系性整合 ,有利于民法适应的地方化 ,有利于民法与国际私法统一 ,有利于社会资本的培养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为“形而上学”辩护——“形而上学”在中国现代文化重建过程中的意义考察

由于科学主义盛行 ,现在世界上存在着广泛的贬低哲学存在价值的反“形而上学”潮流。在我国表现更甚 ,将“形而上学”看做是与“辩证法”对立的认识路线而采取断然否定的态度 ,其结果阻碍了我国社会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有序、平稳过渡和转型 ,造成文化的建设和发展远远落后于经济的建设和发展的不良局面。实际上 ,“形而上学”对事物本质的形上探索 ,正是哲学的重要任务和份内工作。人类离不开信仰 ,而要科学地信仰就离不开“形而上学”。目前 ,对“形而上学”的彰显至少具有两方面的意义 :一是填补传统文化形上关怀缺失的真空进而为文化重建奠基 ;二是弥补传统文化思维方式的缺陷 ,孕育和养成现代科学的思维方式。江泽民同志“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讲话 ,可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而纠正以往对“形而上学”的偏颇认识 ,才能使我们对哲学有更深和更全面的理解 ,进而发挥哲学在文化建设过程中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金岳霖“共相的关联”理论研究

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过程中,重视和建构形而上学体系是其重要的特征。针对休谟问题对归纳原则的解构以及导致形上学的虚无状态,金岳霖在形而上学的地位和意义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形而上学命题,并且在《论道》中利用共相的关联理论,重新建立了逻辑的形上学,同时也为普遍的科学知识的基础提供了保证。     

海德格尔的“无”之思

海德格尔针对世界的精神危机提出超越存在者整体的"无",作为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无"与"有"存在着亲密的区分,但只能基于"有"而超入"无"。"无"与此在相联,作为澄明的存在,是一种超越、始源、自由的境界。     

“以美通善”与“美善合一”——康德与牟宗三审美地位说比较

康德与牟宗三的美学思想都具有明显的道德意识,但康德道德论的核心概念"自由意志"带有显著的公设性,使得美不必依附于善而成为沟通自然与自由二界的桥梁,随着美的"独立性"在三大批判中的凸显和强调,美最终被定位为"以美通善"的媒介。牟宗三道德形而上学的核心概念"良知"是"体用不二"的本体,有着显著的呈现性,美也被纳入到"道德良知"的世界中而丧失了独立性,美在道德光辉的映衬下最终呈现为"美善合一"的样态。     

“主客相分”与“天人合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型的哲学反思

从科学与技术哲学现代性的话语中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可以看到，对现代性缺失的中国传统文化，必须在思维方式上实现“天人合一”到“主客相分”的转换；在本体论上，重构具有现代特质的概念形而上学，这样才有可能实现自身的现代性转型。     

"天人合一"观念思维模式的现代思考

“天人合一”观念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出发点和核心，贯穿于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始终，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合-分-合”的思维模式。“天人合一”观念所蕴涵的“合-分-合”的思维模式，注重人与自然、天性与德性、身心与天道的区别与联系，倡导人与自然、人与人、人的自身内外的和谐、协调发展，对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