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治理:志愿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分析——以衡阳市为例

志愿组织是推动城市社区多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政主导下的社会治理体系中,作为民间社会力量代表的志愿组织,与政府和基层社区的均衡互动关系是其有效、有序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前提。衡阳市志愿组织在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充分利用自身的“自主性”和“嵌入性”,向上接力政府、向下沉入社区,实现了志愿组织赋能社区治理,助推更为进取和多元的社区治理网络的形成。     

城市社区外来人口治理的实践及其启示——以长沙天剑社区为例

外来人口的治理是城市社会治理不可忽略的问题,是建设和谐社区重要的组成部分。文章通过对长沙市天剑社区外来人口治理的成功经验总结,探讨了社区外来人口治理的若干办法,即加大社区建设,建立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创新居委会工作,大力发展非营利组织等。     

行政借道与浮动生长:政府主导型社区基金会参与社区治理的双重逻辑

社区基金会的产生与发展是我国社区治理体制创新的一种尝试。在中央和地方制度驱动下,政府成为推动社区基金会生成和发展的主导性力量,旨在通过社区基金会的“社区性”与“公益性”优势回应社区治理难题。区别于传统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模式,政府对社区基金会采取借道的行动逻辑,而社区基金会在发展实践中则逐渐形成浮动式的自主生长逻辑。借助“行政借道组织”的分析框架发现,政府在助推社区基金会参与社区治理时形成压力驱动、功能补位、制造绩效的行政逻辑,而社区基金会则通过组织外形化、造血式发展、依附式嵌入等策略参与社区治理,二者形成共生互补型关系。这种共生互补型关系的内在机理在于:政府与社区基金会之间的目标契合作为生成内驱力(利益机制),朝向社会化的合作供给与服务机制作为发展内驱力(社会机制),以及政府主导下的组织借力与治理创新作为成长内驱力(吸纳机制)。社区基金会的健康发展,将有利于助推第三次分配机制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进程。     

基层政府协同“三社联动”的城市社区治理创新模式研究——以美地社区实践为例

基层政府协同“三社联动”的社区治理创新模式,由基层政府主动发起,以政府购买项目的形式开展治理创新探索.社工机构评估社区需求提供方案,竞争承接项目,在基层政府提供各类资源、协调沟通各方关系之后,进驻社区开展社区服务.专业社工受聘于社会机构,依托专业社工技能,利用社区服务站平台,在“两委”领导之下开展各项社区服务工作.项目合同周期完毕,中立第三方机构接受政府委托,以居民与政府部门为对象,基于项目目标,评估社工机构治理绩效.美地社区治理创新模式的探索意义重大,以基层政府协同推动“三社联动”方式有效地提升了社区治理的绩效,社区民众满意度提升,社区“两委一站”行政工作也获得政府管理部门大力认可.     

地区发展模式下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与思考——以南京市D社区治理服务项目为例

地区发展模式作为社区工作专业方法之一,主要通过挖掘社区资源回应社区居民的需求,激发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提升居民参与解决社区公共问题的能力.本文以南京市D社区治理服务项目为例,针对社区存在的公共利益缺乏、居民参与意愿不强、行政化色彩明显等问题,以地区发展模式工作方法为指导,通过培育社区自组织、挖掘社区骨干、...     

中小城市社区治理现状研究———以芜湖市社区治理实践为例

以中小城市社区治理的现状为对象,从芜湖市社区治理现状入手,分析目前中小城市社区治理普遍存在的问题,表现为政府行政与社区自治缺乏良性互动、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角色定位模糊、社居委与各类组织之间存在关系悖论等问题。对城市基层组织做出制度分析,并提出在凸显基层政府服务功能、激发居民自治动力等新形势下中小城市社区治理的可操作性对策．进而探索中小城市基层管理新的体制,建立符合中小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特色与规律的社区管理模式。     

以网格化治理完善社区公共服务——以长沙市芙蓉区为例

新常态下的社区治理必然要求提升社区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水平,推行"精细化治理,人性化服务"的网格化治理芙蓉模式,是创新社区治理、提升社区服务质量的有益探索.从实践情况看,社区网格化治理有效提升了城市社区治理的精细化水平,但也面临不少问题,如信息收集难、稳控压力大、系统整合慢等,需要通过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创新、治安管理机制创新、管理平台体系创新等途径加以完善.     

单位制社区转型的实践创新与治理策略——以山东省C社区为例

后单位时代,传统单位制社区面临单位制解体和“社会入场”的双重挑战。在此背景下,山东省C社区基于城市新规划重建,其改造过程体现了单位制向社区制的转型。通过对传统单位制社区转型的分析,阐述成员何以通过诉求反映、利益整合、记忆反刍、协商博弈等方式在市场经济环境中锚定身份,激发单位时代的记忆,由被动因应转向主动创造;同时揭示单位制社区共同体如何应对社区认同重构,进行资源凝聚与利益博弈,进而在社区体制转换的实践历程中实现“单位”和“市场”的动态平衡、社区价值再造与社区治理创新。     

易地搬迁移民社区文化治理的实践逻辑——以陕南G社区为例

易地搬迁移民社区在实现居住空间变革的同时,也使原有的互助空间、社会交往空间、礼仪空间、心理文化空间、娱乐休闲空间走向瓦解,面临从乡土文化向现代文明转型的过程。新型文化空间的构建遵循了国家权力自上而下的外生型“官治”治理和社群自下而上的内生型“自治”治理逻辑,一方面,作为外生型的行政治理机制的公共文化嵌入,通过公共文化设施的修建、文化资源的下乡、文化活动的开展实现社区文化共同体的重构,国家通过文化的柔性治理技术将社区作为国家治理单元,奠定了国家政权稳定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作为内生型的自我治理机制的村落文化的延续,通过船桥会的延续、农民丰收节的开展等各种民俗节庆活动和自发的社交聚落,有效应对文化失调导致的个体化焦虑,通过增加集体记忆塑造社区共同体的情感能量,从而实现社区空间的文化治理。在社区治理实践中,唯有加强外生型他治与内生型自治的协同治理,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上下互动的和谐社区,实现社区治理的善治。     

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研究——以新疆喀纳斯社区为例

从社区的角度出发,综合社区治理、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等相关理论,在梳理新疆喀纳斯旅游区的喀纳斯社区旅游发展历程和商业化表征的基础上,对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过程及成效进行分析,以探求喀纳斯村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中面临的困境及原因,尝试寻找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研究发现,政府对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往往引起社区对政府的敌意或反抗,引起这种敌意或反抗的原因有三:一是缺乏事前治理,事后商业化治理不能弥合社区在治理前后的经济收益落差.二是缺乏有效的协商沟通机制,社区及主管部门的意见不能有效沟通.三是社区过度关注经济利益,旅游管理部门“管制”角色明显,社区治理难以形成公共利益基础和共同目标.自上而下的政府介入配合自下而上的社区参与才能保证社区治理旅游商业化的有效性.     

社区公益基金会 基层治理新思路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社区公益基金会成立于2015年9月25日,是一家由陆家嘴街道发起,区域热心企业、媒体和专业公益人士共同组建的地方性非公募基金会。陆家嘴社区基金会参鉴国际经验,深耕于社区之中,以社区公益枢纽的角色促进社区资源的再流动,旨在提高居民福祉,解决社会问题。     

新型农村社区协同治理优化研究——以济宁市J社区为例

新型农村社区作为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重要社区形式,顺应了我国乡村振兴的战略,对于推动乡村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提高城市化率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济宁市农村社区的治理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仍然存在着如思想观念陈旧、治理体制不完善、人才缺乏等问题。因此,本文根据协同治理理论,从治理主体和治理方式等方面对济宁市新型农村社区现代化治理问题及对策进行研究,为日后形成以党引导,政府、社会、居民共建共享共治的新格局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帮助。     

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困境及优化策略研究——以重庆市W社区为例

社会工作本质意义上是一种社会服务活动,在利他主义价值观下用相应的科学知识服务于社会,其专业属性决定了社会工作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工作参与治理具有多重优势,其全方位、多元化、高效化地参与社会治理,有利于构建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而在实际的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中尚存专业特质不足、角色定位模糊、政策倡导能力不足等困境,对于这些困境的有效优化,将促进社区社会的良性发展。     

试析当前我国社区矫正本土化的困境与路径选择——以无锡市为例

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开展在探索我国刑罚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方面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社区矫正在我国八年的探索成果非凡,与此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本土化困境,如社区矫正运作体制不健全、缺乏法律支持、社会认可度低、资源缺乏、内容行政化等。应从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构建多方位的社会支持网络、运用社会工作理念等方面来推动社区矫正的未来发展。     

探索社区治理去行政化的运作逻辑——以郑州市Z社区为例

随着社区居委会近年来在运行中逐渐暴露出一些民主问题以来,学界再次掀起了对居委会“去行政化”的讨论。社区“去行政化”的依据是起初法律对社区功能的定位,然而在社区实际运行中产生“去行政化”的悖论,这就是社区居委会成立的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差距。随着现阶段城市化的推进和社区改革的进一步探索,社区治理的创新是现阶段社区改革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但通过调查研究发现,社区成立以来往往承载着繁杂的行政任务,远超出其承受范围,使得社区工作陷入被动地位,根本无暇考虑改革创新治理问题。本文通过采用文献研究法和案例分析法,综合分析全国社区运行的普遍状况,结合Z社区的具体情况,深入探究当前社区治理过程中存在的弊病,如社区缺乏自主意识、增加了行政成本、违反自主管理原则等等。社区“去行政化”的根本在于挖掘出长期导致社区行政化的因素,重新平衡政府和社区之间的微妙关系。基于此,本文在分析Z社区行政化问题的基础上,进行去行政化运行逻辑的探讨,希望为以后的研究提供思路和借鉴。     

社区治理中的政府作用探析——以杭州市为例

社区治理必须树立现代治理理念。政府与社区组织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关系，必须彼此交换资源、合作互动、持续协调才能顺利实现各自目标。目前政府与社区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关系尚未理顺，政府职能转变进程的滞缓和主导性强势行为直接影响了社区治理的效果。要改变现状，政府必须正确定位，摆脱自身社会管理的重负，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加快培育发展社区自治组织，使之有能力以主体姿态参与社区治理，实现社会管理社会化。     

公共危机情境下城市居民响应社区治理的困境 ——以上海市民参与新冠疫情防控为例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以政府部门为主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区应急治理模式已成为我国基层疫情防控的重要举措。其中的城市居民作为应急响应的主体之一,其参与社区应急治理又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在实践中却往往因面临种种困境而导致该群体的应急治理成效大打折扣。此外,该群体面临的困境背后也存在复杂的作用机理,过往的研究对此却少有关注。在此基于扎根理论对35名上海市社区应急响应者进行深度访谈,并对访谈文本进行梳理与编码。经归纳分析后,得到公共危机情境下,城市居民响应社区治理的困境及相关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城市居民应急响应的困境可分为内、外两大部分,其中内部困境可细分为团队困境（包含人手短缺与人员素质不齐）与个体困境（包含家庭负担、工作负荷与负面情绪）;而外部困境则反映为政策、制度困境（包含制度僵化、物资匮乏与宣传缺位）与环境困境（包含气候恶劣与群众质疑）。在此基础上,政策、制度困境作用于团队困境与环境困境;环境困境作用于个体困境;而个体困境又作用于团队困境。进一步构建并完善了相应的理论模型,从而有益于学界进一步深化相关领域的研究。     

“红色物业”融入社区治理:理论与实践——以百步亭社区为例

在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中,物业企业兼具提供专业性市场服务和准公共服务的属性,是社区治理中的重要一极。促进物业企业融入社区治理是社区治理的重要方向。"红色物业"的提出强化了基层党组织对社区治理市场主体的政治引领作用,重新定位了物业企业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重塑了物业企业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关系,培育了物业企业融入社区治理的合作共治机制,对于促进社区"善治"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