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博弈视角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各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乡村治理呈现多元化。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正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在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能有效缓解传统治理主体缺失的矛盾,遏制乡村治理资源分散分布的趋势,规范乡村社会组织结构的有序化调整转型。作为乡村治理两个主体的政府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长期稳定策略集中在各方均合作或者均不合作,取决于博弈双方利益分配机制的完善和治理成本的降低,从动态调整角度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政府具有合作的趋势。因此,推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积极参与乡村治理,重点要从理顺博弈双方的利益分配机制出发,同时控制影响博弈双方参与治理支出成本的不确定性因素。     

论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转换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深受传统权力本位逻辑影响的中国乡村治理在鸦片战争后的中西文化交互作用下陷入转型困境。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治理逻辑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逐步进入现代转型,并取得了突出治理绩效。由于时空境遇的新变化和新特征,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需有效应对传统因素和现代理论的双重考验,以开放视野和辩证思维分析乡村治理现代转型的核心问题,及时回应时代变迁和群众关切,切实将中国乡村治理的理性逻辑落定于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坐标系中。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共同体重构

伴随着村庄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农村的村庄治理共同体先后经历了家族治理共同体、单位治理共同体、自治性行政共同体等不同形态,乡村振兴将推动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乡村振兴是一个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协同、项目链接多方资源共用的社会建设工程,势必推动村庄经济社会的开放化、多元化,不仅要求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而且决定了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是一种包容性治理共同体。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的包容性突出表现在：（1）以地方党政为主导,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共治性;（2）以村级组织和村民（社员）为基础,多方力量内外联结的开放性;（3）以利益为导向,全体村民和所有相关者分享收益的共享性。推动村庄治理从封闭、单一的传统“在籍治理”转向开放、包容的新型“在地治理”势在必行。     

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与乡村治理

乡村社会治理就是以村民自治为核心,通过乡镇政府管理和农民制度化参与的并行发展,把农民利益最大化作为根本目的的一种乡政村治的良性发展模式。当前,大量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出现,对于乡村治理的文化成长、社会资本建构和运作绩效有着较为消极的影响。为有针对性地提升乡村治理的实效性,须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新农村建设中的乡村治理模式重构研究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求构建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乡村治理模式，这需要在现有基础之上对乡村治理模式进行重构。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甘庭宇、徐薇、廖祖君完成的研究报告《新农村建设中的乡村治理模式重构》，从理论与实践上对目前乡村治理结构的现状与特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农村建设中乡村治理模式重构的设想和对策措施。     

协同学视阈下的乡村治理模式研究——基于乡镇政府与农民组织关系的探析

“政府全能”模式、“乡政村治”模式已不适应新农村建设的要求。要构建起一套与新的发展情境相适应的农村治理体系,可以尝试将协同学应用于这一研究,探讨乡村治理中政府与农民组织的定位、功能与协同方式。其中,乡镇政府与农民组织的权责配置是关键。     

新农村建设中的乡村治理模式重构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建设目标,全面体现了新形势下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等多方面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当前,社会各界对新农村建设中面临的相关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等问题讨论较多,而对实     

社会治理共同体高质量发展的三重逻辑、推进重点与创新路径

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增强社会信任与韧性,基于社会治理共同体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效能治理,是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课题。社会治理共同体高质量发展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把“金钥匙”,要遵循社会治理思想流变、格局演变和环境变迁三重逻辑。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高质量发展的重点是通过响应式布局、数字化赋能、精细化服务、项目化推进和标准化建设,有效实施依法治理、科学治理、合作治理、专业治理和共同治理。新征程社会治理共同体高质量发展的创新路径在于发挥党建引领功能,牢固树立全周期服务理念,提高现代治理服务能级,完善共同缔造模式,创新制度型开放,不断完善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式,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体行动,实现公共领域、私人领域与日常生活领域的互动嵌入与融合创新,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健康中国和美丽中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三重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取得了人类发展史上的重大成功.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取得成功主要在于很好地把握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三重逻辑".一是"政治逻辑".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过程中,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始终坚持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始终坚持稳定和谐的政治经济环境;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国际视角等.二是"制度逻辑".科学地把握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价值导向:实现最广大劳动人民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围绕这个价值导向,从所有制结构、分配结构、经济运行机制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三重架构",确立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制度逻辑".三是"经济逻辑".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正确处理土地、劳动、资本、技术等要素的关系,不断提高产业发展的资本有机构成,推动中国经济朝向更高阶段前进.     

社会转型时期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和乡村治理困境

乡村社会治理,实质上是以乡镇政府管理和农民制度化参与相结合,以村民自治为核心,以实现农民利益最大化为目的一种乡政村治的良性发展模式。但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越级上访、群体申诉、直接对抗等大量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严重破坏现行的乡政村治村民自治乡村治理的绩效。破解这一挑战,需要通过培育新型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文化,完善农民制度化参与机制,创造农民制度化参与的社会氛围,和推动乡村社会形成农民制度化参与的条件,来为乡村治理的良性运转提供和谐的社会环境和有效的社会资本。     

检视与重构：多元竞合的乡村精英治理模式探析

我国乡村精英治理格局因社会条件、制度基础和精英替代已经由一元转向多元,文章通过华共村个案的研究,提出多元竞合的乡村精英治理模式能够弥补一元治理的缺位,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推进基层民主,同时也分析了制度建构多元竞合治理模式存在合法性、协调性和稳定性的困难,并提出政府通过制度创新促进此种治理模式的建设。     

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演进逻辑与路径选择

乡村治理现代化既是现实问题,也是赓续创新的纵向历史进程。从纵向与横向的二维结合中,可以清晰地管窥中国乡村治理的演变轨迹及逻辑进路。传统乡土社会“礼主法辅”的无讼自治,近代以来演变为“崇法抑礼”。新法与旧礼之间的张力与冲突,加剧了转型乡村“事实秩序”的生成。新时代的“三治结合”超越了长期以来礼法对立的思维局限,在传统文化基因与现代治理理念耦合创新的基础上,将乡村治理推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阶段,为新时代乡村善治提供了现代与传统交融、国家与社会共生的路径选择。     

和谐乡村构建中农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理论探微

构建和谐乡村是我国现代乡村治理发展的要求,是后农业时代乡村治理的追求目标。构建需要农民有序政治参与,和谐需要有序体现,有序政治参与是和谐的要求,两者相互促进,相互制约。构建和谐乡村的过程是乡村治理组织不断为农民提供良好服务、农民反作用与乡村治理的过程。农民通过有序政治参与,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提供更多的主动性与创造力,进而形成全体农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的平和局面,减少农村社会矛盾,减少冲突,促进和谐乡村的建设,和谐乡村治理则为农民提供更多的权益表达及保障。     

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升:乡村治理的生长点

乡村治理是指以增进乡村公共利益、维持乡村社会稳定和构建良好乡村秩序为目的的公共权力的运用过程和状态,它以多元利益主体的共同参与为前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的组织化水平虽然有所提高,但远不能适应农村社会利益分化及乡村治理的需要,分散化与低组织状态已经成为制约乡村治理的主要瓶颈。因此,提升农民组织化程度,再造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是完善乡村治理的重要突破口。     

中国共产党党内派驻监督的三重逻辑

中国共产党党内派驻监督是在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下、由中央纪委自上而下管理派出、驻在各级党政机关履行党的纪律检查职能的专门监督形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执政和党的自身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党内派驻监督起到保障党自我革命、自我净化的重要作用。从三重逻辑角度进行深入研究,使中国共产党党内派驻监督得到理论上的明确支撑和创新发展,从明确梳理的历史中汲取宝贵经验,在实践中得到有力指导,不断提升监督效能,为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从严治党等工作提供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