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的减贫效应研究

在通往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有效改善相对贫困群体的收入水平至关重要。最低工资政策作为保障低收入群体权益的一项重要规定,能否以及多大程度缓解相对贫困,值得研究。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以及各区县最低工资数据的研究发现:最低工资减贫效应的最终效果取决于工资效应与就业效应二者比较,平均而言,最低工资尽管会导致一定比例的就业损失,但将在更大幅度提升相对贫困家庭收入增长,从而总效应是积极正向的。进一步发现,最低工资减贫效应会因省区市场化水平和劳动保护强度而呈现异质性。研究结论对于当前相对贫困治理以及完善低收入家庭的纾困举措能够提供一定的政策启示。     

2020年后中国减贫的新战略

减缓贫困是各国推进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永恒课题。在2020年中国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目标后,将面临如何建立可持续的农村减贫长效机制和新形势下如何统筹城乡贫困治理两大战略任务。为此,要立足第二个百年目标,着手研究制定2020年后中国减贫的新战略,把农村减贫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起来,建立可持续的农村减贫和农民增收长效机制,并实行农村减贫与城市减贫并重,全面统筹城乡贫困治理。     

大病保险的减贫效果研究 ——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2012年起,中国各省市在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基础上开展了大病保险改革的政策试点。各省市政策推行存在时间差异,为评估大病保险对居民家庭产生的减贫效果提供了准自然实验的条件。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微观入户调查数据,排除了整合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政策干扰,创新性地使用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两个维度指标,利用双重差分方法研究了大病保险对家庭贫困指标的影响,并使用倾向匹配得分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最后运用多时点DID进行拓展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大病保险政策会显著降低家庭处于绝对贫困的可能性,一方面通过减少患者家庭医疗开支减轻了家庭经济负担,另一方面,大病保险间接提高了家庭的劳动参与,防止家庭因为大病冲击而彻底丧失劳动能力和经济收入,因此政策的减贫效应具有时间上的延续性。本文证明大病保险有效减少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是保障脱贫成果的重要制度支撑。     

风险视角下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形成与治理

打赢脱贫攻坚战后,我国全面消除绝对贫困,但致贫返贫风险的长期存在威胁着来之不易的减贫成果。为巩固脱贫成果,防止家庭因风险返贫,本文着重分析风险与贫困脆弱性的逻辑关系,包括协同性风险、异质性风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从家庭能力不足、家庭负担重、风险防御能力不足三方面发现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形成机制,提出从加强家庭减贫内生动力建设、增强帮扶政策有效“输血”及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三条路径防止家庭贫困脆弱性发生。     

中国减贫制度体系探索:考核评估的创新实践

回顾中国减贫发展历程,为提升减贫成效,我们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层级建立和完善了科学合理的减贫考核评估机制,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精准扶贫工作体制,通过创新减贫考核评估体系,适时对扶贫减贫工作进行考核评估,督促引导贫困地区提高扶贫工作实效。在严格的考核评估机制下,我国贫困县、贫困村、贫困户数量不断减少,减贫质量和效果明显提升,区域性整体贫困和绝对性贫困难题得到有效缓解,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提升国家贫困治理能力和现代化水平提供了机制保障。     

促脱贫与防返贫：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减贫动态效应研究

2020年底,我国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困扰中华民族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了历史性消除,相对贫困成为贫困主要表现形式;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是从制度上预防和解决返贫问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有效举措。但当前学界对相对贫困和动态贫困的研究明显不足。基于CFPS三期面板数据,构建跨期动态效应模型,对劳动力流动的促脱贫、防返贫的动态效应进行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流动能有效降低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发生率;基于跨期时序的劳动力流动行为组合有显著的动态促脱贫、防返贫效应,多期和单期劳动力流动均能显著降低返贫概率,且单期劳动力流动呈现“近因效应”。基于相对贫困和动态贫困视角展开的研究不仅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更展现出农村劳动力流动对于我国促脱贫和防返贫的重要意义。     

论2020年后农村减贫战略和政策的相关问题

2020年是中国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意味着中国将从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为主要贫困形式的时代过渡。这既是贫困格局的变化,也要求未来减贫战略的调整。事实上,长期以来,区域差异、城乡差异、社会公共服务的差异一直都是影响中国农村贫困的重要因素,不会因为绝对贫困的消除而消失。因此,2020年之后应对相对贫困的战略和政策并不意味着与消除绝对贫困的战略和政策完全脱钩,而应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以往的减贫战略和政策,形成前后一致的更为系统的新的减贫战略和政策体系。这一新体系需要关注区域均衡发展、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以及城乡公共服务差异等关键问题。     

城乡二元结构转化视域下的中国减贫“奇迹”

减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主题。中国的减贫历程呈现出三个特征事实:减贫在全球范围取得了"奇迹般"成就,减贫成就主要发生在改革开放后的高增长阶段,减贫历程与城乡二元结构转化过程相伴随。为此应在二元结构转化、经济增长和减贫成就之间形成逻辑内洽的分析框架。在逻辑推演层面,二元结构转化通过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农业生产率提高效应、人口结构变迁效应、财政资源配置效应影响农村减贫,前两者意味着经济增长,后两者则体现为扶贫政策,经济增长和扶贫政策相结合是形成减贫绩效的主要原因。二元结构转化影响减贫的四种效应能够得到中国经验证据的支持,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及改革开放后的经济体制转型为效应发挥提供了制度基础。2020年之后,中国减贫战略将进入"下半程",即应依靠常规方式和长效机制的构建来解决城乡相对贫困问题,这在发展思路和政策取向上需要推动减贫战略与二元结构转化的再衔接。     

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研究——基于31个省市数据的实证分析

普惠金融可以满足贫困人口的合理融资需求,巩固脱贫成果。文章从可获得性、使用情况和可持续性三个维度共12个指标构建普惠金融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测算方法测度了全国31个省市2010—2017年的普惠金融指数,以评价各省份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动态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普惠金融减贫的总效应和渠道效应,以及影响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的两个因素,结论如下:第一,普惠金融具备减贫效应,能够显著降低贫困发生率,且普惠金融各维度也存在减缓贫困的渠道效应;第二,市场化指数较低和文盲率较高的地区,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较弱。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相对贫困:特征、优势与作用机制

中国即将进入相对贫困治理阶段,更加注重稳定提升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及收入水平,改善公共产品供给及其服务质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具有对内优化资源配置和对外拓展要素合作的制度优势,与相对贫困治理具有显著的契合性。文章进一步解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相对贫困的机制,剖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长为相对贫困治理主体面临的约束,从明确减贫赋权、强化要素流动、创新支持政策三个层面提出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参与相对贫困治理的基本框架。     

我国贫困治理现代化:“精准”取向下的财政扶贫资金发展

我国财政扶贫资金设立以来,经历了由"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的历史变迁,走出了一条"精准"取向下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成为推动我国扶贫治理现代化的中坚力量。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的指引下,财政扶贫资金的投入方式出现了一系列积极变化,财政扶贫资金"输血式救助"和"造血式开发"的双重功能均得到了强化,财政扶贫资金精准投入和使用的基础日趋坚实。但基于精准性对财政扶贫资金效益和效率的评估结果表明,在现有资金投入规模下财政扶贫资金的减贫效率尚未达到最优。在脱贫攻坚收官的历史性阶段,需要进一步推动财政扶贫资金投入使用及监管的理论和机制创新,为未来向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精准发力做好准备,推动我国贫困治理现代化早日实现,为世界贡献贫困治理现代化的中国经验。     

后脱贫时代农村精神贫困治理的现实思考

2020年脱贫攻坚目标全部实现后,中国农村将进入后脱贫时代。在后脱贫时代,农村精神贫困对解决相对贫困的制约性日益增强。因此,农村精神贫困治理在后脱贫时代占据重要地位,彰显现实价值。后脱贫时代的农村精神贫困指农村相对贫困人口因其精神需要未被有效满足而产生的以志气贫困与智识贫困为主要特征的思维困境,外显为精神生活匮乏的不理想生活方式。农村精神贫困的产生由物质贫困决定,同时受农民可行能力、传统贫困观、反贫困政策等因素影响。在后脱贫时代,农村精神贫困对相对贫困治理的主体力量、实践空间、发展目标产生消极影响。农村精神贫困治理也因此体现出了农民主体性、农村文化生态平衡性、国家发展文明性三重现实价值,对相对贫困治理具有重要作用。后脱贫时代需要通过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夯实经济基础;重视"志智"双提教育,增强农村相对贫困人口可行能力;丰富农村相对贫困人口文化生活,充分发挥文化的治理功能;优化反贫困政策,发挥其正向激励作用等措施来实现农村精神贫困治理。     

政府主导与市场激励：中国特色贫困治理的内在逻辑

贫困是人类社会的顽疾，反贫困始终是古今中外治国安邦的一件大事。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中国的贫困治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共同富裕目标相契合，中国贫困治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价值统一性、机制二元性、主体能动性、治理实效性上有着内在的关联。通过探究二者的关联性，可以更加清晰地厘清中国“减贫之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关系，对于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子女流动对农村老龄人口相对贫困的影响

缓解相对贫困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阶段,在绝对贫困已经消除和农村人口流动仍将长期持续的背景下,劳动力流动对农村老龄人口相对贫困的影响值得高度关注。本文利用2014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面板Logit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子女流动对农村老龄人口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子女流动显著降低了农村老龄人口陷入相对贫困的风险,外出子女数量越多、越年轻减贫效果越明显;与市内流动相比,省内跨市流动和跨省流动更有助于降低农村老龄人口相对贫困的风险;与2014年相比,2018年子女流动对农村老人相对贫困的影响程度有所下降。     

农村贫困人口反弹与可持续性发展机制的缺失

农村贫困人口返贫率不断提升,减贫速率递减,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共存,呈现出区域性、边缘化的特征,直接延缓了减贫的历史进程。究其原因,可持续发展机制缺失是返贫凸现的关键,因此,要转变扶贫观念,以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建立健全具有自动调适功能的扶贫制度体系,建立政府、社会、贫困人口全程参与的联动机制,选准经济增长点,实施农业产业化发展战略,发展社会事业,加强贫困人口的可行能力建设,以解决贫困人口的稳定脱贫问题。     

人类减贫事业的“独龙江样本”

摆脱贫困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反贫困是人类共同的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中国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并顺利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地处中国西南云岭边陲的"直过民族"独龙族,在自然条件极恶劣、经济社会发展极落后的条件下,各级党委政府因地制宜,为其摸清贫困之根、号准贫困之脉、开准脱贫之方,在2018年率先实现整族脱贫。这是联合国"消除一切形式贫困"的样板答卷,为人类减贫事业提供了极端贫困人口较少民族的脱贫样本。     

激发贫困治理共同体内生动力的影响因素及其应对策略

习近平总书记内源扶贫重要论述包含激励贫困者"弱鸟先飞"、培养贫困者能力和共享扶贫政策红利三个核心主题,为新时代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行动指南.重庆市巫山、彭水、开州、涪陵、江津、荣昌6个代表性区县的贫困治理,依然存在基础条件不优、致富底气不足、造血功能不强、输血通道不畅等影响激发贫困治理共同体内生动力的因素.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高贫困治理质量,促进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要聚焦贫困治理共同体内生动力,在教育上弘扬美德,增强脱贫主动性;在培育上倾斜资源,增强脱贫行动力;在组织上夯实基础,增强脱贫自发力;在产业上科学规划,增强脱贫内生动力;在长远发展上,增强脱贫持续力.建立健全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脱贫体制机制,切实摆脱"意识贫困""能力贫困""治理贫困"和"机会贫困".     

后全面小康社会我国贫困治理的任务变化与政策转型

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之年,2020年以后我国贫困的特征和治理任务将发生重要变化,必须在保持贫困治理政策必要的稳定性、连续性、过渡性的基础上对其进行适时调整,实现"五大转变":贫困治理的政策目标从消除绝对贫困向治理相对贫困转变,政策重心从超常规社会动员向常规制度化治理转变,政策工具从运用强制性工具为主向混合性工具为主转变,政策类型从福利型政策为主向发展型政策为主转变,政策选择从财政直接减贫为主向发挥杠杆作用为主转变。为适应这些转变,需要实施加强易地扶贫搬迁的后续支持、优化东西部扶贫协作与对口支援方式、对现有的扶贫政策进行分类梳理、加强减贫政策与乡村振兴发展政策的衔接等具体措施。     

摆脱农村贫困: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解释与政策选择

如何实现稳定且可持续脱贫,是实现脱贫攻坚战役全面胜利的关键。在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解决"贫困难题",需要全面分析贫困成因,为贫困人口可持续脱贫与发展创造基本条件。英国国际发展署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为分析贫困成因和贫困治理提供了重要的思路。根据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受外部脆弱性环境、贫困个体主观能动性和生计结果负反馈的制约,农村贫困人口脆弱性较大,生计资本相对匮乏,生计策略趋于简单和保守。因此,为帮助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需要从个体及外部环境着手,推动政策和制度变革,创造脱贫内生动力激发机制与外源动力机制,帮助贫困人口提升生计资本,提高其抵抗脆弱性风险的能力,改善生计结果,实现可持续脱贫。     

中国治贫70年:历史变迁、政策特征、典型制度与发展趋势 ——基于各时期典型扶贫政策文本的NVivo分析

新中国70年来,中国贫困治理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国际反贫困事业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其成功的关键,就在中国特色治贫制度建立和逐步完善。为梳理总结70年中国治贫的经验、特征和模式,为治贫制度的定型化提供理论参考,以1949-2019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及相关部委出台的扶贫政策文本为样本,采用内容分析法,通过词频分析揭示扶贫变迁历程及其特征。研究发现,中国治贫在理念上,经历了经济性扶贫到内生性治贫的转变;在对象瞄准上,实现了区域、县、村、户的层层下移;在治贫主体上,从政府包揽转变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在治贫路径上,从重资金投入转变为分类施策;在治贫制度上,以开发式扶贫为主,典型制度主要有以工代赈、产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教育扶贫、对口帮扶扶贫等。2020年后中国贫困治理的主要问题是摆脱相对贫困,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应着重构建和完善返贫风险的防控机制、农民工阶层固化的阻断机制、农村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机制和互联网赋能反贫困的开发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