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家庭政策发展的中国路径——基于人口负增长的视角

当前,我国已趋于步入人口负增长的发展阶段。人口负增长治理的核心是对少子老龄化的有效应对,其实践关键之一即解决家庭中“一老一小”的问题,这个过程涉及全人口生命周期的家庭建设。中国家庭具有独特治理价值,它使中国人口与社会治理结构呈现为“国家—社会—家庭”相均衡的三元模式,在国家与社会治理的具体实践中发挥中介和缓冲的作用。重视和支持家庭应成为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负增长和少子老龄化的重点和突出特点之一,当前家庭政策发展应规避个体主义家庭观。在人口发展格局中,识别并落实好“一老一小”的问题,应以构建家庭友好型社会为家庭赋能,来统筹婚育提振和老龄化应对等议题,进而形成新时代家庭发展的中国路径。     

贫富差距的代际传承——对"穷二代"现象的透视与反思

透视"穷二代"现象的背后,贫富差距代际传承下"连锁反应性"的社会问题应引起警觉和反思:贫富差距代际传承的固化倾向明显;物质和精神双重压力下低收入群体的心理承受能力弱化;"穷、富二代"现象不只是物质层面上的分化,更是心理情绪的对抗;社会保障制度亟待完善,增强民众的生活预期和信心刻不容缓;"少子老龄化"的负面效应要求适时调整我国的生育政策和人口发展战略.     

少子老龄化、养老金均衡与提高退休年龄——基于OECD国家的经验比较

在人口生育率下降与预期寿命延长的双重作用下,OECD国家普遍出现了少子老龄化危机。根据建模与实证分析,少子老龄化导致老年抚养比上升是造成养老金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而提高退休年龄将降低老年抚养比并有助于改善养老金收支平衡。基于此,大多数OECD国家都进行了提高退休年龄改革,其主要经验为:根据人口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的变化进行退休年龄调整;在一定周期内小步渐进和逐步提高退休年龄并设置了改革的窗口期;为避免改革的经济效率损失,建立了弹性退休政策、老年人就业促进和保护政策等辅助机制。OECD国家的经验对我国提高退休年龄的条件以及政策设计有较高的借鉴意义。     

中国老龄化时代的伦理风险与伦理安全

正当老龄化遭遇独生子女:"超载"的文明中国的老龄化社会已经到来,中国的老龄化是"超载老龄化"。2012年,我国老年人口数量达到1.94亿,占总人口的14.3%,占全球老年人口的21.4%,相当于欧洲60岁以上老年人口总和,超过了日本总人口的数量。预计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①我国人口老龄化与其他发达国家不同,具有三个鲜明的中国特点:一是独生子女;二是未富先老;三是迅速、全面。     

中美人口变迁及对其自身国家实力的影响

中美两国分别是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文章基于面向未来的人口动态结构观，利用2022年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预测数据，对比未来几十年中美人口数量和结构变动趋势，并分析这种人口变迁对未来两国国家实力的可能影响。研究发现，中美两国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与美国相比，未来持续低生育水平将会使中国不仅面临人口数量急剧减少，还会迎来人口结构迅速少子老龄化的局面，这将对我国硬软实力产生负面影响；而未来美国人口面临的问题可能在于其内部人口种族和族裔结构多元化，庞大的移民群体一方面为美国带来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另一方面也会对其宗教、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产生较大的挑战，族裔、宗教和文化等人口结构冲突、人口替代在所难免。鉴于此，中国有必要加强“人口建设”，并将其纳入百年发展战略之中。     

有效人口政策命题与中国生育政策演变

均衡制度观提出了研究制度变迁的新方法。人口政策本质上是人口均衡发展路径的概要表征和信息浓缩。人口生育政策的演变是人口发展状况、原有人口政策、制度结构中的其他制度安排、经济发展及其战略、人口与资源及环境关系、参与人因素博弈的结果,中国人口生育政策的演变历程也反映了制度变迁的这一一般规律。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方式、消费和内需拉动的经济发展方式以及少子老龄化的快速发展使得以普遍一孩为基础的人口生育政策存在严重的非均衡。稳定不稳定的制度,这是现行生育政策和其他社会政策不兼容的根本原因。     

关注老年人心理健康

<正>中国是全球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之一。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2年底,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约为14.9%,占全球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约为27.2%,我国正步入中度老龄化阶段。老年人口快速增长延长了平均寿命,但老年人的预期寿命及健康现状堪忧,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快,心理健康问题日益成为老年人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五个认识误区

目前对中国人口老龄化存在五个认识误区：误信一种非普适和欠科学的人口老龄化标准;误把中国人口老龄化归咎于计划生育政策并加以责难;误判中国人口未富先老;误视老龄人口为社会的负担;误谋通过全面放开生育和人口规模扩张来应对老龄化。实行计划生育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必要条件,符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根本利益。任何国家的人口富裕和老龄化都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断言目前中国人口未富先老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只要建立健全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每一代人都可以依靠本代在就业期间所创造的一部分财富来养老,不会成为社会的负担,通过人口规模扩张来应对老龄化切不可行。     

劳动人口健康水平影响因素及健康状况演变趋势

健康的劳动人口是提升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源动力。劳动人口健康水平提升将有效缓解老龄化难题,帮助我国实现从“人口红利”到“健康红利”的转变。分析劳动人口健康水平影响因素以及不同劳动人口群体的健康水平演变趋势发现,我国劳动人口的健康水平整体较好,健康优良比例达87%;年龄、受教育程度、锻炼次数、家庭收入、户籍等因素对劳动人口健康水平有显著影响,且在23岁左右达到峰值;但不同性别、受教育程度、区域及城乡劳动人口群体的健康水平演化趋势呈现差异性,男性健康水平好于女性,尤其是40岁之后的健康优势更大;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人口的健康水平明显好于其他群体,高中阶段教育对劳动人口健康水平的影响程度最大;东部地区劳动人口的健康水平好于中西部地区;城市劳动人口的健康水平优于农村。     

人口老龄化及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来自G20的经验证据

在经历快速的人口结构转变之后,G20作为一个整体早已进入老龄化社会。由于G20囊括了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其人口变化形态以及人口—经济关系格局错综复杂,跨国差异和阶段特征明显。人口变化直接映射到劳动力市场格局变化,各国劳动参与率普遍存在"倒U型"生命周期特征,在这一过程中,老龄化是导致劳动力参与率下降的重要原因。因此,"银发浪潮"将是倒逼各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调整的深处肇因。     

全面两孩政策对未来中国人口的影响

全面两孩是生育政策调整完善最关键的一环,其对未来中国人口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全面两孩政策启动实施之后,总人口的规模达到峰值的时间得以推迟,少儿人口规模和比例得到显著提升,劳动年龄人口规模持续减少的趋势将会延缓,人口老龄化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但是,最近15年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使得"人口红利"加速消减,未来60年的老年人口规模不会受到影响,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趋势也不会改变,同时,少儿抚养负担加重使得总抚养比增大。     

农村老龄化的西方探索及中国方案——基于研究、实践与政策的三维分析

农村老龄化,事关亿万农村老年人福祉,事关农村社会和谐发展,事关党的执政根基稳固。西方国家通常将农村老龄化视为社会问题,这种基本定位既是相关领域勃兴的原动力,却也是领域逐渐固化的根源。在人口统计学、生态环境学和现象学社会学的解释范畴下,农村老龄化分别演化出针对老年人口、农村空间以及两者交互作用的三类研究框架。西方农村老龄化围绕健康服务、关系模式、终身学习和老年参与呈现出明显的议题边界,并推动理论框架的修正。从社会问题转向社会治理,展现了西方农村老龄化政策探索路径,表现出治理层级多元化、治理单元实体化和治理规制工具化的鲜明特征。中国农村老龄化理论与实践既有来自西方的借鉴,亦有乡村本土的摸索。在乡村振兴与积极老龄化双重国家战略的共举下,以研究—实践—政策的三维分析构建出一套中国方案,可为全球农村老龄化治理提供中国智慧。     

人口老龄化、房价变动与政府债务规模扩张

伴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和房价的全局性上涨，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不仅造成经济持续增长的乏力，同时对人力资本的跨区域配置结构和效率、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均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如何缓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结构变迁、化解房价上涨和债务违约风险之间的两难，已然成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全国要素统一大市场亟须解决的问题。对此，文章构建了两区域一般均衡框架，对劳动力流动造成的地区老龄化程度变化、房价变动和政府债务规模扩张之间的内在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并模拟了地区老龄化程度改变这一政策情形；揭示了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扩张主要取决于由人口结构变动带来的土地融资渠道，而非老龄化造成的财政收支渠道。上述理论机制得到了中国省级数据的完整验证，同时实证结果进一步表明，地区老龄化程度及其隐含的劳动力结构差异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扩张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别。     

城市老年人社区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老年人口过亿的国家,也是发展中人口大国崛起过程中人口老龄化问题最严峻的国家.社会参与作为产出性老龄化的精髓和核心、解决老年人有所"为"的重要途径而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和热点.研究发现,老年人对社区参与难易程度的主观判断会对参与意愿产生非常显著的影响;随着老年人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其参与愿望越来越高,二者呈现正向变化;年龄越低,参与的愿望越高;老年人的社区参与意愿受社区、街道等组织集体活动的开展情况影响较大,表现出的对机构、组织的依赖性较强:社区居民之间熟络程度越高,则老年人参与文体活动、社区公共事务的意愿越强烈.     

人口转型与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中国可能从日本吸取的经验与教训

通过对日本人口转型、老龄化、劳动力供给与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过程的分析可以发现,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深刻影响着日本养老保险的制度设计与改革。老龄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政府财政负担便会加大,在业人口缴费率会提升,退休年龄会推迟,养老金替代率会降低,而青年一代则会对政府筹办的养老金可持续性产生怀疑。日本的经验给中国的启示是:需要尽快提升社会养老保险统筹层次,整合支离破碎的养老金制度体系,扩大养老金覆盖面,但平缓提升养老金金额并使之具有长期可持续性。如果当前替代率过高,伴随老龄化水平升高而带来的"福利降低效应"会引起老年人普遍的不满,给政府未来的行政增加压力。     

我国城市居家养老模式的发展

在全球老龄化的总趋势中,中国的老龄化具有老龄化速度快、老年人口规模大、高龄人口比重增长快、老年群体经济状况较差等特点,妥善解决中国老龄人口的养老问题成为当务之急.居家养老作为一种新型的养老模式,其养老资源提供主体多元化、养老服务提供社会化、养老地点不脱离居住家庭和所在社区,比较符合我国目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鉴于居家养老模式自身的特点和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我国居家养老应当选择以福利性为基础和市场化为导向的发展道路.然而,我国目前的居家养老发展存在福利性严重不足和市场化程度不够的问题,针对这种情况,应当采取多种措施,提高我国居家养老的福利性和市场化,大力推动我国居家养老模式的发展.     

人口负担与人口红利的权衡——论中国现阶段不能放松计划生育政策

中国近期有一种呼声:放松生育管制,主要基于中国人口老龄化或"人口红利"丧失从而影响经济增长,也有极端观点认为,中国的计划生育影响中华民族复兴和种族安全。这些认识有失偏颇:(1)主张"适度"放松管制,理论上成立,实际执行一定是远远"过度",因为现在政策上没有放松,实际执行上就有很多违背政策超生的,人口普查的结果就是证明;(2)威胁中华民族复兴和种族安全更是夸大事实,真正阻碍中华民族复兴的一定是中国巨大的人口负担。人口老龄化是会给经济社会带来一些压力,但同时也是发展针对老龄人产业的机会,而且,相对于放松生育管制从而人口高增长而言,老龄化带来的压力和负担是小的和短期的。中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人口负担大国,巨大的人口总量,对世界和我们自己的子孙,都有巨大的负外部性,会影响中国的和平发展。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要想发展成为发达国家,首先经济结构必须升级,而经济结构升级又必须以生产要素结构升级为基础,必须提高技术和资本的比例,而不应该留恋于吃"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因此,中国必须长期持续地坚持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严格控制人口总量增长的前提下,提高人口质量。     

中国人口老龄化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

中国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与人口年龄结构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劳动力资源禀赋优势有利于外向型制造业的发展。制造业持续高速增长,限制了服务业比重的提高。未来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人口因素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将从过去的抑制作用转为促进作用。老龄化将通过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作用机制促进服务业发展,服务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将迎来快速上升期。促进服务业健康发展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的重要内容。     

多维度应对青海农村老龄化问题——基于青海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的剖析

"‘十三五’期间青海省人口年龄结构全面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年龄结构快速向老龄社会转变"。虽然青海省人口老龄化进程快、老年人口地区分布不平衡等问题严重,但由于全省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青壮年为主的劳动力外流等多种因素,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将显得更为严重,农村老年人养老问题将更加严峻和突出。大通县是全省重要的农业县,2015年全县农村户籍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县老龄人口的52.83%。通过对大通县农村老龄化问题的调查、分析,以期能够以点带面点面结合探讨全省农村老龄化进程中的主要问题,就全省农村养老事业发展提出应对之策。     

浅谈低龄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潜力

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且老龄化正在加剧,如何应对老龄化的机遇与挑战是当前我国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本文首先介绍了我国老年人口的基本情况,其次对低龄老年人口的生活来源构成作出了整体和分城乡、分性别的探讨,然后分析了我国城镇与农村低龄老年人口的工作意愿,最后提出尽早制定低龄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政策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