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伯温对邵雍先天易学的继承与发挥

邵伯温收集、整理其父邵雍的先天易学遗作而成《皇极经世书》。他一方面正面阐释邵雍先天易学,驳正误解,为先天易学正名,同时也梳理了先天易学的传承谱系,为后来者探究先天易学提供了可贵参考;另一方面在注释先天易学的同时,又进行了发挥,尤其为《皇极经世》配卦,虽有益于对先天易学的理解,但也加大了先天易学流传之难度。通过考察这些问题,可以厘清先天易学在后世流传中遇到的诸种难题。     

《西游记》的“倚数”意图及其与邵雍之学的关系——《西游记》数理批评之一

《西游记》作者有自觉的"倚数"结撰意识,有明确的"倚数"成文、因数定象原则。这一创作意图的形成和《西游记》"倚数"结撰的巨大成功,与宋代邵雍学说有直接关系。这是古代哲学与小说的一次新的重要联姻,一个内涵丰富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     

邵雍的“皇极经世”学及其历史影响

《皇极经世》不仅探索天道、地道、人道,而且从天地之道那里引出"治道"。从这个角度看,《皇极经世》是一部以先天易学为基础、通过天道推演而确立人事治理法则的"传统物理哲学"书。在清代编纂的《四库全书》中,明确引述《皇极经世》的文献达667卷,先后出现了1114次,足见《皇极经世》在历史上所具有的深刻影响。     

邵雍“击壤体”的体式特征及其诗坛反响

“击壤体”及其诗派是客观历史存在,但“击壤体”并非在南宋末年才形成。作为重要的理学诗之诗歌范型,“击壤体”具有“达理”“闲适”“切理”等诗歌特征,其题材、内容及主题等非常丰富。“击壤体”诗作表达方式有多种构型,其诗歌形态亦有不受韵律、句式所限等属性特征。宋人在学习、模仿“击壤体”的重心及其取向上,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性。由此,“击壤体”在中国哲理诗发展史上具备了重要的诗歌范式价值和文学史地位。     

船山先生对邵雍、朱熹易学的批评

王夫之指出 ,邵雍所制易图违背了《易传》阐述的“易不可为典要”的变化观 ,将易道变成固定不变的公式 ;朱熹强调孔子之易与文王之易的不同 ,离开《易传》另求《周易》本义 ,结果只能使易学沦为江湖占术 ,由明复晦。     

青年毛泽东与杨昌济的思想关系及其湘学渊源

杨昌济在谈到湘学传统与近代湖南人才蔚起的关系时说：“湘省士风，云兴雷奋。咸、同以还，人才辈出，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所未有。……自是以来，薪尽火传，绵延不绝。近岁革新运动，湖人靡役不从，舍身殉国，前扑后继，固由山国之人气质刚劲，实亦学风所播，志士朋兴。”（１）杨昌济（１８７１－１９２０）如是说，也如是做，他自己正是 “薪尽火传”，承前起后的关键人物。 风云变换的时代和杨昌济的身世经历，无疑给他的思想以错综复杂的影响。但在他那取融中西的思想中，最主要的成份却是来源于程朱理学和以王夫之、魏源、曾国藩、谭嗣…     

邵雍天人之学视野下的孔子

历史上,孔子一直被视为达致最高生命境界的圣人,而实成为生命境界哲学突显后人们所追求的理想人格的化身。但对其为圣人的所以然,人们的理解往往不一。北宋邵雍即对此有其独特理解。在他的天人之学视野下,孔子之为圣表现在:与大宇宙一体无隔,跻于天地境界;确立妙契春夏秋冬四个昊天生化万物宝藏的、浸润鲜明人文历史理性精神的、成就理想人生的《易》、《书》、《诗》、《春秋》四个宝藏;为“万世之师”,开拓出一种面向千秋万世的人生伟业。     

政治理念、政府与行政之间——论行政贯彻政治理念的必要性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意识形态、政治理念,亦即上层建筑的思想部分是支配着上层建筑的“设施”部分,即政治的、政府构架的部分的。而行政,不但应该是“设施”的,即政府政令的执行者,而更应是思想上层建筑的执行者。但现实却是:行政往往只是政府的执行工具,而它与政治理念的关系则隔着政府、政令的刚性构架,因而常常是疏远的。这种状况与我党的宗旨不符,与我国行政的根本目的不符,应该予以改变。     

政治理念、政府与行政之间——论行政贯彻政治理念的必要性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意识形态、政治理念,亦即上层建筑的思想部分是支配着上层建筑的"设施"部分,即政治的、政府构架的部分的.而行政.不但应该是"设施"的,即政府政令的执行者,而更应是思想上层建筑的执行者.但现实却是行政往往只是政府的执行工具,而它与政治理念的关系则隔着政府、政令的刚性构架,因而常常是疏远的.这种状况与我党的宗旨不符,与我国行政的根本目的不符,应该予以改变.     

清初学术的两次转变及其思想史意义

清初,我国学界出现了一股屏弃宋明理学、竞尚古经的思潮,史称朴学思潮,延至乾嘉终成气象。_其间,经历了两次转变:一次是学术方向的扭转,即朴学压倒理学,演成趋势;另一次是学术理路的改变,使经学研究偏离经世致用的传统,走上了纯学术化道路。第一次转变发生在社会新旧交替时期,属于“推翻一偶像而别供一偶像”的思想革命;第二次转变发生在一个学术思潮内部,属于朴学运动自身的发展与深入。事实上,也正是第二次转变。彻底终结了理学时代,迎来了朴学的全面昌盛。     

乾道、淳熙年间朝野对理学的批评

乾道、淳熙年间是理学得到重大发展的时期 ,但同时也激起非学术层面上的对理学的冲击 ,这种冲击不过是强权对学术的冲击。从表面上看 ,它有效地禁锢了当权者视为异端邪说的思想学说的传播 ,但实际上 ,它适有助于抬高被禁锢的思想的地位 ,同时也极大地扩展了其社会影响。乾道、淳熙年间南宋朝廷的反理学声浪是理学思想主导地位得以确立的前奏     

道统与宗孔:周敦颐与邵雍的宗孔思想研究

晚近以来,韩愈的道统论在当代儒学研究者中影响巨大,然而与之对应的周敦颐、邵雍等新儒家的"宗孔论"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就中国文化史的历史进程而言,宗孔论之影响绝不逊色于道统论.通过对周敦颐和邵雍的宗孔思想的研究,以道统论向宗孔论的转化为线索,可以揭示儒家从圣王崇拜向圣人崇拜的转换之原因及其对于中国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影响和意义,特别是在东西方文化碰撞的"礼仪之争"中,"宗孔论"的圣人崇拜在对抗基督教的上帝崇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虞集的学术渊源与文学主张

虞集之学术有三个特点：第一,他有回归传统儒学的倾向,第二有兼融各家的倾向,第三,受张载影响较深。虞集学术的三个特点,决定了他的文学思想：他在学术上回归传统儒学,在文学上便倡导复古,具体表现为理性、中和、雅正、世用;兼融各家的学术特点,使他的文学思想,既不同于宋以来道学家的文论,也不同于文章家的文论,而是两者的融合,再加上政治家的眼光;他以气运论文,又主张克治血气,归于平和,都与张载的影响有关。     

戴震“理欲之辨”与理解的历史性批判

戴震对理学"理"、"欲"二分思想进行了批判,提出"理存乎欲"的观点,其思想路径是将"理欲之辨"与对理学诠释传统的批判结合起来。戴震在"理欲之辨"中展开了对理学以"自私"为特征的诠释传统的反思,进而提出"无私"与"无蔽"的观念,对理解的历史性进行了批判,同时,其"理"、"欲"统一思想的阐发亦在此过程中得到了完成。     

论“天人之学”的内涵、价值与局限

“天人之学”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议题,其丰富内涵主要通过先秦时代老子“人道法天”思想与庄子“人与天一”思想体现出来。要实现道家“天人之学”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其蕴含的当代价值作出揭示与阐发,对其存在的局限进行反思与批判,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一方面,道家“天人之学”蕴涵的哲学智慧对于我们今天正确看待、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思西方人类中心主义弊端,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时代价值;另一方面,作为先秦时代的理论产物,“天人之学”存在的时代局限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加以审视和明辨,这既是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理念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基础性工作。     

明代的“鸟兽虫鱼”之学与士人社会

随着知识的分化与书籍的增多,明人关于"鸟兽虫鱼"的认识逐渐从"鸟兽草木"之学中脱离出来,形成"鸟兽虫鱼"之学。梳理明人的"鸟兽虫鱼"专书,至少可以得到35种关于这一领域的论著。以这些专书为例分析明人对于"鸟兽虫鱼"的认识,可以发现他们在认识的各个阶段都受到撰者自身的士人身份与所处士人社会的影响。因此,讨论"鸟兽虫鱼"之学与士人社会的联系,可以挖掘自然知识的社会史价值,并能从中发现士人社会在促进"鸟兽虫鱼"之学发展的同时也在制约着这一领域的进步。     

王夫之对儒、佛、道心理思想关系的辨析

从辨析儒家与佛、道思想关系的角度,王夫之提出了“有”境界的心理认识标准.通过“大辨体其至密,而至密成其大辨”的心理认识过程分析,王夫之揭示了佛、道思想入于“空”、“无”的认识论根源和相通于儒家的心理思想成分.从心理活动的主客关系和认识过程的境界高度方面,王夫之以认识和构建“有”境界思想的心理认识活动为核心,从辩证性心理认识过程与非辩证性本体之心的角度取舍佛、道有益于儒家道德之学理论建设需要的思想成分,提炼和总结了“三教合一”的心理思想成果.     

李贽的“大人”之学与“快乐”诗学——兼议李贽诗学的“现代性”特质

与传统学界将李贽诗学归之为“童心”说不同,文章从李贽“大人”之学入手,溯源其心性锤炼历程,梳理出“快乐”诗学的特质。对此特质,分别从主体性与价值两个角度探讨：一是独立不惧的“大人”形象的树立;二是平易自然的“化工”风格。李贽有着自觉地追求自由、独立的主体意识,同时在诗学表达上不尚典,不雕琢,不求载道,这与晚清的“诗界革命”、五四的“新诗革命”皆有贯通之处,具有了“现代性”的特质,故对其诗学价值更应放置在传统与现代文学的“长时段”演变中去发掘。     

周敦颐礼学思想探析

周敦颐既是理学的开山祖师,又是推陈出新的礼学大家。周敦颐一方面强调礼乐的社会面相,另一方面着力挖掘礼乐的哲学内涵,为新儒学的创新与拓展指明了方向。周敦颐认为,"诚"是太极和本体,也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更是圣贤的修养工夫,其以"诚"论礼的思想为宋代礼的哲学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周敦颐看来,"中"意旨天下大治,是"至善"之性的呈现,体现于礼乐制度中,其以"中"代礼的思想为宋代礼学与理学的融合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相较二程和朱熹,周敦颐礼学思想理学化程度还不够深入,致使人们容易忽略其礼学思想在宋代礼学中的地位。     

论形而上之数与形而下之数包涵的一分为三思想

数学中的数轴、平面直角坐标系、空间直角坐标系为形而下之数 ;哲学中的“三生万物”、“函三为一”、“数成于三”、“道成于三”和“物成于三”等为形而上之数。它们包含着丰富的“一分为三”的思想 ,能够对“一分为三”作出比较全面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