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收入结构与财富不平等——基于一般均衡视角的分析

货币政策作为政府当局调节经济活动的重要手段,在微观个体异质性的作用下具有潜在的财富分配效应。如何理解货币政策对财富不平等的影响、防止财富分化进一步加剧是政府与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通过构建带有初始财富异质性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货币政策对财富分配的影响机制,讨论如何调整货币规则以提升福利公平。研究发现,货币政策冲击将显著提高财富与收入基尼系数,且表现出明显的马太效应;家庭收入结构与边际消费倾向由财富存量决定,货币政策首先通过收入结构差异加剧收入分化,随后借助家庭消费与资产配置行为放大财富不平等;中央银行应允许通胀与产出缺口小幅波动以防止消费差距过度增加;纳入家庭消费分布二阶矩的泰勒规则能在提高社会总福利的同时减小福利不平等。     

收入、收入满意度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实证研究——来自江苏的证据

通过对来自江苏的1532个样本逻辑回归发现,绝对收入水平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不显著,相对收入水平、收入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影响显著;收入满意度则受绝对收入水平以及社会收入分配状况的影响。因此,在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政府一方面仍要继续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不断提高居民的绝对收入水平,同时更应通过收入分配政策,促进收入公平分配,提高居民的收入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     

我国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动态研究——一项基于各地区教育基尼系数的实证

以教育基尼系数作为刻画教育不平等的指标,选取相关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对我国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关系进行动态研究发现:我国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分配差距显著正相关,教育不平等每上升1个百分点,收入分配差距将扩大0.412～0.618个百分点,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教育不平等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越来越大;同时,随着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延长,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不断扩大。因此,政府应加大教育投入,提高教育资源利用率,发展高级人才市场,以缩小由于教育不平等导致的收分配差距扩大。     

基于"全面二孩"政策下的房价波动、收入水平对生育行为的影响研究

基于最新的2016年CFPS微观家庭数据,人群可分成中高收入和低收入两部分,通过建立Logit模型等来研究房价对于收入水平不同的家庭生育行为所带来的抑制效应和收入效应,同时为了避免内生性问题的产生,选定了相应的工具变量进行了检验。分析结果表明,生育行为因房价上升得到抑制,这一影响机制在中高收入人群当中更为显著,房价每上涨100元,低收入生育一孩的人群约减少1.29%,中高收入生育一孩的人群约减少2.66%。同时,房价波动的收入效应对于一孩、二孩生育的影响也具有异质性,对于一孩生育的收入效应不显著,对二孩生育的收入效应较为显著。     

共同富裕目标下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实现路径 ———基于生计多样化视角分析

生计多样化是农户分散风险冲击、增加家庭收入的重要生计手段,有助于提高 底层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助力农户脱贫增收.但生计多样化能否缩小不同收入群体之间 的收入差距,取决于现实中生计多样化对农户整体收入分配的影响.基于全国性家庭调查 数据,采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生计多样化对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影 响.研究发现:生计多样化具有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能够有效缓解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 具体地,多样化生计活动突出表现为“益贫性”的特点,在缩小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差距、扩大 中等收入群体方面作用显著.基于收入结构的不平等分解结果显示,务工收入对家庭总收 入不平等的贡献最大,务工收入的增长有助于改善总收入不平等状况.特别地,对于生计多 样型农户,务工收入增加１％,总收入不平等会减少４％.此外,分区域分析发现,生计多样 化能够明显改善中西部地区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但对东部地区影响不显著.由此认为在 低收入的农村地区应提倡生计多样化,以有效推动相对贫困治理、促进相对低收入群体加快 迈入中等收入群体.     

收入不平等、制造业生产要素结构与产出增长

基于中国2004-2018年20个省份18个制造业细分行业数据,构建省际—行业模型,探讨了收入不平等对行业产出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收入不平等对行业产出增长的影响取决于行业生产要素结构,即收入不平等对物质资本依赖型行业、人力资本依赖型行业和技术依赖型行业的产出增长产生不同影响。第二,收入不平等对不同生产要素结构行业产出增长的影响均具有较长的时间滞后性,长期与中期和短期的影响效果不同。第三,收入不平等对行业产出增长的影响因收入水平而异。低收入水平省份中,收入不平等对行业产出增长产生负向影响,高收入水平省份中,收入不平等对行业产出增长产生正向影响,且收入不平等对低收入省份的负向影响明显大于对高收入省份的正向影响。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中国三大区域间收入不平等变迁模式研究:1952-2008

区域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稳定形成严重威胁.已有研究主要关注1978年之后的收入不平等变迁情况,对之前的不平等则研究很少.这一方面导致缺乏对区域不平等的历史比较,另一方面导致缺乏对区域不平等的因果机制的探索.本文基于1952-2008年国家统计数据,考察了区域间收入不平等的变迁模式,并利用随机效应模型分析了区域间收入不平等的成因.研究发现:以2003年左右为限,区域间收入不平等的泰尔指数和相对贡献都呈现下降态势,本文推测这很有可能预示威廉姆森倒“U”拐点来临;除经济增长外,其他变量均显著加剧了区域间收入不平等.     

我国个人所得税现状及再分配效应的实证分析

通过计算税前收入基尼系数、平均税率、税收集中系数、平均税率弹性、累进性弹性和税后收入不平等百分比变化等指标,实证分析了1995—2009年间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再分配效应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除2006年外,我国个人所得税起到了正向、且进一步加强的再分配效应,但调节效果有限。其主要原因在于：个人所得税总体收入水平比较低,各阶层税收负担相对不公平;虽然平均税率弹性和累进性弹性的绝对值呈上升趋势,但数值非常小;税前收入不平等迅速增加,平均税率明显偏低,以及累进性下降趋势导致税后收入不平等迅速上升。     

高等教育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基于分位数回归模型的研究

运用分位数回归模型,探讨高等教育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等教育发展和城市化可以减少收入不平等,而经济增长和失业会加剧收入不平等状况。为了更好地发挥高等教育在缩小收入差距中的作用,高等教育资源应该向经济不发达地区和低收入人群倾斜;全面提升高等教育办学质量和水平,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入学率;降低高等教育入学门槛,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科技创新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基于企业发展与政府干预视角

科技创新对中国社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但以往文献鲜有研究科技创新对社会公平的影响。本文以科技创新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作为研究内容。理论方面,基于Solow经济增长理论构建数理模型,进行归纳分析。实证方面,运用2008年、2010—2013年和2015年CGSS与省级面板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对中介机制进行识别,最后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1)基于企业自主发展维度,由于行业间与企业间研发能力等科技创新水平差异,将导致收入不平等的加剧;(2)基于政府主导干预维度,由于政府通过抽税补贴等产业政策拉大了行业间与企业间科技创新水平,将导致收入不平等的加剧;(3)科技创新能够加剧收入不平等程度;(4)进一步通过异质性检验发现,科技创新对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是基于区域内人力资本水平、政府规模以及地理属性等多种因素影响的。因此,建议科技创新在促进经济发展效率的同时,也要控制其对社会公平的扭曲作用。     

收入不平等与居民消费率的非线性关系——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利用151个国家1960—2017年的跨国数据构建了动态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对收入不平等与居民消费率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与居民消费率整体呈“倒U型”关系，但这一关系只在发展中国家成立，发达国家中这一关系并不显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发达国家促进居民消费，而在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所带来的效应不显著。另外，消费文化、经济发展水平、民生性财政支出和国家的系统不确定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居民消费。     

民办高等教育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基于199个经济体的实证分析

收入不平等是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阻碍,关乎国家区域协调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可持续发展。在全球经济衰退背景下,全球收入不平等存在加剧的趋势。针对全球疫情、民办高等教育影响收入不平等的路径、机制问题,基于教育与收入分配理论,依据世界银行2016—2021年199个经济体的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研究表明：全球疫情对收入不平等具有正向显著作用;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可以抑制全球疫情对收入不平等的负面影响。亚洲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以及自然资源密集型经济体具有减少收入不平等的调节作用。     

收入不平等、有效需求与区域创新——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为考察收入不平等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在线性关系、非线性关系和存在空间效应的假设下分别估计了固定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得出了以下研究结论：1收入不平等并不直接对区域创新产生影响，而是通过有效需求间接影响区域创新；2现阶段，收入不平等已经对区域创新产生了不利影响，而这一不利影响主要是通过需求规模传导路径实现的；3收入不平等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单一门槛效应；4区域创新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但即使考虑空间效应，本文的结论依然稳健。     

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刑事犯罪的影响问题研究

我国当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所造成的不仅是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更重要的是在这种社会条件下的收入差距过大所导致的刑事犯罪率的上升和犯罪程度的加剧,通过对造成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原因的分析以及对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刑事犯罪率和刑事犯罪程度的影响机理分析,提出减少收入分配不平等和缩小收入差距的对策,从而减少收入分配问题所可能引致的刑事犯罪。     

数字金融改善了收入不平等状况吗？——基于创业的收入与就业效应研究

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金融所推动的金融普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重大且深远的。从家庭（个体）与地区层面出发,探讨数字金融对家庭收入不平等与群体收入不平等（Theil指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有助于家庭开展创业活动,通过创业的收入效应显著改善家庭收入不平等;数字金融有助于地区创业活跃度的提升,通过创业的就业效应显著改善群体收入不平等。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更有助于农村家庭开展创业活动,实现了创收机会均等化,尤其是更有助于高人力资本或低社会资本的农村家庭通过创业实现家庭收入不平等改善。以创业的收入改善效应与就业带动效应为切入点,研究数字金融的收入分配效应,有助于推动我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低质量产品与收入差距的关系

文建东、潘亚柳在《福建论坛》2013年第10期撰文认为，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群对低质量和高质量产品的消费需求不同，收入分配不平等与贫富分化使得越来越多的财富集中在越来越少的人手中，导致收入较低人群加剧贫困，从而减少了社会对高质量产品的需求，这也是为什么劣质产品主要出现在农村市场的原因。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微观证据——基于社区层面分项收入视角的研究

通过匹配2014-2018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后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降低社区层面各项收入不平等,工资性收入在其中发挥着主渠道作用,占所有分项收入影响之和的55.84%。数字普惠金融在地区层面降低了东部地区收入不平等,在群体层面降低了中低收入群体收入不平等。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分别通过增加居民受雇机会、促进家庭非农创业降低工资性和经营性收入不平等,通过非农创业与增加就业之间存在的“捆绑效应”间接降低工资性收入不平等。进一步的调节效应分析证明,互联网使用增强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收入不平等的负向作用,受教育水平减弱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工资性收入不平等的负向作用。为此,应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就业效应,针对性地弥合“数字鸿沟”以降低数字普惠金融的排斥效应,因地制宜地加快数字普惠金融与传统产业融合互联,以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数字素养鸿沟与农户收入不平等

实现共同富裕关键是解决农民收入问题,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推动共同富裕战略的实施提供重大契机,然而“数字素养鸿沟”问题不断凸显。运用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构建模型进行验证,并识别和测度数字素养对增加农户收入及抑制收入不平等的门槛。研究表明：农户数字素养的提升不仅能显著提高收入水平,还能缩小群体收入差距;且数字素养对农户收入及收入不平等水平存在门槛效应,即随着社区互联网普及率的增加,数字素养的提升对提高农户收入的促进作用、对降低收入不平等的抑制作用呈现逐渐增强的特点;机制分析结果显示,农户数字素养的提升有益于农户信息获取、社会资本积累与市场参与,进而推动了农户增收共富;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素养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增收作用效果较大,对于抑制农户农业生产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最为明显。     

税收、转移支付与顶层收入不平等

顶层收入不平等影响社会经济的平衡与充分发展。通过构建个人所得税和转移支付影响顶层收入不平等的理论模型,使用微观数据库实证分析中国财政体系(个人所得税和转移支付)对顶层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理论分析发现,顶层收入者面临的税率越高、获得的补贴程度越小,顶层收入不平等程度越低;顶层收入者的收入增长速度越快、收入波动幅度越大,顶层收入不平等越严重。实证结果显示:顶层收入者面临的实际税率与顶层收入不平等呈反向相关关系,其获得的补贴程度、收入增长速度和收入标准差与顶层收入不平等呈正向相关关系;中国的财政体系对顶层收入不平等的缓解作用有限,且在考虑隐性收入后顶层收入不平等程度更为严重;发达国家的财政体系在缓解顶层收入不平等方面效果显著,发展中国家的财政体系对顶层收入不平等的缓解作用十分有限。中国应当继续完善个人所得税体系和转移支付体系,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减少隐性收入,借鉴域外国家财政体系构建经验完善中国的财政体系,最终缓解顶层收入不平等。     

基于城市规模视角的户籍异质性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

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6)数据,采用O-Logit模型,探讨了在不同城市规模下,本地户籍农民工与外地户籍农民工的收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收入水平具有户籍地的差异,外地户籍农民工比本地户籍农民工的月均收入水平更高;户籍异质性对农民工的收入的影响存在城市规模差异,对特大及以上规模城市的农民工收入存在显著影响,而在大城市及中小规模城市的影响不明显;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络对中小城市农民工的收入影响更为显著,对其他规模城市农民工的影响则不显著;整体而言,相较于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特别是健康状况和职业技能培训)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更显著;互联网可获及程度对农民工月均收入产生显著影响.通过研究结果分析,为农民工的增收,基本权益保障,以及完善城镇化发展提供一些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