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集聚对区域创新的溢出效应研究

产业协同集聚是产业发展至高级阶段的产业关联表现形态。对单一产业集聚的研究表明集聚对区域创新具有积极意义,本文以粤港澳大湾区为研究区域,试图探讨产业协同集聚对区域创新的溢出作用。研究选取了粤港澳大湾区2003—2019年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面板数据,从多空间尺度运用EG修正指数和DCL指数测度了产业协同集聚的特征,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产业协同集聚对邻近地区创新的溢出效应,以期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提供有益的思路。研究发现：(1)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存在产业协同集聚现象,但水平仍然较低;(2)珠三角地区的产业协同集聚度高于大湾区,其中科技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度最高;(3)都市圈尺度下的比较发现,广州和深圳两大都市圈的产业协同集聚度居于大湾区领先水平;(4)港澳生产性服务业与珠三角制造业的协同集聚度,低于珠三角内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度,显示出生产要素未能高效便捷流动导致港澳近年来与珠三角制造业的经济关联度不及珠三角内部各地之间的经济关联度;(5)粤港澳大湾区尺度下的协同集聚度与区域创新水平均不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珠三角地区尺度下两个变量的空间自相关显著,对珠三角...     

经济流视角下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研究——基于三大城市群的比较分析

经济流反映了城市间相互联系的密切程度,体现出城市群内核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经济辐射力和周边城市对核心城市辐射力的接收状况,是城市群协同程度的重要量化指标之一.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城市群已成为引领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和重要增长极,通过构建引力模型,对京津冀和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经济流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发现,三大城市群的经济流呈现"分殊性"的区域空间结构特征,京津冀城市群的整体发展水平落后于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基于三大城市群在科技创新、产业结构、交通运输量、信息强度四方面影响经济流的发展差异,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亟须借鉴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成熟的发展经验,在发挥核心城市辐射作用、聚集创新资源要素、优化区域产业结构、构建交通网络体系、完善信息基础设施等方面注入新鲜活力,以实现区域协同发展向更加均衡、更高质量水平迈进.     

基于新增组织机构视角的科技文化及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趋势研究——以粤港澳大湾区国家中心城市广州为例

紧扣粤港澳大湾区国家中心城市广州在全省以及全国的功能定位,研究人员以广州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相关数据,研究分析广州近年来组织机构数量的总体变化、各行业组织机构的注册登记情况及在各区域的分布变化。重点剖析近年来广州文化及相关产业、科技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等新业态发展趋势,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有益参考,力求不断优化推进结构性改革,确保粤港澳大湾区国家中心城市广州经济社会保持平稳健康发展。     

基于空间联系的粤港澳大湾区城际关系分析

粤港澳大湾区加速整合与协同发展,各城市之间如何打破机制体制障碍,形成更加紧密的空间经济联系与经济合作关系,成为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为此,本文从区域空间关联的角度,运用城市流模型和欧式距离法分别从产业协作和要素流动维度分析湾区的空间经济联系,以分析湾区经济发展的平衡、协同与联系。结果显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产业协作性不高,空间经济联系不够紧密,且各城市间的城市流强度差距悬殊,城市发展较不平衡。此外,湾区要素流动及匹配效率不高,整体上呈较强的竞争型区域空间关系,城市间发展协同性不强。基于此,为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平衡、协同发展,使其形成资源优势互补、产业分工合理、经济良性互动的区域经济联合体。本文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可探索“飞地经济”合作模式,积极促进互补型城市间的高效合作,并发挥其示范作用,以及通过有效的政府间协调机制推动地区间构建互补合作型的经济发展模式。     

大庆高新区现代生产性服务业集群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

现代生产性服务业集群是指现代服务业特定领域内联系密切的产业在地理空间上的集中,并由此带来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是现代服务业空间组织结构的一种表现。大庆高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中存在着原生型集群效应尚未发挥、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融合度不够、机制不够健全、区内尚未形成内部组织网络等问题。应采取培育主导产业和龙头企业、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双重作用、建立一套生产性服务业集群激励机制等对策。     

基于联系能级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旅游网络结构及其效应研究

以往城市旅游网络研究忽略了对综合实力的表征,能级作为涵盖经济、潜力和环境在内的综合概念,进一步丰富了网络内涵,为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立足点.本文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通过改进城市旅游能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计算2006年、2010年、2014年、2018年的城市旅游能级指数,利用改进的引力模型形成关系数据——城市旅游能级联系,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讨网络结构特征,并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剖析个体网络结构效应.研究发现,在以广、港、澳、深等城市主导旅游网络格局并辐射其他城市的长期影响下,东莞等城市也逐渐呈现出一定扩散作用,整体网络的扩散效应大于集聚效应;网络中"一家独大"的局面弱化,珠江西岸城市竞争优势提升;存在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呈现"同等级匹配"的小团体合作模式.城市旅游集聚与扩散能力、控制与依赖能力、城市旅游产业地位、外商直接投资、旅游要素流动等正向影响城市旅游能级联系水平,而邻近城市数量呈现负向影响作用.这揭示了在包含经济、潜力和环境的"全域"层面,极化—涓滴效应仍然奏效,且在旅游领域证实了网络中城际联系的非地理邻近性,即不存在邻近关系的城市也会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产生互动关联,甚至通过这种互动关联颠覆传统网络格局.为今后进一步引导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城市互联协作、优化旅游空间结构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立足点与参考点.     

新发展理念下粤港澳大湾区体育发展机遇与进路

运用文献资料、访谈、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对新发展理念下粤港澳大湾区体育发展的机遇与进路进行探究。研究认为,新发展理念下粤港澳大湾区体育发展的机遇：缓解制度差异带来的发展约束;推动深层次的粤港澳大湾区体育合作;培育体育产业绿色发展引擎;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体育发展开放格局;实现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一体化发展。提出以创新为出发点：理念创新与机制创新双向驱动;以协调为切入点：推动大湾区体育协同发展,发挥联动效应;以绿色为支撑点：坚持绿色引领,强化绿色支撑;以开放为落脚点：构建“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开放新格局;以共享为根本点：搭建粤港澳大湾区体育资源共享平台的实践进路。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的创新系统与重点模式研究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具有能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特征与动因,因此近年来全球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迅速崛起.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据此,我国面临着加快构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的紧迫任务.为此,我国要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内部建立和完善创新系统,使之成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同时要采取服务外包集聚区模式和总部经济集聚区模式来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的发展.     

“复域-数字”视角下粤港澳大湾区地方感建构的路径优化

粤港澳大湾区的地理形态存在已久，但其概念于2017年才被正式提出，人们能否形成有关大湾区的认同与依恋至关重要。聚焦大湾区的人地关系，基于混合研究方法对广州的港澳籍大学生展开调研，发现港澳生已经初步形成粤港澳大湾区的地方感。通过构建地方感的“数字-复域”的双重促进机制可进一步深入探讨数字媒介连接的人地关系，也可在实践层面有效提升大湾区地方感的促进效应，帮助粤港澳大湾区概念由虚入实，促进湾区内的人地连接。     

基于生产性服务业就业效应视角的路径分析——以青岛市为例

合理的服务业结构是服务业发展和促进就业增长的关键。生产性服务业结构变动促进就业主要通过同步效应、联动效应、先导效应这三种效应来实现,本文从探究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影响就业效应的作用机理入手,以青岛市为例,分析生产性服务业结构调整与促进就业的路径选择。     

略论粤港澳大湾区多元文化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及其重要意义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粤港澳大湾区在文化上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又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因此,应从粤港澳大湾区的实际出发,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引领,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本、以岭南文化为依托,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切入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多元文化融合发展。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多元文化融合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有助于增强文化认同、文化自信及目标认同,从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文化引领、提升文化软实力、提供精神动力。     

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生态效应的影响——基于西北五省区动态SDM和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检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环境的好坏关乎人民福祉的高低.基于西北五省区2009-2017年面板数据,利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动态SDM)和E-G协同集聚指数检验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生态效应是否存在空间影响,并通过构建单门槛效应模型,进一步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影响生态效应的强度.研究表明:第一,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通过提高科技水平改善了生态环境,具有显著的长期效应.第二,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对本区域生态改善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对其他周边地区生态效应也同样具有溢出效应,这体现出区域协调性.第三,当异质型人力资本的数量跨过门槛值16422后,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生态环境的改善才会发挥显著的积极影响.基于以上结论并立足西北五省区发展现状,应当建立系统完善、刚性约束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知识、技术溢出效应,重视人力资本推动区域发展的边际贡献,同时应当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依托,完善区域产业布局,打破区域边界,让生态效应改善的成果充分"外溢".     

粤港澳大湾区非对称要素流动与市场一体化建设

“一国两制”下,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处于三个关税区、三个法域、三种货币的独特制度环境,物流、人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等要素在粤港澳三地呈现非对称流动特征。港澳市场上的非原产地商品进入内地受到关税限制,内地人员进入港澳相对受到更严格的出入境管控,港澳资金进出内地受限,内地更为强调数据跨境流动的安全。粤港澳大湾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进一步厘清粤港澳大湾区非对称要素流动的基本特征,理解非对称要素流动的底层成因,辩证看待非对称要素流动与一体化的关系,有利于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发展。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建设可从提高要素密度、缩短流动距离、减少市场分割和促进机制联动四个方面,促使要素更为便捷地流动,为构建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经验借鉴。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建设的理论逻辑、国际借鉴与实践路径探究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是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窗口”“试验田”作用、构建中国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国家战略所需，也是以金融开放创设跨区域合作典范、以制度协同助推“一带一路”建设的湾区所向。本文基于金融地理及金融功能研究视角，从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倒逼金融要素向周边地区转移、社会分工理论推动周边区域金融活动专业化、多核心理论推进金融中心协同发展并渐进演化为国际金融枢纽等维度，分析国际金融枢纽的形成机理。同时，在对世界湾区城市金融发展模式进行系统总结的基础上，提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家金融枢纽的战略构想，即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整体布局中找准自身定位，遵循“区域性金融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金融枢纽”的发展轨迹，以要素集聚和辐射带动为动力源，以对外开放和协同联动为突破口，以综合嵌入和生态网络为支撑点，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力服务好中国式现代化，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金融板块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生产性服务业与中国城镇协同发展:基于典型城市群的分析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于城市发展,促进制造产业空间转移,优化城市之间的经济关系。针对中国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及人口变动数据,计算了城市群目标产业的区位熵、赫芬达尔指数,并以Shift-Share分析法计算生产性服务业的结构效应和竞争效应,用聚类稳健标准误固定效应模型测度了各指标对城市人口净流入量的影响。结果显示,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能促进人口从上级城市向下级城市流动,具有明显的协同扩散效应,有利于促进我国城镇协调发展。然而,另一方面随机效应不明显,当前存在着一些城市空间扭曲性政策,这些政策可能阻碍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城镇协调发展的相关机制,因此在实践中有必要采取措施,以消除这些扭曲性政策。     

基于SNA的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互动融合系统组织结构研究

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互动融合发展已成为装备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新方式,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互动融合系统组织结构是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互动融合研究的基础。本文分析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互动融合系统组织结构,构建互动融合系统组织社会网络模型;分析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互动融合系统组织社会网络效应并检验,结果表明社会网络点度中心度、网络密度、网络异质性越高,越有利于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互动融合系统运行。据此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互动融合系统组织社会网络进行测度,根据测度结果提出促进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互动融合发展对策建议,保障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互动融合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升研究

科技创新是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文章通过对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内涵的归纳，基于协同创新理论，构建了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升的五个维度，即创新主体的协同合作、创新资源的集聚和配置、创新平台的搭建、创新网络联结的强化和创新环境的改善。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取得了一定进展，主要表现为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基础扎实，创新主体合作活跃度和紧密度日益增强，本地国际创新型企业勇担创新主力，科技创新载体与创新人才持续壮大，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持续完善，但同时也面临原始创新不足与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低、科技创新发展均衡性与跨区域统筹协调性不足、人才结构矛盾凸显与创新平台能级偏低等困境。基于此，需要多主体协同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发展，构建科技企业良好成长环境，促进创新要素自由流动，推进高等教育与科技创新人才高地建设。积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的持续发展，构建开放型融合发展的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生产性服务业对城市低保对象就业影响的实证分析——以北京市为例

本文以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为例,在界定生产性服务业的基础上,运用城市低保对象的就业弹性和投入产出方法对北京市的生产性服务业面向城市低保对象的就业吸纳能力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了其直接就业效应与间接就业效应,并从结构偏离度的角度衡量了生产性服务业面向城市低保对象这个特定对象的就业增长空间。对于如何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以提高城市低保对象就业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和建议。     

中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分工协作机制初探

生产性服务业是一种低耗能、高技术、高集聚、高就业的现代服务产业,具有广泛的关联效应,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实现中部崛起的有效途径.中部六省必须避免产业同构化的低层次竞争,创新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分工协作机制,建立层次分明、布局合理的生产性服务业体系,即通过行业分工机制、地区协作机制和地区信任机制的建立实现省际和谐发展;通过城市圈经济的产业链中心作用和县域经济的产业链支撑作用实现省内和谐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增长效率和“减物质化”的影响——基于投入-产出表的动态分析

以中国与OECD国家的投入-产出表为基础,运用投入-产出法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经济增长效率和“减物质化”的影响.通过动态的比较分析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发达的国家经济增长效率较高、“减物质化”趋势明显.但在我国现阶段,生产性服务业的作用非常有限,这是由我国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以及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决定的.因此,只有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营造有利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环境,逐步提高生产过程中服务投入的比重,才能在提高经济增长效率的同时实现“减物质化”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