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色即淫”说与“好色而不淫”论

《红楼梦》第五回,作者借警幻仙姑之口提出一个有关“好色”的命题——“好色即淫”说,而司马迁在《史记》卷八十四有“《国风》好色而不淫”论。“好色即淫”还是“好色而不淫”,似乎成了一桩有待了断的“公案”。　　一、“好色而不淫”论与先秦文化中的“好色”观　　其一,先秦儒家承认“好色”是人的一种天生“情性”、自然人性。上博战国楚竹书《诗论》第14简:“以琴瑟之悦,拟好色之愿。”①《孟子·万章上》:“好色,人之所欲。”《荀子·性恶》:“目好色,耳好声……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也。”其二,先秦时期…     

猪八戒形象新论

人们一谈到《西游记》就会不知不觉地想到猪八戒。猪八戒是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开心果,开谈不说猪八戒,纵谈《西游》是枉然。猪八戒为什么具有这么大的艺术魅力呢?这一直是人们在探讨的问题。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试图从猪八戒形象演变、时代性、喜剧性及其美学意义几个方面探求这一形象的真谛所在,以就教于海内外《西游记》的研究专家、学者及爱好者。     

猪八戒形象的文化意蕴及理性思索

中国有着丰富而多彩的猪文化历史,<西游记>中猪八戒是作为现实的化身而存在的,在取经故事中代表了人民生活较现实的一面,使这部神话小说增添了许多人情味.从对猪八戒这个人物精雕细刻的传神之笔中,我们可以探寻包孕着猪八戒形象的独特的文化意蕴,阐析猪八戒形象的思想意蕴和审美意蕴,进而引发出对这一形象的理性思索.     

"我们的遥远的近邻"——印度的中国形象

印度的中国形象在历史时段上分为古代与现代,古代的中国形象出现在神话与信仰的想象关联中,印度与中国、中心与边国的对立等级关系是由佛教信仰确立的.现代的中国形象出现在西方现代性的想象关联中,印度与中国同样成为边国,西方是中心,其差异与等级的关系是由西方现代性确立的.中国或者是与印度分享所谓"亚洲共同性"、"东方精神"的"东方兄弟",或者是在西方现代性世界秩序中,与印度竞争、对峙、排座次的东方对手,中国形象与西方形象同时作为他者,完成现代印度"自我东方化"与"自我西方化"的双重身份认证.现代印度的中国形象包含着三层意义:第一层是知识论的,第二层是意识形态的,第三层是话语理论的.     

由正史到杂史——伍子胥复仇故事在史传系统中的流变

伍子胥复仇故事由正史到民间传说,由史传文学到戏曲、小说,在不同的文体和文学系统中不断得以演绎和完善。对《左传》、《史记》、《吴越春秋》中伍子胥复仇故事的情节和人物形象进行梳理,并结合当时社会盛行的时代意识和时代精神,可勾勒出伍子胥由正史到杂史以及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流变。这种动态的变化,使人们对伍子胥形象不断有了新的认识,从中也可发现后世优秀文学作品从正史和杂史中受到的启发。     

基于代际冲突视野下的猪八戒普世形象考察

猪八戒作为吴承恩《西游记》中最优秀的喜剧角色,代表了明代中后期被放大了的普通世俗之人的形象。矛盾冲突塑造典型文学形象,以代际冲突作为切入口,将八戒涉及的代际冲突类型概括为翁婿冲突、君臣冲突和师徒冲突。在与以高太公、玉帝和唐僧为代表的正统观念、宗法观念、宗教观念的对抗下,八戒在情感、饮食和品行方面展示了作为普世形象的世俗思想及基本的人性需求。基于八戒代际冲突的特质表现,可从当时代环境剧变下不同代之间在价值观念、文化信仰和行为取向等方面剖析八戒普世形象的成因。     

孙悟空与猪八戒:狂与欲

孙悟空和猪八戒这两个神话人物形象在小说文本中呈现出来的性格特征和美学风貌构成对比的姿态。从与时代契合的角度观照这两个形象 ,我们可以发现孙悟空和猪八戒都折射出浓郁的心学色彩 ,他们分别代表了处于流变之中的阳明心学对人性的呼求———狂与欲。狂与欲在晚明个性解放思潮中呈现出合流和变异的态势 ,成为晚明士风的主基调 ,从这个角度看 ,《西游记》确实是晚明个性解放思潮的先驱之作     

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多重形象及其在中国的接受

不同寻常的爱情经历,对写作和文字的热爱与执着,对女性的关注与思考,西蒙娜·德·波伏瓦展现在世人面前的便是这样一位特立独行又具多方面才华的女性.她的多重独特性也构建起了她在接受过程中的多重形象.当作为"女人"、作为"存在主义女作家"、作为"女权主义教母"的波伏瓦形象传播到中国,中国评论界与普通读者在接受过程中对不同侧面的波伏瓦表现出了不尽相同的热情与关注度,其不同侧面形象的接受也因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命运和特点.     

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银幕劳模形象变迁

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劳动模范作为中国独有的身份与形象,不间断地出现在银幕上,成为中国电影中的典型形象之一.自新中国成立后,劳动模范形象在银幕中的呈现并不是单质的、统一的,而是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分期特征,这既与不同时期的时代母题和政治要求有关,又关乎创作者的心态.具体来讲,"十七年"时期电影中的劳动模范形象是一种集体奋进意识和"竞赛精神"的典型代表;新时期伊始,在市场化浪潮的冲击下,银幕中的劳动模范在日常生活中凸显出社交受阻、身份位移等现象;如今,劳动模范形象经历了概念拓展与价值升维,不仅创作手法多元,形象也趋于主流化,并以一种"情感真实"的面貌与观众建立起交流与对话的空间.     

美国黑人文学中女性形象分析

美国的黑人文学是随着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变化而发展起来的,黑人文学中的女性人物也随着黑人文学的发展变得逐渐"丰满"起来.从美国早期黑人女作家"北美黑人文学之母"惠特莉到19世纪中期的布朗、哈泼,再到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的吐默、赫斯顿等,以及二战以来的赖顿、鲍得温、艾里森、沃克等,他们在根植于传统美国黑人文化的同时,从不同角度不断地给美国黑人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注入了新鲜血液,使黑人女性形象逐渐丰满.     

浪漫主义时期欧洲文学中骑士形象的时代意蕴

浪漫主义时期欧洲文学中的骑士形象蕴涵着该时期特有的时代意蕴。从文化趋向、读者接受以及审美认同等视角对骑士形象的时代寓言功能予以剖析,并进一步论述不同骑士类型生成的时代因缘。     

跨文化形象学的观念与方法——以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为例

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理论分析在形象、类型、原型三个层次上展开。个别文本中的中国形象是直接分析的对象,但研究问题却是个别形象在总体形象类型中的程序化过程。类型是跨文化形象学的关键概念,是分析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的基本功能单位。原型表明形象谱系自身的继承与关联关系,是形象史中最基本的、超越个别文本与时代的、深入到集体无意识心理中的普遍可交流的领悟模式。乌托邦化与意识形态化两种意义原型,为诠释西方的中国形象提供了基本的意义模式,同时也对应着西方中国形象的历史演变过程。跨文化形象学最终落实在文化心理深处富于表现力与创造力的原型上,关注作为西方现代性话语实践的中国形象中包含的知识与权力及其体现在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跨文化交流的话语霸权上。乌托邦化与意识形态化中国形象原型,分别指向两种"东方主义"。而两种东方主义两极之间形成的张力,赋予西方文化扩张发展特有的活力。这才是我们在"文化自觉"大命题下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怀疑与拯救的张力——论鲁迅小说中的"孩子"形象

鲁迅小说中的"孩子"形象传达出一种在怀疑中拯救的观念,在人性之丑陋、屈辱或卑微之外,发现孩子的优点,从精神、生活、民族三个层面喊出"救救孩子"重要性,包含着深刻的意义和时代、自身等方面的原因。     

国家形象概念辨析

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提升,国家形象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由于国家形象问题的复杂性和国家形象研究的学科交叉性特征,不同学科对国家形象概念内涵和外延的理解不同,出现了"国家形象""国家威信""国家声誉""国家品牌"和"国家认同"等概念。国家形象是国内外受众对一个国家的物质要素、精神要素、制度要素以及行为要素的总体认识。因此,国家威信、国家声誉、国家品牌和国家认同都是国家形象在不同领域中的具体表现。国家形象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在对国家形象进行建构研究的同时,也应当注重对国家形象其他层面的研究。     

全球化与科技（六）

（二）第三世界的奋争十多年来，第三世界在压抑和苦难中挣扎，同时也不同程度地认识到科学技术对于提高国家综合实力、维护民族尊严和主权以及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重要性。第三世界与西方的差距越拉越大，第三世界奋争和努力，都属于我们时代的一部分。印度是一个在发展信息技术方面引起世界注意的国家。印度20世纪90年代初制定了重点开发计算机软件的长远战略，首先在班加罗尔建立了全国第一个计算机软件技术园区。这里已经成为印度的软件之都。印度提出八年以后软件产值增加到870亿美元，出口增加到500亿美元，由1999年占出口总额…     

中国何来“轴心时代”?(上)

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介绍到中国时,正值中国社会处于一个特殊的转折时期。雅斯贝斯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史前、古代文明、轴心时代和科技时代四个基本阶段,其中,第三阶段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东西方同时或独立地产生了中国、印度、巴勒斯坦和希腊四个轴心文明。虽然这一理论具有反西方中心论的意味,但也必须注意到,在雅斯贝斯所划分的整个人类历史上,只有中华文明跨越着全部四个阶段,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到第二阶段绝灭了,古希腊文明则在第三阶段才开始。追溯民初以来学者早已开始的东西文明比较,更多关注的是在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华文明的第二阶段上。20世纪初兴起的疑古思潮将中国古史"砍掉一半"、"打个对折","轴心时代"理论则恢复了晚周诸子学的合法性,但它同时继续漠视三代王官学,而三代王官学正是晚周诸子学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的源头。"轴心时代"理论与中华文明对接中的偏差,其影响将是流与源的颠倒、反题与正题的倒置和各期学术史的逐次错位。     

中国何来“轴心时代”?(下)

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介绍到中国时,正值中国社会处于一个特殊的转折时期。雅斯贝斯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史前、古代文明、轴心时代和科技时代四个基本阶段,其中,第三阶段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东西方同时或独立地产生了中国、印度、巴勒斯坦和希腊四个轴心文明。虽然这一理论具有反西方中心论的意味,但也必须注意到,在雅斯贝斯所划分的整个人类历史上,只有中华文明跨越着全部四个阶段,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到第二阶段绝灭了,古希腊文明则在第三阶段才开始。追溯民初以来学者早已开始的东西文明比较,更多关注的是在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华文明的第二阶段上。20世纪初兴起的疑古思潮将中国古史"砍掉一半"、"打个对折","轴心时代"理论则恢复了晚周诸子学的合法性,但它同时继续漠视三代王官学,而三代王官学正是晚周诸子学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的源头。"轴心时代"理论与中华文明对接中的偏差,其影响将是流与源的颠倒、反题与正题的倒置和各期学术史的逐次错位。     

试论鲁迅形象的接受

鲁迅形象的传播与塑造,即鲁迅形象的接受,是鲁迅研究相对薄弱的环节。无论是活着还是死去,鲁迅形象一直在被塑造着,不同接受者心中有不同的鲁迅形象,这与真实的鲁迅相关又不完全相关。鲁迅形象的塑造与接受也与时代变迁有密切联系,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制约着鲁迅形象塑造的方式和效能,不同的时代背景,鲁迅形象的传播和接受呈现不同的样貌。总的看来,鲁迅形象的接受有两个基本的走向,即"神化鲁迅"和"人化鲁迅"。     

亚洲或东方的中国形象:新的论域与问题

分析现代印度与日本的中国形象,发现他们表述中国的知识框架与价值立场都是“自我东方化”的,中国形象不过是“去东方化”与“彼此东方化”构筑的文化他者,目的在西方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确认自己的文明身份。不论日本或印度,都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外表述中国,也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之外认同自身;亚洲不同国家的中国形象,不仅意味着该国与中国的双向文化想象关系,更重要的是意味着不同东方国家面对西方现代性进行彼此参照、自我确证的三角关系,其中西方现代性具有覆盖性与宰制力量,东方国家在“彼此东方化”中将自身与对方同时置于西方现代性的他者地位;东方的中国形象成为西方的中国形象话语的再生产形式。“东方”或“亚洲”作为表述中国的主体,缺乏知识与价值的自我奠基。东方或亚洲国家在现代性叙事中构筑中国形象,不管是依附西方现代性还是另辟东方现代性,都无法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与前提、方向与方法。     

“大众形象”:当代小说研究的一种视角

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小说创作来看,每一个文学潮流代表性的作品中都存在着生动而丰富的"大众形象",然而以"大众形象"为视角的小说研究却少之又少。"大众形象"虽在不同时代语境的小说作品中体现出相异的涵义,但他们具有匿名性、静态性、文化逼真性等共同的特质。在文学作品中,"大众形象"主要以文本难点或者文本"顽症"的曲折方式来协助完成文本主题意义的建构,这首先在于"大众形象"身上交织着复杂的集体无意识与社会意识。同时,"大众形象"在事件冲突所支撑起的意义场域具有一种驳杂的动态性,这也是构成"难点"与"顽症"的重要原因。"大众形象"不仅丰富地体现了社会转型过程中新旧力量的相互交叠、重合、对抗以及妥协,而且还如滤镜般折射了作家审视和反思历史现实的价值立场与基本态度,成为解读转型社会特征的另一种独特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