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迁移的问题研究——以辽宁省为例

在我国进行全面经济结构调整的进程中,劳动力迁移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也是劳动经济学研究当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分析国内外劳动力迁移的现状、特点,并结合辽宁省的数据,总结了刘易斯模型、费景汉—拉尼斯模型、托达罗的乡村——城市劳动力转移理论,进而基于eviews6．0操作平台,利用1990年至2010年辽宁省的数据对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了消费物价指数、就业率以及平均工资对人口迁移的显著影响,由此提出有利于劳动力迁移、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政策建议。     

隐性经济视角下环境规制对工业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以湖南省为例

隐性经济作为工业环境污染的一个重要来源,会对环境规制产生重要影响,但其作为制度弱化的指标并未引起重视。鉴于此,以“两型社会”国家级示范区湖南省为例,从理论和实证研究隐性经济视角下环境规制对工业环境污染的影响。理论表明,隐性经济部门的产出和利润均为环境规制强度的减函数,工业环境污染为环境规制强度的减函数和隐性经济的增函数。实证显示环境规制强度对于工业环境污染的直接效应及间接效应均显著为负,除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外,隐性经济对于工业环境污染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据此,从环境规制和隐性经济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农地制度变迁与农村劳动力迁移

农村劳动力迁移是中国农业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不完整产权为特征的中国土地制度是否会阻碍劳动力的流动,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文章基于期望效用函数构建了一个劳动力转移决策理论模型,并由此提出一个可验证的假说:土地租值的提升会增加移民的激励。运用1978—2011年的经验数据对该假说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更完整的土地收益权和更稳定的土地产权通过增加土地的租值,对农村劳动力迁移有着正向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政策上意味着进一步明晰农村土地产权,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以及构建完全的土地市场,可以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到更高生产效率的城市工业部门,帮助中国经济更全面的发展。     

迁移与发展：中国乡城劳动力迁移的回顾与展望

从推动经济增长、提高农民收入、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促进劳动力市场发育等方面看,中国乡城劳动力迁移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由于中国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严重失衡,城市化水平依然很低,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仍很巨大。中国劳动力乡城迁移远未完成,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高等教育规模、劳动力质量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考察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劳动力质量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第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能够显著促进当地产业结构升级,劳动力质量能够强化高等教育规模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效应;第二,高等教育规模会抑制相邻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劳动力质量能够强化高等教育规模对相邻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第三,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高等教育规模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正向的直接效应和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中部地区高等教育规模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负向的直接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规模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负向的直接效应,无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第四,不同地区劳动力质量的调节效应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基于此,本文提出从教育角度要稳步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与提升教育质量并行;从地区发展角度中西部地区要增强就学地粘滞作用,提高就业吸引力;从国家政策角度要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强化政策引领作用。     

江西省农村劳动力就业迁移的动因研究——基于992份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学术界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原因作了许多有益的研究,其中"推一拉"理论和"生存理性选择"理论具有长期的说服力.通过以江西省赣州市为中心的实证调查,认为从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选择的角度来考察农村劳动力就业迁移的动因更有解释力.     

京津冀地区劳动力迁移的限制因素及优化策略

在区域空间结构一体化演变中劳动力迁移机制和特征研究的基础上,以京津冀地区为研究对象,通过熵权法得出区域发展差异、区域饱和程度和区域工作环境三大影响因素十五个评价指标的权重得分,并通过计算因素评价值,进行空间分析,对京津冀地区一体化发展历程中劳动力迁移的限制因素及影响程度进行定量及定性分析,并从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和扩宽发展渠道这三方面入手提出相应的优化策略。     

农村劳动力迁移的人力资本集聚效应研究

农村劳动力迁移带来的人力资本集聚对我国区域经济和农村发展具有显著的影响。伴随着区域产业的调整,区域人力资本集聚水平将会随之改变,农村劳动力转移将会面临新的趋势和调整。为了更好的探索我国农村劳动力迁移的人力资本集聚水平和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农村人力资本的地理集中程度为0.35,其中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形成的城乡收入差距是影响目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人力资本集聚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为了更好的提升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集聚程度,需要做到加强劳动力输出组织的建设,促使劳动力的跨区域转移以及改善其劳资关系,努力拓宽劳动力跨区域迁移领域和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容量。     

江西省农村劳动力就业迁移的动因研究——基于992份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学术界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原因作了许多有益的研究,其中推-拉理论和生存理性选择理论具有长期的说服力.通过以江西省赣州市为中心的实证调查,认为从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选择的角度来考察农村劳动力就业迁移的动因更有解释力.     

基于演化博弈的农村劳动力迁移分析

运用博弈论的研究方法,通过构建农村劳动力迁移决策与政府鼓励迁移的动态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影响系统演化路径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的迁移损失越小,越有利于劳动力迁移;劳动力城乡相对收入差距的大小对劳动力迁移有重要影响;农村劳动力迁移到城市以后获得的无形效用和福利越大,对劳动力迁移的吸引力越大;农村劳动力迁移过程中政府总成本支出与额外收益之差对其采取何种策略有重要影响.     

环境规制与中国工业绿色技术效率——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应用2000—2015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的工业面板数据,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测算考虑环境污染成本的工业绿色技术效率,进而分析命令型环境规制和市场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技术效率产生的不同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工业绿色技术效率呈缓慢上升趋势,表现出东高西低的区域特征,且低于传统技术效率;命令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技术效率有反向影响,而市场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技术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两者之间存在互补关系。两种类型的环境规制工具各有所长,在工业污染治理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因此,若想实现环境目标的同时提高工业绿色技术效率,应扩大环境规制工具库,注重多种环境规制工具的组合使用。     

我国农村劳动力迁移空间距离的变化及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迁移流动性不断增强。本文根据1990年、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调查数据,分析了近20年来我国农村劳动力迁移流动的空间距离变化以及农村劳动力省际迁移来源地和目的地变化及特征。     

相对剥夺对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影响

利用CGSS2010农村调查数据,通过建立二元logistic计量模型分析了收入剥夺、支出剥夺、住房剥夺、预期收入剥夺、情感剥夺五个剥夺因素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总收入和家庭住房剥夺对农村劳动力迁移具有显著地促进作用;预期收入剥夺则对农村劳动力迁移起显著地抑制作用。影响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其他因素中,性别、年龄、健康和所处地区对农村劳动力迁移都有显著影响：农村男性劳动力比女性劳动力更倾向于迁移;年龄的增长则不利于劳动力迁移;健康对农村劳动力迁移有正向促进作用;和东北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的迁移行为更加普遍。     

贸易开放与劳动力技能升级——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

通过更高水平的城市贸易开放实现区域劳动力市场升级和技能提升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在开放经济框架下,从理论上阐释了贸易开放影响劳动力技能升级的内在机制,并采用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微观样本和186个城市的匹配数据,对贸易开放如何影响劳动力技能升级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城市贸易开放能够显著促进地区劳动力技能升级,具体表现为贸易开放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市劳动力市场中高技能劳动力占比增加约0.02个百分点;(2)产业集聚是城市贸易开放促进地区劳动力技能升级的重要渠道;(3)贸易开放对劳动力的技能升级效应具有地区异质性和城市规模异质性,中部地区城市贸易开放对劳动力技能升级的影响最明显,500万及以上人口大城市贸易开放对劳动力技能升级的促进作用最大。因此,结合产业集聚特征、地区差异和城市规模,实施针对性和适宜性的政策措施,推动“优进优出”的高质量贸易开放,对优化地区劳动力市场结构、提升高技能劳动力和人才的比例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规制、技术投入与工业转型升级——基于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使用2005—2017年中国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省会城市、直辖市)的面板数据,研究环境规制、技术投入与工业行业转型升级的关系。检验结果支持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在企业部门不存在"创新补偿"效应的主张,认为环境规制自身对工业行业转型升级不存在显著影响;企业技术投入是工业转型升级的直接推动力量,但地方政府技术投入对工业转型的作用不显著。应坚持"市场决定"的原则,通过完善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自身的功能,引导、激励企业成为工业转型的主要推动力量。在政府部门"创新补偿"效应显著存在,意味着应当由以政府"有形之手"为主治理环境,而以市场"无形之手"为主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的分区检验则认为,中部地区在企业部门存在"创新补偿"效应,而东部地区则在政府部门存在"创新补偿效应",因此,我国的环境政策应该在不同区域间有所差别,在东部地区坚持以完善市场为主促进转型升级,而在中部地区可以适当运用政府环境规制政策倒逼产业转型升级。     

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空间演变的影响

通过构建环境规制强度综合指数和环境污染综合指数,运用全域自相关检验、局域空间自相关检验、局域空间自相关分布及显著性检验,实证研究2004—2014年中国各省份环境污染的空间格局与空间演变;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空间影响的作用机理。结果显示:（1）中国各省份的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空间正自相关性,在区域空间分布上形成了高低两个集聚区域,低污染物排放集聚区正在由东部向东南部扩展,高污染物排放集聚区正在由西北部向东北部扩展;（2）环境规制强度、技术创新对环境质量的改善起阻碍作用,表明中国目前的环境规制确实存在“绿色悖论”,技术创新并未激发波特假说的“创新补偿”效应。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可以显著改善环境质量,中国并不存在“污染天堂”;（3）环境规制强度和对外开放程度的直接效应远大于间接效应,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的间接效应大于其直接效应,也就是说,本地环境污染受本地环境规制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大于受相邻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本地环境污染受相邻地区的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的影响大于本地的工业化水平和技术创新的影响。     

农业基础设施水平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基于县级数据的经验研究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划分为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模式,农业基础设施水平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有着显著的影响:机械力在耕种、收获环节对劳动投入的替代,促进了劳动力的异地转移;机械植保则对劳动力的异地转移产生了抑制;灌溉条件的改善只对劳动产生部分的替代效应,促进了就地转移的增加.现阶段地方政府对基础设施的增量投入太低,以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决策基本不受其影响.     

环境污染与规制的博弈论分析

企业环境污染造成的外部性利用市场机制已很难解决,政府规制的介入就成为一种必然.作为理性的决策主体,它们在一定条件下成为一种博弈关系,从二者的博弈均衡时得出的最优混合策略,可以看到博弈双方行为的选择都与对方的成本收益有关;另外,政府对企业提高污染的罚款额,不能从根本上完全消除污染,环境污染具有社会成本,政府规制也具有社会成本,只有将二者降到最低状态时,才能使污染控制给整个社会带来最大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