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视野下的义诺彝族“吉觉”仪式

本文从民族学视角出发,对凉山美姑县义诺彝族的吉觉仪式进行了研究。吉觉仪式,作为毕摩宗教文化的重要内容,是彝族驱遣类仪式中以遣返祸害、扭转劣势和转返他人咒术攻击为特征的季节性仪式。不仅反映了彝族丰富多彩的鬼神观念,也折射出了鲜明的象征思维、对超自然界的刚硬态度和控驭意识,以及人力胜天、和谐平衡的思想特质。     

凉山彝族“说布”仪式文化意蕴

“说布”①是彝族原始宗教活动中最为普遍的仪式现象,是一种多样化的季节性仪式.它反映了彝族丰富多彩的鬼神观念和对自然现象的认知.其具有神学思维特征和神圣意识形态.“说布”背后隐藏的是人类应与自然和谐相处及和谐之美的思想意识和文化意蕴.在彝族“说布”仪式中,几乎每一件使用的物品、每一个动作手势、每一段唱词,都对应有特定的文化符号和隐藏着深厚的文化意蕴.     

大理白族送“祖先蛇”仪式的多维解读

送"祖先蛇"是大理白族村寨中一种很小的宗教仪式,我们通过对这个仪式的多维解读可以看出一个民族历史上的图腾崇拜、祖先追忆,以及仪式本身对保持区域性生态平衡,减少蛇对白族人的伤害和维护白族传统信仰的作用。     

由史俗到经述：彝族毕摩经籍中的“狸猫换太子”故事

彝族毕摩经籍中出现了关于宋仁宗的“狸猫换太子”故事,在历史记载、说书演义、叙事模式、社会语境、仪式过渡的共同作用下,由毕摩撰写完成了“仁宗的故事”。但是,该故事又由自己的方式来讲述,其深层次结构与很多故事类型和原型仪式有相似之处。     

“文化”场域的博弈与“遗产”价值的重构——基于彝族禳灾记忆遗产化案例的思考

彝族禳灾仪式及节日是特定人群在特定生存环境中的生活经验与集体记忆,是适应其生产生活的有效地方性知识,是彝族人对日常生活世界的意义表达。但在当下社会场域中,不同主体从自身所属利益共同体出发,赋予其形态各异的价值取向。在此过程中,禳灾记忆主体的传统地位被改变,原有“价值”在新的评判标准下被重新评价和书写。因此,本文将通过不同主体在申遗“在场”中的话语、行动和博弈,呈现申遗作为一种公共行为如何被行政权力、商业资本、地方精英、当地民众等主体进行价值重构并符号化;分析概念化的非遗保护在实践语境中的差异性及原因。在此基础上,从禳灾仪式之一的彝族儿童节“阿依蒙格”反思申遗与文化认同之间的矛盾及可能的解决路径。     

贵州化屋歪梳苗“打牛”祭丧仪式探析

打牛祭丧是贵州黔西县化屋歪梳苗丧葬活动中的一个重要仪式。该仪式的举行与否,取决于死者的年龄大小、是否生育及死者家庭的经济条件。通过这一极富象征性的传统仪式,苗寨社会建立起了一种以费用分摊为目的的经济扶助模式,有效缓解了单个家庭举行丧葬活动的经济负担。同时,家族认同功能也在仪式中得以强化。随着社会的发展,打牛祭丧仪式也在不断变迁。     

从“祖灵崖”到“神龛”——广西隆林彝族的社会变迁与家屋逻辑研究

本文剖析隆林彝族为应对生命的意义以及为向主流社会求同而建构家屋的历史过程。通过供奉祖灵,繁育后代,成为祖灵的生命历程,彝族依照祖灵信仰完成自我生命的意义建构。清中期随着改土归流的深化,在宗族制度为主导的国家秩序的支配下,承载祖灵信仰的神圣空间从祖灵崖转移到了家屋之中,通过在家屋之内实践个体从供奉祖灵繁育后人到成为祖灵的转化,家屋变成了生命意义转化的神圣空间,是祖灵与后人共同栖居之所。正是为了因应清代改土归流历程中各种力量的推动和主动谋求保全族群信仰的两难选择中,彝族形成了以自我的家为中心向边缘扩散的家屋社会。     

再造传统：布朗族“贡母”节的当代重构及其仪式实践——来自云南省永德县送归村的调查

云南省永德县布朗族的“贡母”节起源于送归布朗族传统的“拱木”会,是永德布朗族重要的民俗信仰活动。当地布朗族文化精英为了在现代社会变迁中拓展布朗族文化的生存空间,弘扬和传承优秀民族文化,与地方政府合力推动重构了“贡母节”,由此重塑了地方社群的传统仪式与文化空间,并使之成为维系布朗族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的重要标志。这种“传统的发明”、节日的再造和“非遗化”的传承不仅有助于提高布朗族的民族自豪感和社区凝聚力,维护中华文化多样性,而且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平台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纽带,为乡村振兴背景下永德布朗族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     

开启“理解”彝族文化之门的“金钥匙”——评沙马拉毅主编的《彝族古代文论精译》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曾说“理解”是人的存在方式。^[1]伽达默尔进一步指出“能被理解的更好存在物就是语言”^[2彝族文献典籍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但由于历史和语言的遮蔽,阅读与理解困难重重,今天我们所了解的彝族文化,只不过是灿烂的彝族文化中的一角,大量的古代文献典籍亟待整理和研究。     

文本、仪式与认同:19世纪星马华人秘密社会组织研究

中国清代教门及会党组织名目繁多,彼此关系错综复杂,由于这些秘密社会组织不容于清政府,再加上历来以讹传讹的口述传抄,更难窥其全貌。其中的天地会及相关组织从18世纪流传迄今,分布范围更从华南地区、东南亚到北美。尤其是19世纪的星马华人社会,不仅会众人数可观,还与庙宇、书院、坟山等社团密不可分。本文指出,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秘密社会组织有不同的表现方式或功能,但研究的关键应该是其凝聚会众的方式及集体意识的基础。透过戏曲、说书人等媒介传递,对世俗化义的观念及论述,正是会党形成的文化基础和凝聚会众的关键。西鲁传说文本既非反清复明的隐喻,也与天地会起源的事实无关,而是藉由兄弟血仇的叙事,结合会众情感与认同,而仪式则可视为建构义的观念、强化会众认同的重要过程。     

史诗演述的仪式效力与知识共享：对彝族诺苏支系“勒俄”口头表演的民族志研究

基于列维-斯特劳斯对神话叙事和仪式话语的关联性分析视角以及雅柯布森的文化翻译理论,本文探究了史诗演述的公共仪式性特征。通过在四川省美姑县进行的田野调查和个案研究,发现彝族诺苏支系的“勒俄”史诗演述在祭祖送灵仪式中为人类的起源、语言分化和谱系文化建构的稳定转化提供了一个基于口头表演和社会互动的文化翻译过程,也因此史诗演述者能够以社会建设性的方式来引导、阐释和确立社会宇宙时空的秩序更新,并基于仪式参与公众所理解和共享的听觉文化渠道来唤醒和调度整个仪式的赋灵效力。本文通过对史诗演述事件的分析,发展了“史诗演述人-仪式主人家（及家族亡灵）-仪式参与公众”的分析模型来理解神话和起源叙事所凝聚的知识、智慧、记忆、情感等社会价值;指出以感官和话语为中心的研究方法能够拓展对仪式沟通、口头表演和日常语言之关联性认识。     

“历史·历时·流变”——拉卜楞寺仪式音乐“道得尔”研究的三个维度

“历史/历时”为西方民族音乐学仪式音乐的两个重要概念.基于拉卜楞寺仪式音乐“道得尔”的多元历史证据、仪式音乐与文化建构、“道得尔”历史流变三个角度,对相关文献进行整理和研读,实现对拉卜楞寺仪式音乐“道得尔”在“历史/历时”研究领域的重要个案的理论取向与实践价值探讨.     

“白苗”丧葬仪式的认同层次分析——以贵州紫云县为例

通过对贵州紫云县"白苗"社区丧葬仪式进行分析,揭示这一相对稳定的人生仪礼在当地社会结构同族群关系当中所体现的双重认同层次——家族认同与族群认同,以及二者在该族群特有的亲属关系特点与地理空间上多族群互动的生境下所体现的存在状态。     

仪式展演双重场域与非遗传承人身份认同——以乳源瑶族“拜盘王”仪式乐舞为例

乳源瑶族每年定期开展“拜盘王”仪式活动和庆“十月朝”文化旅游节乐舞展演活动,相关活动生成庙内仪式实践和庙外文化展演的双重场域。庙内仪式场域受庙外文化展演场域影响,仪式传统性被削弱,“拜盘王”仪式在现代-传统、国家认同-民间认同、博弈-妥协等语境下发展变迁;同时,当地政府为促进文化保护和经济发展互利共生,对民间认可的传承人与非遗保护制度认可的代表性传承人身份采取双向认同策略。两个不同展演场域在为非遗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的同时,也彰显矛盾和张力。     

“历史·历时·流变”-拉卜楞寺仪式音乐“道得尔”研究的三个维度

历史/历时为西方民族音乐学仪式音乐的两个重要概念。基于拉卜楞寺仪式音乐道得尔的多元历史证据、仪式音乐与文化建构、道得尔历史流变三个角度,对相关文献进行整理和研读,实现对拉卜楞寺仪式音乐道得尔在历史/历时研究领域的重要个案的理论取向与实践价值探讨。     

彝族“尔”(龙)文化内涵探析——从语言文化视角解读《支格阿尔》

华夏民族自称为龙的传人,彝族以龙、虎为图腾。在中国的英雄史诗中,史诗与"龙"和龙的精神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以支格阿尔姓氏中龙"尔"[lu]的缘起;汉藏语系语言中龙"尔"[lu]的源流;龙"尔"[lu]是英雄人物的精神和力量;龙"尔"[lu]的精神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为内容,以解读《支格阿尔》等英雄史诗蕴藏的文化内涵为主线,对英雄史诗中龙的精神进行分析研究,提出龙的精神就是英雄史诗中的英雄精神,龙的精神就是中华民族勇敢、无畏、团结、奋斗的民族精神。     

仪式、礼物与狂欢——“微时代”网络社群红包的人类学阐释

微端红包在网络社群中扮演着"多重能指"的符号性角色,关涉着认同性仪式、情感象征与价值交换等诸多议题.微时代的网络社群红包作为人类学意义上的"礼物",在一种"流动的循环"中表现出集体狂欢的倾向,这进而实现了符号作为文化资本的情感性消费.在"微时代"背景下,网络社群红包作为现代人群生活方式的一个表征,其价值与意义也有待进行人类学层面上的阐释与反思.     

跨族际的故事比较——汉族、藏族“天鹅处女”型故事研究

汉族、藏族流传了大量的“天鹅处女”故事,形成了具有共同性和特殊性的叙事传统,这些传统与汉族、藏族民众生活紧密相联.这类故事传达了汉族、藏族追寻美好生活的愿望.汉族、藏族“天鹅处女”故事具有明显的印度佛教同类型故事色彩.     

“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根源探析：基于中西民族政策比较的视角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特别是新冠疫情暴发之后,西方社会撕裂并陷入对立,民粹主义上升,导致乱象横生;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高歌猛进,"风景这边独好",彰显了"中国之治"的优势。观察这一现象,民族事务治理的不同是一个重要的分析视角。民族问题投射到国家治理层面,就涉及民族政策。比较中西方民族政策的差异,探寻"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背后的民族政策根源,总结民族政策助力"中国之治"的成功经验,对回应欧美对我国民族政策的污蔑和攻击,充分认识和理解中国民族政策的优越性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