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环境美学对西方现代美学的拓展与超越

当代环境美学不仅重申了自然作为审美对象的必要性,还把以环境为对象的环境艺术,以及由人类所设计、创造出来的一切环绕之物,包括艺术创造在内,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这是对仅仅专注于艺术审美问题研究的现代美学的极大拓展和扩充.环境美学将当代生态思想引入美学研究,认为人与自然环境处于同一个生命共同体之中,环境状态与人的生存息息相关,对环境的审美不可能与价值取向、利害关联毫无关系,从根本上颠覆了审美无利害这一支撑现代美学的主导审美观念,从而在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维度上达成了人类生存环境的审美价值与伦理价值以及美学与伦理学的内在沟通.环境美学对传统美学建立在心物二元、主客分离基础上的审美静观模式普遍持否定态度,倡导一种人类与自然统一、主体与客体合一的审美介入模式,不仅强调人处于环境之中,对环境的审美需要人的多种感知能力的共同参与,还特别强调环境审美经验的社会性及其与日常经验的相通性,从而打破了传统美学对审美活动的超越性乃至超验性价值的迷恋,使审美活动重新回归其与人类日常生活本来具有的密切联系,重新恢复了审美活动的生活属性.     

伯林特环境美学视野下的中国园林——以伯林特《中国园林的自然与家园》为例

美国环境美学家伯林特从其环境美学理论出发,将中国园林视为一种传统的审美环境,认为这种环境拓宽了我们对城市环境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对人类存在的理解。他借鉴杜威美学"一个经验"的理论思路将中国园林环境视为"一个环境",同时根据其"交融美学"指出,这些园林提供了"环境审美交融"的最佳条件,从而将中国园林美学研究纳入到了其环境美学的理论框架和学术视野中,改变了中国园林美学研究通常将园林视为艺术品的研究思路,其重要意义有两方面:一是以环境审美超越了艺术审美,更新了中国园林美学研究的理论范式;二是将中国园林视为"人与环境的交融模式"的典范代表,促使我们去反思中国园林如何帮助我们去创造出自然与人类和谐统一的环境。     

环境美学的建构性考察

环境美学不仅拓展了审美对象的范围,而且在新的审美模式的指引下,丰富了人类的审美经验.环境美学的建构性可从以下三方面进行考察:一是引发环境经验的审美模式;二是环境经验的审美诠释;三是环境审美的价值.在上述规定的视野中,我们可以从介入模式的重构、家园感的建构与中西美学交流平台的建构三个方面来探讨环境美学的建构性.     

论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联系与区别

综观过去半个世纪的学术历程,可以将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关系论归纳为五种立场:一、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具有不同的开端,二者并行不悖、没有任何关系;二、在环境美学框架内发展生态美学;三、将环境美学等同于生态美学;四、吸收环境美学的理论资源来发展生态美学;五、参照环境美学,通过充分吸收生态学观念、彻底改造传统美学而发展生态美学。笔者坚持第五种立场,认为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差异非常明显,将二者混为一谈不利于各自的健康发展。环境美学的研究对象是不同于"艺术审美"的"环境审美",它是对自黑格尔以来以艺术品为审美对象的"艺术哲学"的批判超越,其核心问题是环境审美与艺术审美的联系与区别;而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则是"生态审美",其对立面不是"艺术审美",而是传统的"非生态审美"或"没有生态意识的审美"。环境美学是就"审美对象"这个角度立论的,探讨审美对象是艺术品还是环境;生态美学是就"审美方式"这个角度立论的,其立论根基是人的生态生存和生态思维,其核心问题是如何在生态意识引领下进行审美活动,亦即在人类的审美活动和审美体验中,如何使生态意识发挥引领作用而形成一种"生态审美方式"。     

胡塞尔与当代西方美学

胡塞尔对西方现代美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意向性理论与审美对象的存在形态;形式价值论与审美价值论;主体间性理论与审美主客体关系;生活世界理论与艺术的审美功能。考察胡塞尔对现象学美学、存在主义美学、解释学美学的影响,可以见出胡塞尔对当代西方美学的重要贡献。     

艺海探珠求新韵——评宋生贵教授新著《诗性之魅——艺术美学新论》

宋生贵教授的新著《诗性之魅—艺术美学新论》,在构建艺术美学理论框架时,高度重视传统艺术与美学理论,强调艺术的人文内涵与地域内涵,探讨艺术的审美特质与价值取向,由艺术与人的价值关系出发展开论述,将艺术审美问题与人类生存状况紧密联系起来,提出了当代艺术面临的重大问题,并尝试给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同时,该书也努力把中国古典美学中诸多仍具生命活力的精彩命题融入进来,增强了理论的涵盖性,从而更好地实现了对艺术的全面把握。     

当代环境美学与环境保护论的要求

自然审美经验对于保护和保存自然环境是至关重要的。针对与自然审美欣赏相关的两种传统立场,即如画性景观立场和形式主义艺术理论,一些环境保护论者认为这两种自然审美欣赏立场所关联的模式存在一定误区,指责它们是人类中心主义的、风景迷恋的、肤浅的、主观的和道德缺失的。基于传统自然美学的这些不足,环境保护论对构建恰当和完善的自然审美欣赏模式提出了五项要求,即自然美学应该是非中心的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关注环境的而非风景迷恋的,严肃认真的而非肤浅轻浮的,客观的而非主观的,关涉道德的而非道德缺失的。从这个角度对当代环境美学中的参与美学与科学认知主义这两种立场进行考察和评价,可以看出当代环境美学重视环境保护论的要求,不仅关注风景性的环境,也关注其他类型的环境,对传统自然美学有质的超越。     

作为环境艺术的音乐——阿诺德·柏林特对音乐审美体验的环境现象学考察

音乐体验既是柏林特环境美学得以建构的重要来源，也是验证他审美理论的最佳范例。环境现象学语境中的“环境观”和“体验观”是柏林特艺术美学和环境美学一脉相承并得以建构的理论基石。音乐作为一种环境艺术，是柏林特对音乐审美体验的“环境性”所做的一种环境现象学描述。他将由创造性、物质性、表演性和鉴赏性等主要因素构成的音乐环境定位为一个知觉体验的审美场，有力批驳了音乐理解的形式化和主观表现倾向，从根本上颠覆了现代艺术客体论，消解了现代审美欣赏的二元论格局。音乐存在的非对象性、多维性及其知觉场域内各因素功能的连续性、交互性和一体化，有力证明了音乐体验的环境性和人类多维度的统一性。这不仅对于我们正确理解音乐体验及其实现路径具有直接指导意义，还为当代美学建构一种普适性审美理论带来了重要启示，从而为阐释当代艺术审美领域中的去物质化、非对象性、关系性和跨媒介的美学理论、艺术现象带来了更加全面有效的语境视角。     

康德美学与当代西方环境美学

对环境美学影响较大的美学派别主要是分析美学和现象学美学,此外就是康德美学,其显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康德美学的核心概念“无功利性”激发了伯林特环境美学的“交融模式”,后者正是在批判前者的基础上提出并加以论证的,这很大程度上丰富了环境美学对于审美模式的探讨;二是自然灾害的欣赏是否可能、如何可能是环境美学面临的一个难题,康德的崇高理论成为解决这一难题的重要理论资源。从美学理论的深层思路来说,康德美学对于环境美学还有三个方面潜在的影响：一是康德的自然审美理论（包括自然美与自然崇高）为环境美学构建提供了理论原型;二是康德美学的“自然审美—艺术审美”二元结构为当代环境美学提供了基本思路,启发环境美学家们通过对比自然欣赏与艺术欣赏的异同来展开理论论证;三是康德哲学的“物自身”概念激发环境美学家戈德洛维奇、齐藤百合子等提出了“如其本然地欣赏自然”命题,为环境美学走向以生态伦理为基础的生态美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反对形而上学与现代美学的出路

现代西方美学把反对形而上学的二元论思维方式作为自己的主要使命,并因此而形成了两大思想传统直观主义和解释学。直观主义试图通过消除审美主体的各种先入之见来克服主客体之间的对立;解释学则把主体的先入之见作为审美理解得以可能的前提,认为理解者与理解对象之间的解释学循环可以超越这种二元对立。后现代美学对于现代美学的上述努力采取了否定态度,认为西方语言的固有特征导致西方思想不可能从根本上超越形而上学。但超越形而上学的关键在于抛弃形而上学的意义理论,不再把合乎逻辑作为判断语言和思想的标准。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学和艺术语言本身就具有超越形而上学的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