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民众动员

论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民众动员李峻史学界一般将抗战初期界定为从卢沟桥事变（１９３７．７．７）至武汉失守（１９３８．１０）这段时间内。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正式形成，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国民政府认识到，以弱敌强的持久抗战，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民众...     

美国媒体视域下的国民政府抗战形象——以《纽约时报》为中心

无论就中国的抗日战争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而言,国民政府的贡献都是不言而喻的。在全面抗战过程中,作为重要盟友的美国,其舆论界对于国民政府的抗战活动给予了高度关注。但在美国媒体视域下,国民政府的抗战活动有一个逐步被认可的过程,其抗战形象亦经历了由被漠视到一个负责任大国政府的形塑过程,这些关注与变化直接影响到美国民众和政府对国民政府的认同。美国政府和民众对华援助的不断扩大,中国大国形象的树立,与美国媒体的宣传有着直接的相关性。作为美国主流媒体的《纽约时报》,有大量关于国民政府抗战活动的报道,以其为中心探讨美国媒体视域下的国民政府抗战形象及其变迁,可以透视当时美国人对日本侵略中国的看法及态度,体察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背景及处境。     

论1939年天津事件后的国民外交运动——兼论国民政府与中共的应对

1939年的天津事件是在抗战初期中国民族意识高涨的背景下发生的。事件发生后,英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在谈判中向日本妥协,此举引起了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英日协定的签订更是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国民外交运动。对于事件后的国民外交运动,国民政府表现了支持的态度,中国共产党也对其进行了鼓励和引导,从而形成了民众、国民政府以及中共在事件后的三方互动局面,为维护中国主权和利益起到了重要作用。     

困顿与消沉:战争环境下普通民众社会意识的另一面——以抗战初期浙江省为个案

抗战初期,民众的社会意识表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除了爱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激昂的抗战思潮等"正"的一面外,许多民众在战争环境下表现出困顿与消沉的一面.本文以浙江省为个案对这另一面进行研究,随着战争的进展,普通民众在初级形态的社会心理方面出现了"战(灾)后行为异常",如超常力量的产生、良知的显露与恶性的爆发、正常人的精神病和"精神病人"的正常等;在相对高级的"抗战意识"方面,则显得淡薄且有异化的现象,如民间的抗战意识并不普遍、许多民众没有认清抗战的性质与意义、部分民众的抗战意识与行动带有迷信、娱乐色彩等.究其原因,主要与现实环境中的种种因素密不可分.国民政府战时的一些不恰当做法,再加上传统社会心理因素的深层次作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民众抗战意识的产生与发展.     

孤岛中一面鲜艳的旗帜——《每日译报》

一、前身《译报》初露锋芒《每日译报》的前身是《译报》，是党在上海孤岛时期坚持抗战宣传的成功尝试。“八·一三”抗战失败后，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为“孤岛”。日寇接收了原国民党设在租界的新闻检查所后，亦宣布对租界内的中国报刊实行新闻检查。绝大多数的抗日报刊，如《救亡日报》、《抗战》三日刊，《申报》、《大公报》、《立报》等，为保持国格、人格和报格，有的毅然停刊，以示抗议；有的迁往内地或香港。只有《新闻报》、《时报》等少数报纸，可耻地接受日方的新闻检查。日本侵略者在加大摧残中国抗日报刊的同时，也加强了自…     

论抗战时期四川省政府及成都市政府制定的献金政策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推动民众“出钱出力”,报效国家,制定了一系列鼓励民众献金政策。四川省政府、成都市政府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制定颁布献金政策,指导民众捐款献金。     

试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发展"民众教育"的政策与措施——以贵州为例

抗战时期,出于贯彻政令、发动民众起来完成抗建使命等方面的考虑,国民政府进行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民众教育运动.贵州省国民政府在这方面的举措是颇能体现其实施过程和进行情况的.整个抗战期间,它依据国民党中央的旨意和贵州省情,采取了广设民众教育馆、普立民众学校、重用巡回施教车以及认真编选教材等政策措施来发展民众教育.这些政策措施是十分全面和周密的.尽管有立场出发点等方面的明显弊病和不足,但无疑对贵州民众及其社会发生了重大影响.     

抗战时期川省县长权责的演变及其影响

1939年8月,国民政府颁布《县各级组织纲要》,通令各省普遍实行“新县制”以推进地方自治。国民政府借地方“自治”名义,逐渐加强中央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力度。随着国家权力向下延伸与扩张,国家基层行政官员县长的职责也相应加重。同时在抗战背景下,由于军事需要,县长承担着不同以往的重任。县长不仅必须努力推进大量本职工作,还必须完成众多兼职工作。县长事繁任重影响着其行政作为的发挥,也影响着民众对县长及国民政府之观感。     

丛德滋烈士与《民众通讯社》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开辟甘肃的工作,在甘、宁、青、新四省的枢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的兰州,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彭加伦、伍修权先后任处长。党还派谢觉哉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代表前来兰州。一九三七年十月,又成立了中共甘肃省工作委员会,领导甘肃人民进行斗争。从此,兰州的政治气氛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批进步的抗日民众团体,如“西北青年抗战团”、“留外学生抗战团”、“妇女慰劳分会”、“伊斯兰学会”等相继成立。还出版了一些党领导下的进步刊物,如《西北青年》、《民众通讯》、《妇女旬刊》、《青年旬刊》以及历史学家顾颉刚创办的通俗读物《老百姓》等,我党办的《新华日报》、《解放》也可以公开出售。其中丛德滋创办的。“民众通讯社”出版的《民众通讯》,时间较长,影响较大。     

全国抗战爆发前后知识界的康藏边地治理方案论析

全国抗战爆发前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康藏边疆地区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时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和国民政府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以《康藏前锋》作者群体为中心的一些知识分子从"康藏边地建省""佛化教育治边""康藏边地政教改革""康藏边民改造"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康藏边疆地区的治理方案,并试图以此唤起康藏边疆民众的抗战意识和国家观念。这些治理方案不仅有助于建立稳固的抗战大后方,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对日广播宣传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注重利用新兴媒介——广播进行对外宣传,特别是国际广播电台用十几种语言向各国播音。一方面是争取友好国家的同情援助,另一方面是对敌实施宣传战。就对日宣传而言,因日俘更了解日本官兵及民众心理,国民政府注重利用日本反战人士及俘虏,向日本国内及占领区民众、前线士兵等进行广播宣传。从抗战爆发到1941年底对日广播宣传活动暂停为止,国民政府对日广播宣传主要从反侵略理论来呼吁日本人反战,较为抽象。1943年初对日广播宣传活动再开后,主要通过战况和情势分析,使得日本人厌战、反战。日本在战败前夕,企图采取本土决战,实行“一亿玉碎”的负隅顽抗。国民政府广播宣传呼吁日本民众弃战,救己救国,并建立民主日本政权等。国民政府对日广播宣传有其局限性,不能高估了其在对日宣传中的效果。     

试析陈独秀的北伐观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广东国民政府决定进行北伐。就在北伐正式出师的前两天，即1926年7月7日，中共机关刊物《向导》上刊出了陈独秀的一篇文章《论国民政府之北伐》①。此文一出，各界哗然，国共两党内部更掀起了轩然大波。国民党中央主席张静江书面指责共产党是破坏北伐，蒋介石在公众集会上对共产党进行恶毒攻击，声言一定要制裁中共，并禁止购买《向导》报，所以这篇文章在当时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在史学的研究领域，台湾学者认为陈独秀作为中共的总书记是反对北伐的，其文章挑拨人民与国民政府间的感情，破坏国民革命。国内史学界也以此…     

《义勇军进行曲》缘何化身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之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被选为国歌,与其在民国时期的广泛流行有关。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义勇军进行曲》在我国学生、军队等群体及外国民众中间,成为流行歌曲。在各类民众集会中,该曲乃首选节目。此外,《义勇军进行曲》的流行还体现在灌制唱片、电台播放、期刊登载、曲调借用、相关评论及图解、翻译等方面。总之,《义勇军进行曲》在其诞生之后的十多年间,风靡全国,新中国成立时被选为国歌,与此有关。有论者认为该曲是革命歌曲,其实,与其说是革命歌曲,不如说是民族歌曲。至于风行全国的因由,除了其应和民族抗战需要之外,还与国民政府积极推广、倡导不无关系。     

抗战后国民政府迟迟不对日宣战原因浅析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终于迫使国民政府开始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加紧了抗战的准备。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东三省后又南越长城,在华北大地上燃起战火,卢沟桥的枪声揭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卢沟桥事件能否解决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第一次公开表明了中国将以“应战”的态度来对待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挑衅。8月7日,国民政府召开了国防会议,正式决定实行“全面抗战”。8月13日,淞沪战事发生,次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的全面抗战的时代。 中国的抗战持续了八年,但直到1941年12月9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国民政府才对日本正式宣战。为什么在全面抗战进行了四年多后,国民政府才对日宣战呢?这一问题以前史界很少涉及。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作一粗浅的探讨,以求正于先辈同行。     

抗战陪都历史资源——在新时期海外统战工作中的应用

一、什么是抗战陪都历史资源?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北平、天津、上海先后沦陷,南京危急,国民政府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于1937年11月20日决定移驻重庆,12月1日开始在重庆办公1940年9月6,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陪都。1945年8月,抗战胜利,国民政府于1946年4月30日发市《还都令》,定于5月5日还都南京。     

南方局领导下的重庆抗战电影的勃兴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陪都、国共合作的重要政治舞台,同时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云集了大批进步的电影工作者。他们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正确领导和关怀下,以满腔的爱国热情,走出摄影棚,走到前线和民众中去,拍摄了一批深受观众欢迎的故事片和抗日新闻纪录片。也由于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对电影的重视,促使重庆的抗战电影蓬勃发展,取代上海,成为新的电影之都。     

周恩来与第三厅

抗战初期,国共再度合作。国内外一些舆论界人士怀着喜悦的心情,把这喻之为国共的“蜜月时期”。如果说,这一形象的提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抗战初期国共关系的话,那么,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成立,则可以说是这一“蜜月时期”的高潮阶段。第三厅在分管宣传工作的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及该厅厅长郭沫若的领导下,广泛团结了思想界、文化界、学术界的爱国和有识之士,“以笔杆代枪杆”,为抗战救亡而呼喊,成为中国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里最活跃和最有成绩的部门之一。无论是过去和现在,每当人们提及三厅,“就     

抗战时期的《推背图》预言与民众心态困境

《推背图》是古代预言国家治乱的著名"图谶"。在日军侵华的危机下,新编本《推背图》因商家营销而广受民众青睐。尤其在一·二八事变前后,上海很多市民希望从该书中寻求时局"天数"与心灵安慰。抗战期间,读书人较为关注民众迷信《推背图》的现象,并进行多向度的引导。一些会道门则利用《推背图》蛊惑人心,破坏抗战,中共对此行径着力批判,以增强民众的社会主体性与革命认同感。这表明该书反映的"天命"观念与易占传统仍深刻制约着当时城乡民众的政治态度。他们普遍保持着臣民心态,期待"真命天子"拨乱反正。这种心态在潜意识层面阻碍民众觉醒,成为抗战胜利后中共仍须面对的深层社会问题。     

简析国民政府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

《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是 1939年 3月国民政府为适应抗战的需要颁布的。这一《纲领》具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作用 ,应给予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     

抗战时期《申报》留学史料研究

抗战时期,《申报》虽因战争的因素数度停刊,但其对留学活动的报道仍能反映当时的留学概况。在抗战前期,《申报》对国民政府的留学活动报道较多,而在抗战后期,《申报》因被日军完全控制而对伪政权的留日活动报道较多。报道的内容包括留学政策、留学生的考选和派遣、留学教育统计、留学生的爱国举措、对留学生的资助和救济、对留学生及留学制度的看法等,这些内容是对抗战时期留学教育研究的一个极好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