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农业绿色发展的理论阐释及实现路径

农业绿色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一项艰巨任务，对全面推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及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双碳”目标的提出为农业绿色发展指明了新方向，同时也提出了新要求。以“双碳”目标为背景，对农业绿色发展中的地位、理念、核心、质量及关系等重要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理论阐释，进而从创新理念、核心为纲、污染防治、强化设施、技术创新、完善机制、制度激励等七个方面提出了实现农业绿色发展的路径及对策。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下“双碳”目标的哲学基础、生态蕴意与实践推进

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天气增多、生态系统退化等生态环境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诱因是人类不合理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的高碳排放。改善气候危机,关键在于革新经济社会发展方式,探求新的生态实践。“双碳”目标基于马克思唯物主义深厚哲学基础之上,能够重构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蕴含着生态效用观、生态制度观、生态创新观、生态消费观、生态法治观五大维度的生态实践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因此,在推进“双碳”目标实现过程中,要将生态实践智慧内化为政府、企业、公众等实践主体的现实力量,在实践向度上实现“知行合一”。     

“双碳”目标背景下完善我国碳中和立法的理论基础与实现路径

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会触及多领域、多行业主体利益,利益的冲突和协调需要凭借法治手段。应将完善碳中和立法融入实现“双碳”目标的全过程,以完备的法律体系为“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并以此促进解决影响“双碳”目标实现的深层次矛盾和体制性障碍。目前我国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法治建设较为滞后,存在着碳中和基本概念和适用范围界定不清、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碎片化、碳排放管理制度法律缺位、碳排放行政执法体制缺乏统一协调机制、立法滞后导致政策实施缺乏法律支撑等问题。因此,应立足于我国国情,积极借鉴国际有益经验,尽早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法》、建立系统科学的碳排放管理体制、通过协同立法减少碳中和法律适用冲突、完善配套措施确保碳中和法律的执行力,逐步建立与国际接轨、统一协调且具有中国特色的碳中和法律制度体系。     

“双碳”目标赋能绿色发展的内在逻辑、现实困境和实践路径

随着我国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升,经济社会实现持久、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形成了新的环境压力。在此背景下,我国承诺力争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实现“双碳”目标有利于推动更高质量的绿色发展,同时绿色发展是“双碳”目标达成的必经路径,在分析两者内在逻辑的基础上,针对“双碳”目标赋能绿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挑战,以“双碳”目标为抓手,提出要驱动能源发展绿色低碳转型,推动产业体系绿色低碳发展,完善碳定价系统,形成消费领域绿色化发展长效机制等建议推动绿色发展。     

“双碳”目标下区域协同减排立法研究

“双碳”目标下,区域协同减排制度设计有利于统筹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与区域经济社会的协同发展,是全面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需要,也是我国独具特色的环境治理的制度创新。当前,我国碳达峰碳中和与区域经济社会协同发展还面临区域能源发展协同性不足、区域产业发展协同性不足、区域协同立法层级关系困境与区域法律政策协同性不足、区域环境治理协同性不足等现实问题。从我国区域能源发展重点领域及协同机制、区域产业发展重点领域及协同机制、区域协同立法层级关系与区域法律政策重点领域及协同机制、区域环境治理重点领域及协同机制的现实来看,在区域能源协同发展法律路径方面,应在东部地区协调立法处理好经济与环境问题,统筹协调好西部地区区域规划问题,通过立法方式实现区域资源配置一体化;在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法律路径方面,应以制度形式固定产业集群化发展成果,完善绿色供应链制度以实现产业协同融合,建立互通交流的数字区域产业协同发展平台;在区域协同立法层级关系与区域法律政策发展路径方面,应在辅助立法原则下保持协同立法的谦抑性,形成超越“部门”与“地方”的特别法;在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法律路径方面,应明确区域环境治理协同的权利义务,实现应急情...     

“双碳”目标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现实问题与实践路径

“双碳”目标与中国式现代化在时间上相互重叠,路径上相互贯通,价值取向相同,二者具有内在一致性。从内在逻辑看,“双碳”目标能够适应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加快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来源。因此,“双碳”情景下,中国式现代化会取得更快、更高质量的进展,但是二者短期内不可避免存在冲突,为此要加快探索“双碳”目标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形成合力,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双碳”目标下中国低碳能源法律制度创新研究

实现“双碳”目标，对中国立法提出了相关要求，要求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为“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制度保障。中国现行能源法律制度与实现“双碳”目标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表现为能源基本法顶层制度设计缺乏统筹性、化石能源单行法碳约束制度设计缺乏明确性、非化石能源单行法低碳激励制度设计缺乏完整性、二次能源单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制度设计缺乏现代性。比较借鉴英国可再生能源义务制度（配额制）、德国可再生能源固定电价制度、欧盟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美国电力需求侧管理制度、日本能源节约制度等国家或地区低碳能源立法经验，“双碳”目标下中国低碳能源法律制度创新，应以“双碳”价值融入为核心，创新能源基本法原则设计，将“绿色低碳”“节能减排”作为能源法核心价值；以约束性规则为核心，创新化石能源单行法制度设计，相关化石能源单行法明确规定碳约束制度；以激励性规则为核心，创新非化石能源单行法制度设计，相关非化石能源单行法明确规定碳激励制度；以体制改革为核心，革新二次能源单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制度设计，立足电力市场化改革方向规制电力市场主体和市场行为；以法治创新为核心，促进能源法律法规体系性衔接，重点包括促进...     

“双碳”战略与企业绿色发展自律研究

2021年碳达峰、碳中和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标志着中国企业发展的“双碳”战略时代已经到来。在这一背景下,企业必须以自律自觉的态度落实“双碳”战略。企业绿色自律的驱动力来自政治、社会、企业的三维角度;影响企业实现绿色自律的原因包括主观与客观两个层面。“双碳”战略下企业实现绿色自律,可以遵循以下具体的对策与路径：绿色理念的提升与固化是实现企业绿色自律的前提;政府的双向激励协力促成企业绿色自律的形成;企业竞争力的绿色瓶颈助推企业绿色自律的形成;公众不断增强的绿色“偏好”推动企业绿色自律的养成。     

“双碳”目标下数字经济赋能绿色低碳发展论析

“双碳”目标是引领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抓手,对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深远意义。作为赋能“双碳”目标的新引擎,数字经济凭借技术创新效应、产业升级效应、生态普惠效应,为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碳排放强度、重塑生活生态空间创造更多可能性,进而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然而,当前三大产业仍具有较大碳减排空间,亟须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此,我国应紧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以“双碳”目标为导向,坚持“数字化+低碳化”发展路线,促进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把准“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加快推动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完善“信息化+集约化”发展模式,引导现代服务业绿色转型。在政策措施层面,应深入推进数字政府建设,以数字治理赋能多维降碳发展;大力促进数字金融发展,以金融科技缓解碳减排融资约束;稳妥推动碳市场体系建设,以技术手段助力碳排放权交易。     

“双碳”目标下农业绿色发展的内涵、挑战及路径选择

“双碳”目标的提出赋予了农业绿色发展新内容、新要求,也带来了新挑战。分析不同发展阶段农业绿色发展的特征可以揭示农业绿色发展的现实基础。农业绿色发展与减排固碳存在理论和改革实践两方面的逻辑关联。“双碳”目标指明了农业绿色发展的重点领域;减排固碳和低碳转型是当前引领农业绿色发展的抓手;在相关重点领域更需注重低碳与绿色协同发展。“双碳”目标下的农业绿色发展面临多目标协同性不足、多主体治理格局未形成、低碳科技水平较低以及配套制度不完善等挑战,需将“双碳”目标下的农业绿色发展嵌入社会—生态系统,遵循问题导向原则,探索相应的转型路径。     

“双碳”政策视阈下认购碳汇司法裁判的逻辑与规范化进路——以坚持生态保护和修复的优先地位为视角

认购碳汇是生态司法与生态修复的融合创新,是司法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生动体现。人民法院要坚持生态保护和修复的优先地位,遵循认购碳汇以“增汇”形式实现生态环境功能修复的裁判逻辑,注重司法裁判助力“双碳”目标实现的内在联系。通过探析认购碳汇的法律性质及其在生态修复体系中的作用和定位,分析目前认购碳汇案件裁判的特点,探索规范认购碳汇司法裁判的进路。认购碳汇司法裁判的案件应限定在与“固碳”“增汇”有关联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案件领域内,其适用必须以“无法完全修复”作为前置条件,再结合个案考量认购碳汇与受损生态的关联性,在此基础上确定适用替代性、补偿性还是补充性生态修复方式。     

“双碳”目标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理及路径优化

生态产品价值和“双碳”目标的实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要求,是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经之路。二者的协调共进,需要在碳约束下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机理创新、探索其路径优化方式,从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内涵、破解地区碳减排与经济发展困境。在理论分析生态产品及其价值的传统内涵和形成机制的基础上,总结了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主要途径及存在问题,系统辨析了“双碳”目标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之间的双向促进关系,强调生态产品中碳汇产品价值实现和参与碳市场交易的重要碳减排作用,并总结归纳了国际典型案例经验。最后提出开展基于碳汇的生态产品供给再划分、完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等基础体系、加强政府导向作用、完善生态权交易市场和创新金融模式等建议和思考,为“双碳”目标下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创新机制和路径优化提供参考。     

2030年碳达峰的可行性和挑战性——以山东省为例

尽管中央政府和各省政府均制定了碳达峰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2030年碳达峰是容易的。各省在2030年碳达峰的难度差别较大,山东省是难度较大的省份之一。我们使用山东省2000—2020年的数据,估计山东省的碳排放总量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城镇人口数量、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和能源强度之间的函数关系。利用该函数设定2021—2060年人均收入等变量的六种典型且合理的情景,预测山东省碳排放总量的变化趋势。预测结果显示,在“中增长、高减排”情景下,山东省将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为实现在2030年碳达峰,山东省需要在“十四五”期间将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由7.4%提高到15%,这需要在现有“十四五”规划的基础上增加54.7万千瓦太阳能装机量以及12.3万千瓦风电装机量,分别需要额外资金402亿元和60亿元,比“十四五”规划投资增加约15%和10%。若要实现山东省制定的在2027年前碳达峰这一目标,则需要更大的减排力度和更多的资金投入,例如通过绿色金融、财政补贴和鼓励企业合作等方式激励减排和清洁能源投资。     

基于区域一体化的长三角城市碳达峰实证研究

长江三角洲地区是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和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同时也是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最高的区域之一。在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双碳”目标之下,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是否有利于区域低碳经济发展和促进区域碳达峰成为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本文在比较分析国内外碳达峰研究的基础之上,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对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2005—2019年的二氧化碳核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和碳达峰预测。结果显示：长三角城市群的二氧化碳排放聚集效应明显。总体而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要素市场一体化、外商直接投资、公共财政收入和科技支出显著影响长三角地区的碳达峰。如果充分考虑区域一体化的空间溢出效应,长三角地区将提前7年在2023年实现碳达峰。根据实证结果,本文就如何通过区域一体化发展促进上述地区尽早实现碳达峰提出具体政策建议。     

“双碳”目标下数字化供应链生态系统驱动因素及实现机制

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针对当前的发展环境,有必要以开放系统的视野重新界定“双碳”目标下数字化供应链生态系统的本质内涵与基本特征,明确识别出“双碳”目标下数字化供应链生态系统的驱动因素,刻画出其实现过程的驱动因素,并进一步梳理出“双碳”目标下数字化供应链生态系统的实现机制及建设路径。通过建立“双碳”目标下数字化供应链生态系统“价值链”价值增值机制“、一核两翼”优化提效机制“、两化”融合赋能机制,提出高效科学的中国特色数字化供应链生态系统的中国思路,并形成企业面向未来构建高质量竞争力的重要发展方向。     

数字低碳与低碳数字：“双碳”目标下数字经济发展的反思与重构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并再次定调“双碳”目标。数字经济发展对“双碳”目标的实现具有明显的赋能功能。但低碳并非数字经济的天然属性，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对“双碳”目标的实现也带来新挑战，包括碳排放问题、数字技术适配问题、环境监管问题等现实困境。“双碳”目标中数字经济发展受到主体有限理性、边际排放成本与认知偏差等要素影响，单边的支持政策将引发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形成“绿色悖论”,需要运用多种政策措施的组合优化。通过借鉴发达国家与国内部分地区的有益经验，今后应当在支持技术创新、完善制度框架、促进多元协作的基础上强化数字低碳与低碳数字的融合发展，构建“双碳”目标下数字经济发展的利益共同体，真正做到数字化与绿色化的协同增效。     

1.5℃温控目标下我国避免碳陷阱、促进碳脱钩实践与展望

《巴黎协定》开启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新进程,进一步明确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和目标要求。对中国来说,如何尽快推动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的脱钩,不仅是实现应对气候变化中长期目标战略的核心任务,更是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为此,基于1.5℃温控目标的背景,本文通过梳理近年来关于碳排放脱钩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从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和对外开放三个维度对促进碳脱钩的现实和困境进行总结和分析。同时,从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能源结构,加强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完善生态环境体制,建立低碳能源体系等四个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促进区域绿色、高质量发展。     

国际视野下我国的“双碳”战略与法律治理路径

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目标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在复杂多元的全球发展格局下,作为碳排放大国,我国需要根据世界发展格局和态势不断作出战略调整。关于“双碳”战略目标,存在着一些前置性的认识误区,如对于“双碳”战略的基本概念界定不清,温室气体法律治理缺乏体系化以及“双碳”依托的相关环境标准缺失等。对此,法律治理的进路需考虑推进污染防治法制部门的体系化,在“双碳”战略的立法中采用“统分结合”的立法模式,发挥立法智慧,借鉴发达国家立法经验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法”,推进碳排放监管系统化、科学化,化解“双碳”目标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诸多风险,达到整体性治理的效果。     

绿色发展视角下生态富民路径研究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激发经济活力及提升经济效率的重要机制保障。在当前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关键阶段,通过市场机制力促区域生态产品价值的不断增值是实现生态富民极为关键的要点和抓手。政府需要积极深化自然资源产权改革,促进绿色金融家的形成与不断涌现。文章从绿色发展及可持续增长研究视角介入,探讨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质量改善之间的动态平衡机制,并从理论上探寻共同富裕与生态福利的辩证关系,根据“增长极限说”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辩明共同富裕与绿色发展的互动和协同。在此基础上,文章认为生态富民能结合我国的双碳目标及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形成契合点,并据此提出我国实现生态富民的五个路径。     

中国农业农村碳排放趋势测算及实现碳中和政策路线图研究

农业农村无疑是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主战场”之一。采用生命周期评价法（LCA）测算中国农业农村碳排放情况可知，中国农业碳排放总量已于2014年达到峰值，但农业碳排放结构未发生根本性转变。其中，水稻田碳排放占比最高，牲畜养殖碳排放总量变动不大，农地利用碳排放增长很快。中国农村碳排放总量在波动中于2017年达到峰值。农村生活条件的改善推动了农村人均生活能源消费量持续上升，但在农村人口持续转移背景下农村能源消费总量出现了下降，农村能源消费结构优化也对农村碳排放达到峰值起到重要作用。针对实现农业农村碳中和面临的技术瓶颈和推广约束，在法规、组织和政策方面支持不足，政策目标冲突和农户经营顾虑等多个难题，可采取由技术路线、区域路线和制度路线构成的农业农村碳中和路线图：大力发展和广泛应用固碳减排技术，建立权责明确的区域生态补偿机制，探索促进农业农村实现碳中和的多层次法规和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