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五讲——鲁迅在北京（九）

1932年11月,鲁迅赴北平探望母亲期间,分别应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之邀,发表了著名的“北平五讲”：在北京大学讲《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在辅仁大学讲《今春的两种感想》（以上均为11月22日）,在女子文理学院讲《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24日）,在师范大学讲《再论“第三种人”》（27日）,在中国大学讲《文艺与武力》（28日）。     

论"从形式分析进入意义"

文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的文学性,文学性的内涵准确地说并不是文学独特的表达形式,而是文学独特而有“灵性”的表达形式,也即“成为内容”而且也“意味着审美对象”的形式。只有它才是文学性的真正内涵所在。因此,从理论上讲,文学研究只有“从形式分析进入意义”才有可能真正触及文学的内核,抵达文学的本体;既呵护文学的灵性,也揭示出文学的内部规律;既防止纯粹的外在研究规避文学表达形式的特殊性,也防止纯粹的形式批评有意无意地宰割文学的灵性,真正做到把形式的分析与意义的引领有机地结合起来。     

后现代主义文学与后现代主义精神

后现代主义文学从来就不是只讲破坏不讲建设的文学,只讲解构不讲重构的文学。它是对一种新的真理的寻求,一种试图恢复事物、世界以及人类的适当位置的真正的努力。由于现阶段“社会性的人”向“精神性的人”的历史蜕变还不充分,可以预言后现代主义文学还将持续一段时间。“精神主义”对“物质主义”的顽强对抗和超越,依然是21世纪世界文学的基本主题。     

论“当代中国文学”的危机及其出路——以文学传播媒介为视角的学术考察

“当代中国文学”是本文所提出并强调的一个概念,旨在审理当下中国文学所存在的双重危机——叙事性危机与表象性危机.从学理上讲,这双重危机实际上是对文学本质的扭曲与变形,当务之急是以文学传播中的“媒介”为着眼点,寻求解决此双重危机的出路.     

马克思主义“文学典型”学说的当代价值与生命力

“文学典型”学说是建立在文学语言与社会现实的镜像功能的基础上,认为文学通过语言这种媒介可以忠实客观地反映社会生活.马克思主义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学说更是社会历史批评视域中的命题,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内对文学社会属性和价值功能的一种界定和把握.20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学理论以文本代替作品,把文学当做语言系统内部的自我指涉,割断文本与外在客观世界的关系,使得文学典型学说受到冲击和挑战.论文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学说,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理论问题,而是一个与关于历史发展、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发展等论说密切相关的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内的重大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讲,马恩的典型学说在当代仍具有现实意义.     

审美与功利的对峙与互补——论中国近代文学观念中的文学价值取向

从文学价值与功能的角度考察，中国传统诗学观念中包含了功利主义与非功利主义的两种观点。“功利”与“非功利”的划分只是相对而言，如果以“文学有用抑或无用”的方式提问，我们必须回答，文学是有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文学都是有“功利”的。而“功利”与“非功...     

人心与灵魂：中西文学人文关怀的审美价值指向

与西方人注重“灵魂”不同,中国人重视的是“人心”,西方人讲的是“救赎”,中国人讲的是“自悟”。西方文学中“灵魂拯救”观念所体现的审美价值,是一种超验自省,充满神爱的终极关怀;中国文学中“人心自悟”观念所体现的审美价值,是一种尚实劝善、充满仁爱的群体关怀。中西方文学在各自的语境、各自的文化背景中,各自皆以其独特的方式,实现着各自的审美理想。     

试论文学的语言性

在文学理论研究中,讲“文学是人学”,讲“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是难免会被斥为老生常谈的。然而,在我国目前文学理论批评方法变革、观念更新的浪潮中,如何理解和阐释这两条“陈言古训”却成了人们瞩目的两个重要问题。文学主体性问题的提出和讨论,使人们认清了文学是怎样的“人学”,目前正在进行的文学艺术形式问题的     

蒙古族古代文学三大主潮

蒙古族古代文学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史诗文学、历史文学和训谕文学的三大主潮。她象三支河流在蒙古族文学的汇流中放出异彩,并且是日久不衰地发展繁荣的。本文将从文学宏观研究角度来探讨蒙古族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的这种具有带规律性的文学现象。 一、史诗文学潮流 蒙古族古代史诗文学,民间俗称“镇压蟒古思的故事”或“降魔传”,是由“朝尔齐”(以马头琴伴奏的艺人)或民间说唱家(无伴奏讲唱和“徒歌”)代代相传的古老说唱文学。蒙古族古代史诗文学潮流是在蒙古族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学潮流。史诗文学潮流主要以“江格尔”、“格     

中国文学观念的兼性特征

研究中国文学,首先要追问的是何为“中国文学”？或者换一种提问方式：“世界文学”语境下“中国文学”及其“观念”的根本特征是什么？学界关于中国文学观念的争论,长期滞留于“纯文学”还是“杂文学”、文学史上何时或有无“文学自觉”或“文学独立”等老问题。时至今日,老问题尚未解决,一系列新问题,包括如何看待方兴未艾的网络文学和非虚构文学、如何应对文化研究对文学的“浸入”、如何甄别文学关键词之中大量的“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等等,则已然出现。刘勰讲“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故只有找到中国文学观念自身的关键性特征,才能真实而深刻地把握中国文学的神理与诗心。事物的起源决定事物的性质,中国文学滥觞期的《诗经》和“诗言志”,以诗学与经学的兼合在源头上铸成中国文学观念的兼性特征。“兼”者,通也;“兼性”者,兼通、兼融、兼包、兼怀、兼成、兼和是也。中国文学观念的兼性特征,表现于价值论是仲尼式“吾道一以贯之”,表现于方法论是彦和式“唯务折衷”,表现于文体论则是四库全书式“兼收并蓄,如渤澥之纳众流”。由价值论的“天行一道”,生成为方法论的“兼和两端”,坐实为文体论的“体备四部”,中国文学观念完成了自身的兼性建构,在世界...     

没有界限的空间——传统比较文学观批判

从“比较文学”诞生那一天到目前为止,“语言界限”和“国家界限”作为比较文学区分于普通的或一般的文学研究的特征已得到每一位比较文学工作者的承认,至少是默许。尽管它有很多场合名不符实。“(名)只是一个符号,只要对内客有切实的了解,符号的确切与否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乐黛云这样讲的时候,毫不含糊地把握着比较文学的实质,因而对于她,“比较文学”名实不符确实无关紧要。而对于其他许多工作者来讲,比较文学的两条界限将他们束缚在一个狭隘的天地里——只在本族和外族之间的文学关系上徘徊,忘记了不该忘记的民族文学内部的相互影响。     

制度·文学制度·文学评奖

从文学制度的角度，对文学评奖这一范畴做出了一种历史性的研究。论文提出，文学评奖作为文学制度的一个面向，它本身也是社会现代化和文学现代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一个产物。一方面“制度”与“文学”的关系，以及“评奖”与“文学”的关系必然会投射于文学评奖之上。同时，作为具有某种独特性的文学评奖的出现是与社会现代化和文学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某些特定因素紧密相联，而这些特定因素在相当程度上界定了文学评奖。在这两个方面的制约下相应地形成了文学评奖及评奖策略上的某种特点。     

中西方“狼文学”中的浪漫主义与自然主义研究

在人类社会的精神和性格日渐颓靡的今天,“狼文学”在当代世界文学的整体格局中,成为了一个灿烂而奇异的存在,因此有必要对“狼文学”的创作方式和精神内涵等各方面进行深入地挖掘、剖析.学者们对“狼文学”投入了极大的研究热情,并做了诸多卓有成效的专题研究.但鲜有人关注“狼文学”中普遍存在的大量的浪漫主义与自然主义元素,而正是这种奇特的创作手法使得“狼小说”既粗犷、剽悍和神秘,又不失温情、细腻与浪漫.     

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进程现象反观(一)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时代所需要的历史叙述与文学观念 ,成为了学术的基本权力。 2 0世纪中国文学已经走完了它的全程 ,并完整地展现在我们的记忆与案头。纵览 2 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的史学进程 :从“人文主义精神”到“社会主义思潮” ,再向世纪末“现代主义理念”的嬗变演进 ,决定 2 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整体走向 ,传统的“现、当代文学史”的分期理论与编史叙述的本质缺陷 ,清晰地暴露出来 ,从而有力地支撑着“2 0世纪中国文学”编史叙述的基本构想。     

全球化语境下的身份认同与现代性追寻——关于聂茂《民族寓言的张力》及其他

聂茂先生的《民族寓言的张力》,站在全球化理论前沿,结合中国的特殊国情和本土文化的具体语境,借助于西方话语体系对中国新时期文学进行解读。其既对各个文学思潮中的经典文本进行“解码”,又对各个时期创作群体的特征进行“把脉”式的“阐释”,希望借此获得“历时”的“深度”,一种“共时”的“广度”,以及一种立体的“厚度”。聂茂先生通过这种精细解读,将一堆堆隐藏在材料之下的作品原义最大限度地呈现出来了。在他看来,中国新时期文学创作群体的共同努力,不仅冲击了第一世界文化霸权的“自在预想”,而且修补、充实、拓展和丰富了西方话语体系之本身,中国新时期文学在“世界文学”的大家庭中有着“不可轻忽”的意义。     

詹姆逊对歌德的“世界文学”的解读

詹姆逊从其“第三世界文学”观出发,对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提出了新的看法。他强调第三世界文学与第一世界文学的政治性抗争,前者具有的“民族寓言”的性质,凝聚着强大的民族集体无意识。他指出,歌德的“世界文学”的本意被曲解,应该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接触的角度来看待来重新审视“世界文学”的概念,世界文学应该是积极地介入和贯穿每一个民族语境,知识分子在不同的民族环境或民族文化之间接触和交流中起到了媒介的作用。     

刘勰论建安风骨

建安是东汉最后一个皇帝献帝刘协的年号(公元196—220年),文学史上所说的“建安文学”,大抵是指曹操、曹丕、曹叡(魏之三祖)当政的这段时间所产生的文学。建安文学上继《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下开光辉灿烂的盛唐文学之先河,“兼笼前美,作范后来”(黄侃《诗品讲疏》),千百年来,每每为人们所称道。     

“文学经典”解读

文学经典是维系文学创作的根本价值所在。文学经典不是先验地存在而是一个不断分拆和建构的生成状态。对文学经典可以从“恒态经典”与“动态经典”、经典的“艺术价值”与“审美价值”、“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经典”这三对颇具张力性的话语表述范畴进行辨析和厘定。而在辨析和厘定的后面隐含着一整套有关经典的现代话语知识的建制。     

海派文学的现代性

海派文学从严格意义看是现代上海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具体而生动地演绎着上海在空间结构上传统的“城”与现代的“市”的边缘性，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边缘性、传统“农耕文化”与现代“商品文化”的边缘性。海派文学的基本性状诸如反叛性、竞争性、松散性、实利性、装饰性等较之上海文学的其它成分，更可以从上海文化精神中寻得大部的一致性。它是一种中国文学发展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都市文学，因而更鲜明地呈现出力图摆脱传统文化束缚的现代性品格。     

西方文学与科学

本文主要对西方文学与科学的“事实联系”进行“立体”梳理。从纵向审视,这种联系大致经历了合分合过程;从横向考察,这种联系大体表现为四个方面。首先,有的作家,尤其是古代作家,从文学角度来描绘迄今视为归于科学范围的问题;其次,在某一特定时期,文学领域中的新气象能够加速科学发展的步伐;第三,自然科学在勃兴进程中,以其把握世界的方式和务实的精神波及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它的大部分成果通过间接或直接的途径影响文学;第四,文学往往依凭形象地去描述、概括已有的科学成就来推论未知的科学境界,而从事科学的人们常为之受到启发或获致灵感。由此深入认识:“人类越前进,艺术将越是科学的,同样科学将变成艺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