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格萨尔》藏戏

<格萨尔>藏戏是藏族戏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以藏戏的形式演示藏族人民喜闻乐见的<格萨尔>故事.<格萨尔>藏戏一般分为寺院藏戏(俗称"羌姆")和舞台藏戏两大流派.据我们实地调研,<格萨尔>寺院藏戏发源于四川竹庆寺,历史悠久,风格独特;而<格萨尔>舞台藏戏则兴起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将<格萨尔>故事首次以戏剧形式搬上舞台的是四川省甘孜州色达县业余藏戏团.<格萨尔>藏戏艺术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格萨尔>史诗的广泛传播,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     

记忆论视角下藏戏的传承

藏戏于2006年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被评为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较大支持.在现代娱乐方式的大力冲击下,西藏传统民间艺术的生存空间愈发狭窄,藏戏等藏民族传统的文化娱乐方式面临传承危机,如人亡艺诀、资金短缺、剧目单一、演出场地受限,藏戏传承危机的根源在于记忆链的断裂.非物质文化遗产最终保护的就是记忆,藏戏的传承必须做好记忆链的接续.需要注意的问题有:藏戏记忆的选择;藏戏记忆的创新;记忆传承的多元化;充分尊重传承主体.     

《格萨尔》史诗的当代传承及其文化表现形式的多样性

在当代语境下,传唱千年的《格萨尔》史诗及其传承正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除了民间艺人的口头说唱和各种版本的书面文本并存外,还有格萨尔藏戏、格萨尔唐卡、格萨尔音乐、格萨尔石刻、格萨尔"朵日玛"、格萨尔漫画、格萨尔彩塑酥油花等等。在藏族民间,《格萨尔》史诗的传播几乎影响了各种艺术门类。本文试图对《格萨尔》史诗的当代传承及其文化表现形式的多样性特征进行探讨和分析。从口头传说到书面文本再到传承形式的多样化,这不仅是选择、判断和再创造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的结果,也传承了史诗蕴含的民间文化精神。当代语境下的史诗传承,也伴生着一种文化焦虑。现代性往往导致对经典的疏离和迷失,所以在纷繁复杂的形式与内容之间淘洗锤炼、重铸经典,已经成为史诗研究面临的新课题。     

论《格萨尔》的程式化结构特点及其传承规律

《格萨尔》不仅规模宏大,其突出特点还在于它是一部至今仍被广大群众传唱着、不断丰富着和传承着的"活形态"史诗。民间口头传唱是其主要的流传形式。这部鸿篇巨著的生成和传承与其程式化的结构特点紧密相关。文章借鉴西方史诗和蒙古史诗研究的方法与思维角度。从结构入手,衍用口头诗学中"程式"和"主题"的术语概念,结合《格萨尔》自身所属的语言系统及文化传统的特点,对其整体结构、分部本结构、唱词结构、叙唱语言和曲调五个方面作出了具体的程式化解析;分析了《格萨尔》中"程式"与"主题"的具体内容,阐述了艺人如何利用"程式"和"主题"创作与传承史诗;探究了产生这种程式化的结构特点及传承规律的思想渊源,说明了史诗程式化的特点为艺人的即兴创作与记忆提供了客观上的便利。     

土族《格萨尔》及其研究状况探析

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在流传过程中与其他民族的社会生活和传统文化相交融,形成了具有多民族文化特质的<格萨尔>.土族<格萨尔>就是在藏族<格萨尔>的深刻影响下产生的一部以韵散结合体形式说唱的长篇史诗.文章阐述了土族<格萨尔>的流布情况,说唱程序、形式和内容,整理、研究的状况.     

国内康巴藏戏研究综述

康巴藏戏作为藏戏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藏戏研究和康巴文化研究的深入,以及康巴旅游、产业转型、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而日益得到重视。笔者拟对国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今的康巴藏戏研究作一综述,以期理清思路,更好地开展康巴藏戏相关研究及其实践。     

《格萨尔》史诗传承的媒介变迁与数字传播

口传文化、书写文化和数字文化是活形态史诗《格萨尔》历史传承中最为重要的三种形态。其多元化的传承形态为其他民族口传文化成功"申遗"和走向产业化提供了生动注解,为民族文化产业化发展和"走出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操作机制。     

史诗《格萨尔》说唱艺人的抢救与保护

《格萨尔》说唱艺人是史诗的创造者、传承者、传播者, 他们用惊人的记忆和创造性的叙事才华铸就了堪称藏民族百科全书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抢救与保护, 就是对藏民族独特口头传统的保护, 也为保留我国与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贡献了一份力量。     

土族《格萨尔》中的生产民俗研究

论文通过研究土族《格萨尔》中生产民俗的基本情况,总结土族《格萨尔》中生产民俗的特点.探寻土族《格萨尔》的生产习俗对土族民众生活及信仰的影响.     

《格萨尔》与康巴文化精神

康区是格萨尔故里,也是《格萨尔》英雄史诗发源地。文章对康区为何会成为《格萨尔》史诗的发源地以及该史诗在藏族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及其精神价值进行了探讨。认为,康巴人总体上具有个性张扬、强悍和善于开拓进取的性格特点,而造就康巴人这种性格特点的一是康区独特的地域环境,二是康区种族与文化的多元性,这也是《格萨尔》史诗产生的土壤。《格萨尔》史诗不但与康巴人的个性特点息息相通,且代表了藏族文化中对人性的颂扬和肯定的一面。藏族文化中有两个鲜明的层次,一个是对神的信仰、敬畏和服从,另一个是以对英雄的赞美而体现的对人性的颂扬,前者以宗教为代表,后者则以《格萨尔》史诗为载体。可以说,正是《格萨尔》史诗的产生使藏族文化的结构达到了一种完善和完美的状态。故《格萨尔》史诗在藏族文化结构中具有非常重要和不可或缺的价值。而《格萨尔》史诗对英雄的赞美和对人性的颂扬与肯定,也正体现了康巴的文化精神。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的四川格萨尔说唱艺人阿尼近况调查

针对10年前的田野调查,本次回访重点调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人的格萨尔说唱艺人阿尼,在日常生活、文化观念、说唱情况、当地格萨尔史诗的氛围和影响力等方面.调查显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让阿尼将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对外宣传和文化展演中.较之十年前,阿尼在当地社会的影响力并没有显著提高,格萨尔史诗的生存和传承空间也没有明显改善.调查发现,阿尼在当地传承格萨尔史诗的主要方式是在政府安排下,以学校教育为依托进行的,同时他与人合作,将部分史诗内容刻版存放于德格印经院.基于地方政府的扶持、保护地方文化政策和当地历史和文化传统的两种传承方式,既是格萨尔史诗传承中的重要问题,也涉及到如何评价吟诵艺人的地位和作用.调查认为,格萨尔史诗说唱依然要面对从口传身授到学校培养,从日常生活方式到保护对象的老问题,同时还要处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出现的新问题:谁的遗产,如何保护和传承.     

国内外研究《格萨尔》状况概述

《格萨尔》史诗虽然产生于青藏高原,但是它以独特的魅力,不仅冲出族属的省界,流传于大半个中国,而且早已跨越国境,在许多国家的文苑中竞相开放,为世界人民所喜爱。《格萨尔》研究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有人说国外对《格萨尔》的研究比国内早,而且成果颇丰,正如敦煌学在中国,而敦煌研究在国外一样。同样,《格萨尔》史诗在中国,而《格萨尔》研究在国外。其实不然,事实上,这部史诗以其“非凡的普及性”引起国外学者注意之前,早就受到了本族学者的热切关注。在国内,研究史诗的历史比国外早近200年,研究成果令人瞩目。     

地方性知识与新知识:传统藏戏现代转型的研究

对传统藏戏现代转型的已有研究多将其置于非遗保护、文旅融合等视域之下,探讨其传承与发展的意义与措施。本文在田野调查基础上,尝试从新的视角,即从藏戏人的知识结构梳理总结传统藏戏现代转型的成功经验,提出新时代藏戏人应同时具备地方性知识和新知识,传统藏戏的现代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获得了新知识同时又利用了民族文化资源的藏戏人促使传统藏戏产生了新的结构,具备了新的功能。这种分析方法有助于我们以更积极的眼光看待藏戏的文化变迁,关注藏戏人怎么自发地通过组成“蜂窝”的方式,能动地去发展,而不是把它看作弱者,一直需要受到保护。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推动传统藏戏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传承与发展。     

浅析民众注重口头传承英雄史诗《岭·格萨尔王传》的缘由

本文主要从《格萨尔王传》接受者的角度 ,探讨这部英雄史诗在藏民族中盛传不衰的原因 ,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     

空间流变与文化持守:一个移民羌村信仰习俗空间化表征的案例研究

表征的空间是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重要议题,但在民族村寨领域还未引起足够重视。民族村寨空间生产是关于空间－人－文化三者共存秩序的复杂建构过程,其中村民弱小、碎片的空间实践机制研究有待加强。本文以一 个移民羌村为案例,在田野调查基础上,从空间生产的微观视角出发,对羌村的居住信仰、释比信仰、习俗信仪、羌年祭典四个方面信仰习俗的空间化表征展开研究。研究发现,在空间－人－文化三元互动中,羌民弱小、碎片化的空间实践使特定信仰习俗得以自洽地存续,新村表征的空间背后既是羌民“化他乡为故乡”的主体性呈现,更是羌民对本民族文化的坚定持守。     

传统藏戏的审美张力分析

传统藏戏将教化性和审美性融合统一,形成了具有无限延展的审美空间,被藏民族一代代接受和传承。传统藏戏的多种元素彼此之间相互对抗、冲突和矛盾,形成具有张力的审美空间和强大的审美冲击力,使接受者产生共鸣,在艺术的审美中获得精神的洗礼。在传统藏戏中,主客体巨大反差产生崇高美,体现出藏民不屈的超越精神,以及克服和战胜恐惧后的心灵慰藉和平静;传统藏戏采用佛教逻辑叙述故事,集中体现藏民的人生姿态和精神信仰以及对于真善美的认知和追求,凸显世俗的人性美;藏戏以美的艺术形式和程序化的艺术表演再现普通大众的味与情,形成独具特色的审美情感和审美趣味,最终达到宗教教化的目的;藏戏中戏师的理性讲述与演员的感性表演形成对照,让受众游走于理性与感性之间,对于人物与情节有了更加深刻的感性认知和理性反思;藏戏重复与回环的情节设置使故事情节发展更曲折,人物形象更丰满,主题思想更鲜明,形成了复调之美。     

藏区习惯法的文化内涵

本文概括了法律与宗教、禁忌等的关系以及藏区的习惯法对藏族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     

金沙遗址出土文物太阳神鸟黄金面具青铜立人的藏文化解读

从藏族古代文化的视角来看,金器太阳神鸟图似乎与斯巴嘎巴和迥瓦风轮的观念有关,斯巴嘎巴和迥瓦风轮观涉及藏族本教的空间时间观和宇宙本体观。斯巴嘎巴是藏语的汉语对音,指空间和时间。迥瓦是藏语的汉语对音,指风火水土四元素。风轮是藏语的汉语意思表达,指“风”为元初原动力的宇宙形成观。在藏语言里,黄金面具实为金面。古藏人非常重视头发及其发型,即便是对死者补妆也是如此,在为死者补妆时,发辫被排在了补妆12点数的首选位置,且头发与绿松石相对应。     

中国藏区穆斯林社群文化意念释说

地理环境和人文景观对人群的生存状态的特异影响或宗教文化的现象研究,早被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关注。然而,对社群的思想理念和信仰哲理的深层探讨,即对典型个案的心理学的探视和哲学的抽象分析则被忽略了。本文对中国藏区的穆斯林社群的文化意念——生存哲理和信仰意识进行内外透视研究。     

劳度叉斗圣变未出现于敦煌吐蕃时期洞窟原因试析

学术界传统意见认为,敦煌中唐吐蕃之后洞窟中以整壁一铺巨幅画面大量出现的劳度叉斗圣变,主要是意在表现当时人们对推翻吐蕃统治的喜悦心情,属洞窟中的反蕃历史题材.但文章作者并不同意这一传统观点,而从艺术与形式的关系入手,经过对劳度叉斗圣变绘画特点的综合分析,认为劳度叉斗圣变之所以在经过北周初唐的表现后而在中唐吐蕃期洞窟中突然中断,又在晚唐五代宋洞窟中大幅表现,主要是受该类经变画表现形式的限制,其思想仍在阐释主尊造像的性格,并非是用来表现反吐蕃的洞窟绘画历史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