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予行政处罚行为的确定

新《行政处罚法》拓展了不予行政处罚的规定。不予行政处罚行为是具备责任能力的当事人违反行政管理秩序事实成立,但依法应当或者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行为。从形式上看,不予行政处罚行为是非常轻微的违法行为;就实质而言,不予行政处罚行为是没有危害性的违法行为、没有处罚必要性的违法行为或没有主观过错的违法行为,具备了违法性却欠缺了当罚性。基于“违法非常轻微”的形式特征,法定责任为人身自由罚、资格罚和较大数额财产罚等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并处多种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故意实施而且主观恶性较大的违法行为,以及责令改正而拒不改正的违法行为,不是不予行政处罚行为。同时,结合和运用一线执法经验,从法律、法规、规章的“责令改正”规定、“可以处罚”规定、对当事人主观过错的特殊规定中发现不予行政处罚行为。     

论行政处罚公正原则

行政处罚公正原则作为一项处罚基本原则,有着深厚的法理基础和现实意义;处罚公正原则要求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统一;贯彻处罚公正原则就必须坚持设定处罚以公正为标准,正确认识“过罚相当”,坚持“一事不再罚”,建立、遵循处罚惯例制度,构建、遵守科学的处罚程序等。     

“责令罚”及其适用研究

以“责令”方式作出的制裁性行政行为,具有适用广泛性与实施灵活性的特点,形成了一种不同于以内容为划分标准的新型处罚,即“责令罚”。责令罚有广义、狭义之分,通过对相对人作出行政命令的方式,来限制或禁止经营主体的违法经营行为,具有行为、方式和结果三项构成要件。相较于其他处罚种类,责令罚的威慑力更具附带性和补充性,发挥着“以威慑为表,以恢复、治理和预防为里”的制度功能以及“与其他处罚种类相辅相成”的体系功能。责令罚在适用时,一方面需遵循不当联结禁止的“入罚”原则、合乎比例的“幅度”原则、正当程序原则和目的正当的“出罚”原则,以防止处罚权的滥用和对相对人权益的侵害;另一方面应根据不同情形,分别作为：违反禁止性规定时的直接罚、无法进行资格罚时的替代罚、作为资格罚后续的补充罚、违法行为无法纠正时的从重罚和情节严重时的加重罚,以更好地平衡威慑与预防的处罚目的,实现恢复与治理的行政目标。     

论片面的对向犯

片面的对向犯是指以存在双方相互对向的行为为要件，且刑法只规定处罚一方的犯罪形态。“可罚的规范目的说”能够说明对于片面的对向犯中对向性参与行为不可罚的根据。理论界对于《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四款和《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批判理论依据不足。     

单位犯罪个人责任的理论依据

新刑法对单位犯罪作出了规定并确立了以双罚制为主、单罚制辅之的刑罚原则。作为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无论在双罚制还是单罚制中都被规定了刑罚处罚。本文试图对单位犯罪个人责任的理论依据进行探讨,以对单位犯罪中的自然人有更深一步的认识。     

论“首违不罚”制度之“首违”的界定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通过立法形式确立“首违不罚”制度,这是推动人性化执法和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政府一体化建设的创新性举措。但由于相关立法实施时间较短,所以理论上对“首违不罚”制度缺乏统一认识,实务中各执法部门适用“首违不罚”制度缺乏统一标准。特别是对“首违”的界定和适用均有所不同,从而导致裁量结果差异较大。“首违”的界定和适用,必须遵循合法性原则和比例原则,以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为基础,从时间要素、首次认定、适用范围、构成要件和再犯情形等五个方面进行具体认定和适用,从而促进“首违不罚”制度发挥功能作用,规范行政处罚行为,推行柔性执法,进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审计处理处罚模式及其效果:基于地方审计机关数据的实证检验

政府审计处理处罚有两种模式,一是单罚制,也就是只对违规单位或直接责任人进行处理处罚;二是双罚制,也就是既对违规单位进行处罚,同时还对直接责任人进行处罚。从理论上来说,双罚制的效果好于单罚制。基于全国地方审计机关数据的实证分析显示,单罚中的上缴财政和归还原渠道资金对抑制被审计单位违规行为有显著作用,而减少财政拨款、应调账处理、移送处理都不具有显著作用,各种双罚措施都不具有显著作用。出现上述悖论的主要原因是单罚措施特别是对人的移送处理力度太小,从而对抑制被审计单位的违规行为没有显著作用。     

中韩法人犯罪中双罚制的比较研究

我国和韩国的刑法在法人犯罪的处罚上都采用双罚制,即既处罚法人组织体(处以罚金刑)又处罚法人的直接责任人员(处以自由刑或罚金刑).双罚制虽然在两国的法律中反映出一些明显的共同特征,但是由于两国刑法对法人犯罪的承认度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导致双罚制在责任依据、结构模式、处罚内容方面体现出各自不同的特征.在韩国,“两罚规定”中对直接责任人员一律处以与自然人犯罪相同的自由刑和罚金刑,而且“两罚规定”对法人组织体和直接责任人员规定判处的罚金刑都是限额罚金刑,尤其是在食品卫生法、建筑法等重要的经济法领域对法人组织体判处独立且高于直接责任人员的罚金,以此来提高对处罚法人犯罪的综合效果,进而达到预防与遏制法人犯罪的目的.因而韩国双罚制的具体内容对我国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论古代蒙古罚畜刑

蒙古族古代法制史中的罚畜刑是一种科罚制度,简单地说,就是用牲畜来处罚犯人的一种刑法。可是古代蒙古法制史的罚畜刑不同于其它的罚金刑,它具有浓郁的游牧特色,适用于杀人、放火、伤害、奸淫、偷盗、辱骂等一切犯罪。处罚时一般不直接用所罚之物的数量来处罚,而是用特定的数字、专用词如为单位"九"、"别尔克"、"五"、"顶替"等来处罚。另外,针对犯罪者和被害人的权利、地位的不同处罚的轻重也不一样,法律为此制定得也更为详细。     

国家所有权法理解析

《物权法(草案)》中规定的国家所有权,在主体上混淆了国际法上主权意义的“国家”和国内法上民事主体意义的“国家”含义,不符合民法关于民事主体必须具体、确定的基本法理,不具唯一性;其权利、利益客观上分属无数的公法法人,没有统一性;其客体范围之规定不应包括不可支配物。国家所有权理论在法律实践上已被证明不符合民法法理,难以自圆其说。制定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物权法不应坚持以所有制形式划分所有权,而应按照物权法基本原理规定所有权,并根据法人制度理论改造目前立法中的国家所有权。     

奥地利《行政罚法》的几点启示

奥地利在上世纪伊始便创立了举世瞩目的行政程序四大法典 ,开行政程序法典化之先河 ,为后来国家的学习借鉴提供了完善的蓝本。通过对奥地利《行政罚法》的研究 ,并与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作一简单对比 ,对推进国内相关制度的研究和发展有积极意义     

我国"剥夺申请行政许可权"行政处罚的立法完善

"剥夺申请行政许可权"是行政主体依法剥夺行政违法者一定时期或者终生的、与该违法行为直接相关的行政许可申请资格的行政处罚,依据引起剥夺申请行政许可权的违法行为发生的先后时间:无许可证时、申请前置程序阶段、申请时、获得许可后,可以将其分为四种形式.我国没有"剥夺申请行政许可权"的统一立法,相关立法存在缺漏、设定权未明确、程序缺失、过于倾向"剥夺申请行政许可权"和处罚过重、时间缺乏弹性、有关规定缺乏协调性等问题.首先,应该修改《行政处罚法》,明确"剥夺申请行政许可权"是行政处罚;其次,据此对《行政许可法》和相关法律加以修改;最后,立法时贯穿"过罚相当"原则,设定有弹性的时间.     

论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共同而有区别”的法律责任

责权利一致是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职尽责的基础,也是独立董事制度的核心。我国独立董事制度建立之初缺乏清晰定位,导致实践中独立董事法律责任界限模糊,进而引发认识上的分歧。从《公司法》《证券法》相关条款来看,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共同而有区别”的法律责任框架体系已经初步形成,通过区分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身份而课予差别的法律责任在证券执法和司法实践中也不鲜见。因此,立足独立董事担责的法理基础,从独立董事主要参与公司治理而非公司经营这一逻辑出发,结合我国《民法典》《行政处罚法》及《公司法》发展的最新材料,从价值、规范和实践层面对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共同而有区别”的法律责任的法理、依据及其适用进行分析,不仅有助于推动我国公司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而且还有利于激发独立董事履职尽责的积极性,维护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促进上市公司健康持续发展。     

论税收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立法的完善——基于《税收征收管理法》的修改

我国现行税收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立法存在诸多不完善与不明确之处,使得有案难移、以罚代刑、“刑事优先”与“先行后刑”争议以及一事二罚等衔接实践中的困境依然存在。考虑到税收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两项程序在目的、处罚的理由和种类以及行政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构成条件、证据、认定的结果方面存在差异,确立明确两项程序相互独立的双轨制有着必要性,并可作为平衡“刑事优先”和“先行后刑”冲突立场的选择。同时,又因对现行税收行刑衔接相关规则具有包容性以及来自意大利税收行刑衔接相关立法的借鉴,双轨制也有着可行性。为完善税收行刑衔接立法,增加法的确定性和明确性,税收征管法应修改的内容包括以下几大方面：确立双轨制,在此基础上处理好两项程序的关联,包括优先考虑以报告义务替换移交义务以及确保实体的一事不二罚和特定情况下的行刑并罚,同时在必要的方面增强税收违法行为行刑界定、处罚范围的一致性。     

论单位犯罪的处罚及其完善

我国修订后的《刑法》在明确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基础上,规定了“单罚制”和“双罚制”的处罚方式。处罚单位犯罪必须严格遵循新刑法规定的三个基本原则,同时还须注意单位犯罪过程中的几种特殊形态、数罪并罚、自首和立功、共同犯罪及追诉时效等。对单位犯罪的处罚,诸如罚金额度的明确、单位累犯的处罚和处罚标准的统一等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一事不再罚”原则在行政处罚中的适用

行政处罚的适用在实践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彳亍政处罚法》对其中的一些主要问题做了规定，其中一条就是在适用行政处罚时，必须坚持“一事不再罚”原则。本文就“一事不再罚”原则的内涵、意义和行政处罚中的适用进行了论述。     

行政处罚程序浅探

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行政处罚分为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和听证程序三种情形。　一、简易程序。简易程序是行政处罚中使用频率较高，适用比较普遍的一种行政处罚程序。其步骤应该是：１．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身份证件；２．向当事人说明违法的事实及处罚的理由；３．填写当场处罚决定书。处罚决定书必须由上级法制部门统一规定监制（一般程序同）。处罚决定书应编有号码，写明当事人的违法行为，行政处罚依据、罚款数额、时间、地点以及行政机关名称，并有执法人员签名或者盖章。４．将行政处罚决定书当场交付当事人，并通知其如对行政处罚…     

未遂教唆可罚性理论新动向

未遂教唆可罚性是一个反映刑法学根本观点对立的问题。现在,德日刑法学都是在共犯处罚根据论上讨论,而且都走向不可罚说结论,德国还出现逐步扩大未遂教唆不可罚领域的新动向。与此相反,我国刑法学却走向可罚说,导致教唆犯处罚范围过于扩大。究其原因在于刑法学没有建立在科学研究方法之上。因此,有必要在共犯处罚根据论上重新思考这个问题。站在修正引起说立场上,可以得出不可罚说的结论。     

个人信息保护视阈下的行政处罚决定公开规制路径探究

修订后的《行政处罚法》增加了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规定,缓解了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无具体法律依据的尴尬局面。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的实施导致多方利害关系失衡,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处罚决定公开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关系。究其根本在于制度衔接不畅与法律规定滞后。文章从制度设计目的出发,结合个人信息权益保护实践,探讨如何有效解决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的权利(力)冲突、规则之弊等现实问题。引入比例原则,以相对人个人信息权益保障来确定个性化公开标准,化解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冲突与矛盾。     

现行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革构想

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审批权缺乏有效的监督，其处罚程度比管制和拘役甚至于比短徒刑还要严厉，也与《立法法》《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发生抵触。为此，应从行政模式和刑事模式两方面对劳动教养制度进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