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处罚追责时效——《行政处罚法》第36条的解释论

行政处罚追责时效是指行政处罚机关对行政违法行为追究行政处罚责任的有效期限。其兼具维护法的安定性、限制行政处罚机关权力、确保行政处罚正确性、提升行政效能等多重功能取向。行政处罚追责时效的基本规范构造,主要由普遍适用的一般规则、针对特定案型的特殊规则以及“法律另有规定”组成。在适用行政处罚追责时效的过程中,应当在具体案件中识别行政处罚追责时效的起算,以及在个案中参照适用《国家赔偿法》有关时效中止制度。     

公众人物隐私权理论之流变——基于《民法典》第998条的展开

公众人物隐私权的克减性似乎毋庸置疑,但对于在实践中如何操作以及适用的人群,却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欧洲人权法院的重要判例表明,公众人物理论对权利的评估过程并未有所助益。现有论点无法证成限制公众人物的隐私权是合理的。因此,法院应在某种意义上放弃公众人物理论,将注意力聚焦于利益的衡量以及对权利的侵犯程度上。据此,应该以社会关联性、认知必要性和比例相称性三个要素为过滤条件的指导原则,在不同的场景中对隐私应享有的保护强度做细致分析。     

论我国税收立法权的制约——兼对《宪法》第56条的法理解释

税收立法权是关系到国家财政收入与公民财产权保护的一种重要国家权力。但是我国当前税收立法权在运行中处于不断膨胀之势,对公民财产权构成了潜在威胁。税收立法权的失控与膨胀,需要进一步探讨我国税收立法权制约的法理,重构税收立法权的制约机制。在重释《宪法》第56条的基础上,税收立法权运行归位成为宪法基本要求,而完善税收立法备案审查制度与建立税收立法违宪审查制度,无疑对制约我国税收立法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未决之命题:规制专利恶意诉讼的“路”与“困”——兼评新《专利法》第23条、第62条

专利恶意诉讼制度是专利法第三次修改过程中的争议焦点之一.专利法视野下恶意诉讼产生的特殊机理、恶意诉讼认定的困难性、国外规制恶意诉讼的范式决定了新专利法弃用恶意诉讼赔偿条款.现有设计和不侵权确认之诉制度的增设为规制专利恶意诉讼提供了新的框架,但恶意诉讼行为的彻底根治不仅需要法律的对接,也需要诚实信用的社会机制,还需要良好素质的法官队伍.     

动物致害的法律适用——以《侵权责任法》第78、79、80条为分析对象

《侵权责任法》对动物致害主要采取危险责任,第79、80条中的＂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和＂禁止饲养＂不是请求权成立的积极构成要件,而是被侵权人享有的针对第78条但书部分的再抗辩事由。第79、80条是对第78条起限制和补充作用的不完全法条。第三章中规定的抗辩事由,不能不加区分地直接适用于第十章。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通知-删除”义务及其责任承担——从《电子商务法》第42条展开

我国“通知-删除”规则体系关于责任主体与责任承担等规定有所差异。与过往法律根据网络服务者所提供服务的类型、性质、特点的不同而将其分成四类主体或以简单概括方式对相关主体进行规范不同,《电子商务法》明确将责任主体规定为“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并给出了明确定义。此外,《电子商务法》对恶意通知人规定了“惩罚性”的责任承担,但该情形下适用这种责任承担方式缺乏正当性与逻辑性。在网络环境下专利侵权领域,应当结合《专利法修正案(草案)》第71条与“通知-转通知”“通知-信息披露”程序一并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