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对当代中国的现实启示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对分配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形成了其独特而深刻的分配正义理论。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是在批判“资产阶级权利”的过程中构建起来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资产阶级权利”存在的根本原因。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按劳分配中仍然存在“资产阶级权利”,只有到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实施按需分配,才能够真正超越“资产阶级权利”。马克思的分配正义理论揭示了分配由生产决定的重要观点,主张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而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可以为大数据时代中国的发展提供重要的现实启示。     

应得与按需之间：对分配正义原则的再思考

分配正义体现着人类社会的公正程度，实现的关键在于合理分配原则的确立。人类社会早期在物质普遍匮乏的状态下按需分配作为最原始和最易被接受的分配原则得到广泛应用。资本主义兴起后，经济关系成为了人与人之间最为重要的关系，按照经济贡献来确定应得成为了进行分配的通行法则。虽然这种按生产要素所进行的应得分配取得了表面上的正义，但就分配的结果来看却并不正义，两极化是最大症候，其背后是对人的主体地位的贬低和需要的忽视。对于当今中国而言，需要在共享框架下将作为应得分配的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有机结合，以共享诉求下混合型分配正义原则的确立推动制度化建构，从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马克思的“超越正义”观——兼论赫勒对《哥达纲领批判》的误读

马克思正义思想业已成为当代政治哲学研究的焦点问题。马克思的"正义产业"论域广泛。马克思与正义的关系问题涵摄了两个相关的命题:一个是有关"超越正义"理想何以可能的价值判断,另一个是有关"超越正义"社会何以可能的实践判断。当代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阿格妮丝·赫勒的理论旨在阐明她与马克思之间的学术关联,她同样推崇"超越正义"观,但是她以微观范式构建了有别于马克思的"日常生活"的正义范式。赫勒的正义思想与马克思的正义思想产生了直接交锋。赫勒严重误读了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的正义观,她对《哥达纲领批判》的批判是不成功的,所以进一步拉大了他与马克思正义思想的距离。     

陈焕章的分配正义论

分配问题是《孔门理财学》的核心，但其研究价值长期受到该书之纲要“消费和生产”的遮蔽，而为学者所忽视。本文主要展现陈焕章对儒家分配正义观的思考，兼及与西方分配正义学说的比较。一方面陈焕章主张按生产能力分配，并用“禄以代耕”合理解释了不同劳动的价值大小；另一方面又通过“不与民争利”原则限制差等，使其更符合公平正义。陈焕章之所以如此重视儒家的公平分配，是因为要回应工业时代中国何以生产滞后的问题，故而他对西方分配正义学说和经济学方法的使用是一种移花接木、六经注我的形式。     

作为责任的正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正义原则研究

分配正义共识是当代中国社会需要建构的基本共识之一。对分配正义原则的规范研究有利于共识的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正义原则,应该是作为责任的正义,其核心要求是同等劳动努力同等收入,只有能够促进单位劳动收入最大化的非劳动收入才是正义的。劳动努力是每个人对社会合作的责任,促进劳动收入是非劳动收入者的责任。这一正义原则将产权收入等非劳动收入的正义性建立在对劳动收入的促进上。这就需要论证劳动收入对非劳动收入的优先性,即在不考虑非劳动收入可以促进劳动收入的情况下,只有劳动努力才应该取得收入;在此基础上,论证促进单位劳动收入最大化的非劳动收入是正义的。     

张载的"民胞物与"论及其现代意蕴

张载哲学以《易》为出发点,在“太虚即气”的宇宙本体论基础上建立了“天人合一”的儒家新伦理体系。在张载看来,人与万物之间有广泛意义上的伦理关系。与天地为友,与万物相随。人应该将天地万物视为亲密无间的朋友,以宏大的气魄、广博的视野来审视宇宙人生。这些思想对当代中国营造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社会无疑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追求雅韵,同归殊途——英汉消极修辞"求雅"途径辨析

在非强调的情况下,同一种句型连续出现,同一个实词重复出现,甚至几个谓语动词连续出现,都会违背英语"雅"的要求,然而,这些情况在汉语篇章中却常常十分妥帖.从消极修辞角度究其原因,发现英汉民族对"雅"的内涵理解不同,通往"雅"的途径也各异.提出英语通"雅"主要靠"求异",而汉语通"雅"主要靠"求同",深入辨析有助于提高英汉表达"雅"的表现力.     

争夺"人民"及其符号的意识形态价值——关于《人民文学》杂志(1976-1977)的"复刊"和"创刊"之争

1976年到1977年之间,在<人民文学>这个刊物中有过一场关于"创刊"和"复刊"之间的历史的争夺,虽然时代的巨变注定了这是一场没有任何悬念的斗争,但通过分析前后不同的叙述发现,历史原来并不像想象的那样理所当然,不同时代的叙述所呈现的其实仍旧是同样的叙述模式和策略,区别只在于这种二元对立的双方的位置的改变,而作为"人民文学"中之"人民"的范畴,在这当中其实只是充当了合法性叙述的前提,"人民"这个范畴显示出其有自以来的矛盾的内涵.     

对《莺莺传》"忍情"议论的另一种解读

<莺莺传>中张生的"忍情"议论文字,在二十世纪的文学史家和评论者们那里多遭非议,他们大都从道德评判的角度批评张生用封建的伦理道德为自己始乱终弃的卑鄙行为辩解.而本文认为这段文字昭示了爱情毁灭后的危害,从而来批判堕落的世风和人心.     

论"能""好"与"行"的辩证统一关系

揭示“中国共产党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马克思主义行”三大命题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是遵照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要求，看清楚过去为什么成功、弄明白未来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关键环节。马克思主义以其灵魂和旗帜决定并促进“中国共产党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中国共产党以其历史主体担承“马克思主义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其“伟大历史性胜利”对“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共产党能”作出实践证成。三大命题之间表现为“归根到底”的因果必然联系，并对“三大规律”分别作出实践印证。不断深化对“三大规律”的认识，继续促进三大命题相互砥砺、相互支撑的辩证运动，才能在过去的成功道路基础上继续取得未来更大的成功。     

论《鹿鼎记》的"反武侠"特征

<鹿鼎记>以对传统武侠小说之道的逸出与偏离,在形象塑造、情节架构和思想意蕴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反武侠"特征,但其内在灵魂仍是对侠义精神的呼唤,它开辟了新武侠小说的"另一种写法".     

《古史辨》与"古史辨派"辨析

顾颉刚将古史讨论的文章和信函汇集成册出版,并命名其书为<古吏辨>."辨"与"辩"在当时通用为"辨",<古史辨>之"辨"的意图在于辨别古史真伪,并非是一本简单的辩论文集,其实际涵义即为"辨"."古史辨派"自身的"学派"特征并不十分明显,顾颉刚也从来没有将怀疑作为他疑古学说和疑古辨伪研究的终极目标.设若仅以"怀疑"为特征看待"古史辨派"学人.则这样的"古史辨派"者几乎找不出来."古史辨派"作为一个学术思潮确然存在.但是"古史辨派"在现代学术史上更多的是一种学术现象.如果以通常意义上的"学派"概念冠之,可能并不准确和全面.     

《共产党宣言》中的"两个必然"论断及其当代阐释

[主持人语]<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纪念<共产党宣言>的发表,等于为马克思主义祝贺生日.160年过去了,历史上的一些思想体系早已烟云消散,而马克思主义仍然活跃在当代世界.特别是在当代中国,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推进,马克思主义不断焕发出勃勃生机.<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然有指导意义.现在,我们应该隆重纪念<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并结合当代世界与中国的实际,重读这本马克思主义最精粹的经典著作.深入研究其中提出和阐述的基本观点,并作出当代的阐释,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本栏目发表的三篇文章,分别考察了<共产党宣言>>中"两个必然"的思想、所有制思想和方法论启示,并结合新的实际阐述了这些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