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归属与重构——中国彝族“尼木”祭祖送灵仪式与韩国棺头洁净仪式比较研究

通过对中国彝族“尼木”仪式和韩国韩民族“洁净祭”仪式的含义、程序与功能进行对比后,发现二者形式差异和性质相同。仪式差异点：彝族“尼木”仪式是两个父母去世后才进行,而韩民族是死者出殡前晚上进行;彝族用竹子制作灵牌代表亡灵,韩民族是用死者衣物代表亡灵;彝族是通过毕摩念经和象征行为模拟来完成,韩民族是巫堂以多种专门的乐器伴奏下用歌曲或说话来完成。仪式共同点：主要以五个程序构成;宗旨是将亡灵送往极乐世界;目的是通过象征仪式和娱乐活动把悲伤绝望转化为希望和喜乐,追求人类延续和幸福。彝族的“尼木”仪式和韩民族“洁净祭”在宗教意义上都是以象征的形式把亡灵送往极乐世界而变成祖灵,重构了对立统一的人界和神界,以便达到重构人们和谐生活秩序的目的。     

凉山彝族“斯色那”疾病的传统表达与当代解释

凉山彝族传统社会对疾病没有明确的医学知识分类系统,医疗活动通常是信仰、仪式等文化实践过程的一部分。当地常见的“斯色那”疾病在传统毕摩文化体系中被认识、理解以及治疗,毕摩经文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其来源、症状和治愈措施,成为彝人理解身体疼痛和病变的重要路径。“斯色那”虽是一种有关地方疾病的传统话语,但在当代社会的医疗实践中呈现出相对宽泛的定义和多元化的内容。彝人将许多外显的身体病变症状纳入到“斯色那”范畴,并以大致相同的疾病观点进行解释,“斯色那”如今是当地人在现代社会与不同疾病遭遇后产生的具有动态性的疾病理念。多元化的疾病理解方式既缓解了特定疾病给患者带来的“污名化”问题,构建良好的就医环境,同时也是患者及其家属寻求被治愈的不同医疗策略。     

民族学视野下的义诺彝族“吉觉”仪式

本文从民族学视角出发,对凉山美姑县义诺彝族的吉觉仪式进行了研究。吉觉仪式,作为毕摩宗教文化的重要内容,是彝族驱遣类仪式中以遣返祸害、扭转劣势和转返他人咒术攻击为特征的季节性仪式。不仅反映了彝族丰富多彩的鬼神观念,也折射出了鲜明的象征思维、对超自然界的刚硬态度和控驭意识,以及人力胜天、和谐平衡的思想特质。     

舞蹈人类学视野下大理白族“绕三灵”舞传承研究

“绕三灵”是大理白族独有的民族节日，更是白族传统民间文化的大合集。“绕三灵”仪式活动中的白族舞蹈作为白族文化符号载体和民族表征，具有突出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文学艺术价值。本文以舞蹈人类学为理论基础，以“绕三灵”仪式活动中的”舞蹈”为研究对象探讨其产生、发展的历史面貌，望对今后“绕三灵”的发展与传承做出贡献。     

感受“和而不同”的伟大

去年，曾于20世纪80年代以《大趋势》一书深刻影响过许多中国人的约翰·奈斯比特的最新著作《中国大趋势》在中国出版并热销。正在访华的这位80岁美国老人与中国官员交谈时，常常感叹：“你们有很了不起的故事，但是你们没有讲。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从极度的贫穷到世界第三大经济实体，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故事。这是个令人惊异的故事。我们这个时代还有比这更伟大的故事吗？”     

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外的凉山毕摩

文章讨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毕摩文化与实践中的毕摩文化之间的差异。作为文化遗产的毕摩文化通常被制作遗产的各方认为面临传承危机,主要表现为经文的散失和毕摩绘画、毕摩音乐等技艺后继乏人;而实践中的毕摩文化则生机勃勃,嵌入凉山彝族人的生活。文章指出：作为文化遗产的毕摩文化的危机意识,根源于文化遗产制作中设定的“历史价值”;而实践中的毕摩文化则是一个“总体现象”,它全方位地动员对于凉山彝族人至关重要的亲属关系与社会关系。实践中的毕摩文化之所以生机勃勃,是由于彝族人的宇宙观,具体体现为一种泛灵世界的价值。     

彝族习惯法学家登上大学讲坛

在凉山彝族人的法律生活中,人们把操作习惯法、调解处理纠纷的人称为“德古阿莫”。德古是彝族人中有文化、有知识、品德高尚,能言善辩而又有威望的智者,他们是彝族社会的“知识分子”,是掌握彝族文化的一个“阶层”。彝族的神职人员称“毕摩”,不少习惯法的条文记载在毕摩用古彝文写成的经书里,毕摩能够朗读,背诵和诠释,因此毕摩大多是德古。     

跨族际的故事比较——汉族、藏族“天鹅处女”型故事研究

汉族、藏族流传了大量的“天鹅处女”故事,形成了具有共同性和特殊性的叙事传统,这些传统与汉族、藏族民众生活紧密相联.这类故事传达了汉族、藏族追寻美好生活的愿望.汉族、藏族“天鹅处女”故事具有明显的印度佛教同类型故事色彩.     

“历史·历时·流变”——拉卜楞寺仪式音乐“道得尔”研究的三个维度

“历史/历时”为西方民族音乐学仪式音乐的两个重要概念.基于拉卜楞寺仪式音乐“道得尔”的多元历史证据、仪式音乐与文化建构、“道得尔”历史流变三个角度,对相关文献进行整理和研读,实现对拉卜楞寺仪式音乐“道得尔”在“历史/历时”研究领域的重要个案的理论取向与实践价值探讨.     

再造传统：布朗族“贡母”节的当代重构及其仪式实践——来自云南省永德县送归村的调查

云南省永德县布朗族的“贡母”节起源于送归布朗族传统的“拱木”会，是永德布朗族重要的民俗信仰活动。当地布朗族文化精英为了在现代社会变迁中拓展布朗族文化的生存空间，弘扬和传承优秀民族文化，与地方政府合力推动重构了“贡母节”，由此重塑了地方社群的传统仪式与文化空间，并使之成为维系布朗族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的重要标志。这种“传统的发明”、节日的再造和“非遗化”的传承不仅有助于提高布朗族的民族自豪感和社区凝聚力，维护中华文化多样性，而且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平台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纽带，为乡村振兴背景下永德布朗族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     

藏族创世神话中的文化内涵

本文根据藏汉文献记载,着重论述了藏族创世神话中的凤鸟神话、 蛋神话、虎神话、猕猴神话和牛神话等的文化内涵,探讨了这些神话的起源、象 征意义、文化背景以及藏族传统文化与神话的关系,考察了藏族创世神话中的外 来文化因素及与异民族的文化交流现象,指出了文化交流对创世神话的影响。揭 示了创世神话的文化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     

牧人的饮食

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是我国传统的两大主体文化。文章研究了适应游牧环境和游牧经济的牧人的饮食文化。牧人的肉食品、奶食品、茶文化和酒文化都独具特色,构成游牧文化的重要侧面。     

The gift of the political

ABSTRACT

What produces the ability within us to face the possibility of dying for a cause to which we adhere? Such political commitment backs onto the issue of sacrifice, which, in turn, inhabits the world of a gift economy. The gift of the political opens onto a series of questions tied to different traditions of the sacred and of the clan. From biblical parables through to Confucian rites, the paper traces the various pathways enabling the emergence of the gift of the political.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Occusphere

ABSTRACT

Between September and November 2011, the Occupy Wall Street protest encampment in New York captured the public imagination worldwide and generated similar events in hundreds of urban spaces. Even after riot police evicted the occupations, the Occupy social movement continued to confront political authority over questions of inequality, and it remains active both online and at diverse protest events. However, beyond the social movement there has been a growth of related anti-capitalist politics. The Occusphere is constituted by the totality of Occupy-inspired activity on the internet and in social networks, and in the larger area of political idea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Occusphere as an expanding zone of densely interlinked anti-capitalist politics with three modes of existence – urban spaces, virtual electronic spaces, and intellectual spaces.     

拉祜西头人制度:传统与国家力量影响下的变迁

本文在长期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中缅边境拉祜西人的头人制度及其运作进行了描述和分析。低度分化的拉祜西社会以自然村(寨子)为传统政治组织的基本地域单位。四位头人(佛爷、着八、卡些和章利)分别管理本寨的佛事、寨神、世俗事务及工具的制造和使用。头人之间的分工大致明确,但分工的有效实施又依赖于头人的集体合作。随着国家力量不断下移至村民的生活中并构成规范性的影响,自然村中的头人与基层干部形成双重权威。至今,传统头人制度依然享有强有力的文化动员资源并努力维持着自身的边界,其作用蕴含在传统文化的脉络之中。笔者认为,地方政府应当有效利用当地民族传统组织而不是将其排斥于村庄治理的范围之外。这样,当地社区会更和谐,基层行政系统也能在低成本情况下获得更高的运作效率。     

《礼物之谜》的谜

尽管本文的评述对象是莫里斯·古德利尔所著的<礼物之谜>一书,但我想侧重讨论的依然是莫斯的"礼物".因为<礼物之谜>的立论,即基于古德利尔对莫斯"礼物"的理解与阐释,我们又如何能脱开莫斯的"礼物"不述,而直论古德利尔的<礼物之谜>呢?     

环境与家族:塔吉克人文化的特点

自然环境对人类的社会组织形式会有一定的影响.当一个人类群体的生产力水平较低,又处于一个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时,这种影响就较大,他们就只能选择那种能有效地帮助他们抵御自然环境所带给他们的重重压力和灾难的社会组织形式,血缘家族就是这样的一种组织形式.帕米尔高原上的塔吉克人所处的环境与其传统的社会组织,正可以说明以上的道理.     

The Monster and the Mother：The Symbolism of Disaster

Whether a society encompasses few people or multitudes , whether its landhold is remote and its records without letters or its reach global and its renown etched in ink , disaster con-tradicts its me...     

比喻:《伊利亚特》与《格萨尔》的共性修辞

《伊利亚特》与《格萨尔》两部史诗最为鲜明的共性修辞是比喻。明喻和博喻又是两史诗最为典型的比喻类别。从比喻修辞在两史诗中的具体表现,可以看到其不同史诗风格的区别:《伊利亚特》强调的是为细节真实而做的精雕细刻式的写实描述,注重动态性过程,反映的是逻辑严密的理性思维,中心是以时间贯穿着的叙事性;《格萨尔》重在为情感抒发而做的写意描述,喻体多而描述短,名词性多而动态性少,注重氛围营造,体现的是方方面面都被兼顾到了的空间思维中的抒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