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与抗战时期的孩子剧团

孩子剧团是抗战时期一支由少年儿童组成的以文艺为斗争武器的宣传队伍,因表现卓越受到郭沫若的关心.郭沫若与上海、武汉、重庆时期的孩子剧团联系紧密,他不仅为孩子剧团推荐了稳妥的落脚点,还给其编辑的书籍《孩子剧团从上海到武汉》《抗战儿童》题写书名,帮助剧团补习文化知识,提升文艺演出水平.他全方位的帮助为孩子剧团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郭沫若号召大人们向孩子学习,还多次撰写文章赞扬孩子剧团.他在《洪波曲》中以《孩子剧团》为题记录孩子剧团的事迹.郭沫若的关心帮助推动了剧团的发展,还对抗战大后方其他少年儿童团体的壮大起到了鼓舞作用.     

论抗战时期山西流动剧团的舞美装置

抗战时期,山西流动剧团的舞台美术形成了简易与经济并重的特点,各剧团通过自制、缴获和接受捐助等多种方式,添置了服装、道具、布景等舞美装置。山西流动剧团舞美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贴近民众进行政治鼓动与文艺宣传方针的体现,反映了戏剧演员从自发表演到自觉抗战的思想变化,展现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壮大。     

宋美龄与战时儿童保育会

抗战初期,中国儿童大量流离失所,不少沦陷区儿童被日军施以奴化教育,甚至被杀害或劫到日本。儿童是国家民族的未来,抢救和保护流离失所的儿童成为战时中国的一个重要任务。为此,宋美龄领导的中国妇女界于1938年3月成立了战时儿童保育会,并在各省设立分会,筹建保育院,积极抢救难童,对难童进行保护和教育。宋美龄领导的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抗战期间共抢救和保育难童近3万名,成为战时中国儿童救济事业的重要部分。     

抗战时期中国文学的妇女节和儿童节影像

在抗日战争语境下,妇女节与儿童节受到各方人士的广泛关注,妇女节和儿童节影像是抗战文学中的重要元素。战时中国历史语境中的妇女节和儿童节反映到文学之中,呈现为热烈的抗战动员景象。由此,战时中国文学的妇女节和儿童节书写,成为颂赞和制造为民族国家献身的“新妇女”和“新儿童”形象的重要一环,这时期的文学对妇女、儿童响应民族国家抗战的呼唤,是以忽略妇女儿童自身的主体性为代价的。因此,不少战时作家的妇女节和儿童节书写发出了“谁的妇女节”和“谁的儿童节”的疑问,一些作家由号召妇女、儿童参与抗战的“附和者”角色转向了“质疑者”立场,他们的创作从民族国家话语的笼罩中顽强地庇护着妇女和儿童的主体性价值。战时中国文学所呈现出来的妇女节和儿童节影像,一方面深刻勾连了抗战时期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脉络,另一方面又传达出作家文人对于妇女和儿童这两类人群的独特思考,为战时中国历史语境中妇女节和儿童节纪念留下了重要一笔。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青年动员工作的开展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切实把社会各阶层青年纳入到中国共产党的战时轨道,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国统区、沦陷区展开了全面的青年动员工作。在根据地,中国共产党成立青年动员工作领导机构,建设、发展和巩固根据地;在国统区,发动了广大青年推动和支持国民政府坚决抗战,争取民主,促进抗日青年统一战线;在日占区,秘密发展抗日青年组织,动员青年与日本法西斯和汪伪政权展开英勇机智地斗争,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全国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地方政治改革

全国抗战的长期坚持，关键在动员民众，而如何做到有效地民众动员，又牵涉到地方治理的诸般问题。为此，国民党在全国抗战时期实行地方政治改革，其主旨在强化地方行政管理，适度扩大政治参与，以强化行政管理为抗战提供地方支撑，以扩大政治参与调动地方士绅和民众支持抗战的积极性。但其成效却不彰，其缘由主要在于国民党的组织力薄弱，无法真正在基层深耕细作、动员民众。而且，国民党组织和治理的精英化趋向，在战时背景下，对如何动员并呼应海量的最广大底层民众的诉求，显得茫然无措和应对无力，这对因应抗战的全面化乃至战时国民党统治的稳固和战后国民党统治的延续都有着严重的负面影响。     

抗战时期“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化动员考论

抗日战争时期,"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擎起了文化救亡的大旗,积极探索符合文化人士自身的方式,形成了常规化的舆论宣传动员模式和非常规化的战地实践动员模式,并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为持久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基于实践基础上的动员模式和助力抗战的特殊功效,全面展示出了中国文化在应对民族危机过程中的特质。     

从“小难民”到“小战士”:中国共产党与抗战时期的儿童动员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借助抗日救国教育、报刊媒体、节日纪念等社会动员方式,唤醒儿童抗战意识,使儿童不仅仅是直面国破家亡等现实苦难的“小国民”“小难民”,更成为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小战士”。在艰苦卓绝的抗战时期,儿童以多种形式响应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号召。他们在战火中得到锻炼和成长,增强了国族意识和自我意识,为全民抗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抗战历史文化研究述评

抗战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也是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现阶段有关抗战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抗战文化本体、抗战精神、中国共产党与抗战文化、区域战时文化、战时社会思潮与学术、战时文艺、战时教育与文化名人、抗战文化遗址保护和利用等多个方面。回顾这些成果,有助于发现其中的问题,并推动抗战文化研究进一步深入。     

抗战时期宋美龄与“新运妇指会”

抗战时期,在宋美龄直接领导下,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改组成领导战时妇女工作的全国性的妇女组织.为领导和团结妇女从事新运工作,宋美龄参与“新运妇指会”一系列的公开活动,直接领导全国妇女从事抗战工作,并动员政要夫人和海外华侨妇女从事妇女工作.宋美龄并通过报纸、期刊杂志、电台、发表演说等方式,动员和宣传中国妇女参加抗战事业,向国际、国内宣扬战时妇女工作.宋美龄领导战时妇女工作亲历亲为、团结各党各派,其相对开明的做法,使“新运妇指会”得到社会各界认可,奠定了“新运妇指会”在战时的成就.     

民团体制与抗战时期广西的军事动员

抗战时期,就军事力量动员的规模和效率来说,广西在全国首屈一指。新桂系当局之所以在军事动员方面较为成功,在于广西在20世纪30年代建立了民团体制,这一体制适应了抗战动员的需要。民团体制不仅为正规军队提供了质量兼优的兵员,也在大后方储备了可资利用的准武装力量,同时还保证了战时连续军事动员的顺利进行。广西民团体制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值得肯定和重视。     

范文澜对河南抗日救亡事业的贡献

范文澜于1936年从北京到河南大学文史系任教,至1939年春在确山游击区正式参加新四军,值此民族生死存亡之秋,也是范文澜人生历程的关键时期.他主编了<风雨>周刊等杂志,又在地下党的领导、支持下,在河南大学组织了抗战工作训练班,并且领导河大抗训服务团,到许昌、舞阳及豫南各地开展抗日救亡动员教育工作,为中原大地广布救亡种子,有力地推动了河南省的抗战事业.此期间他撰写了<对于持久抗战的几个肤浅意见>等一系列政论、时评,篇篇是精粹有力之作,因此被誉为"能文能武的民族英雄".     

直把歌场当战场——论田汉抗战时期在戏改方面的贡献

抗战时期 ,为更广泛地团结一切艺术人才宣传抗战 ,田汉一方面与郭沫若、阳翰笙等人组建抗敌演剧队 ;另一方面 ,他遵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 ,团结地方戏曲艺人 ,充分发挥戏曲在宣传抗战救亡中的积极作用。他在武汉与洪深一起举办“留汉歌剧演员战时讲习班”,从提高地方戏曲艺人的思想觉悟入手 ,积极推动戏曲改革工作。他创作《江汉渔歌》、《夫人城》、《新会缘桥》、《双忠记》、《金钵记》等戏曲剧本 ,以自己的创作实践 ,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鼓舞了人民的抗战斗志 ,同时 ,也为戏曲改革工作开辟了一条新路。     

职业演剧，学术追求——论中华剧艺社的演剧精神

中华剧艺社即“中艺”,是抗战时期出现的著名剧团,它先后活跃于重庆、成都、武汉和上海等地,为抗战剧运做出了杰出贡献。“中艺”成就的取得,与其演剧精神是分不开的。在长达六年的演出活动中,“中艺”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戏剧理想与追求,主要表现为：不懈进取的革命精神,专注于艺术追求的学术精神,穷干、苦干的拼命精神,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等。这也是“中艺”演剧精神的主要特征。抗战胜利之后,“中艺”的演剧活动出现了很大偏转,甚至远离了战时的演剧精神,整个剧团也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团员精神极度涣散,最终导致了剧团的解散。“中艺”的解散是其演剧精神丢失的必然结果。     

战时儿童保育会的难童救济工作初探

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建立难童是抗战时期难民的重要组成部分，战时儿童保育会就是在举国上下呼吁救济难民的氛围中成立的具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难童救济团体。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四川重庆，中国抗战的政治重心遂由东向西转移。但是，国民政府的许多重要机构和国内各党派、各阶层的有影响的人物并没有直接迁往重庆，而是迁到了华中重镇武汉。一时间，武汉成为我国的政治、军事中心，民众抗日憎绪日益高涨。与此同时，大批难民也像潮水涌人武汉三镇，大街小巷到处充斥着难重的身影。在难民中，有许多是尚未成年的孩童，他们衣…     

抗战时期国民党战时体制的嬗变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战时体制主要指政治体制和军事体制.国民党战时体制对抗日战争影响极大.它的嬗变与国民党的抗日态度、战略方针的变化以及中国政局的走向密切相关.国民党战时体制的嬗变经历了建立、调整和扩大三个阶段.本文拟将其嬗变的过程和利弊作一初步探讨.一卢沟桥事变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称之为“第一期抗日作战”.由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全国人民抗日救亡怒潮的推动以及日本侵略军的全面进攻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的统治,在这个阶段中,国民党的抗日态度是比较积极的.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动员抗战的谈话,表示了反对日本扩大侵略的强硬态度.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表明了国民政府对日抗战的立场.8月16日,国民政府下达国家总动员令,建立战时体制.与此同时,国民党确定的对日战略方针是:“举全国力量从事持久的消耗战,争取最后胜利”.也即“利用我优势之人力与广大国土,争取持久消耗战,一面消耗敌人,一面培养国力,俟机转移攻势,击破敌人,争取最后胜利.”具体口号是“以空间换时间.”为了执行片面抗战路线,为了实现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方针,国民党迅速建立了战时体制.     

抗战时期四联总处与战时盐业运输简

“七七事变”后,沿海各产盐区先后沦于敌手,大批存盐滞留盐场。为避免存盐资敌,满足战时军需民食对食盐的需求,国民政府根据当时“商疲力竭”的盐业运输实际现状,及时调整盐务运输政策,实行官商并运。抗战初期成立的国民政府最高经济与金融机构四联总处,根据战时盐业运输政策调整的实际需要,大力实施战时盐务贷款政策,利用国家各大银行的金融力量大力开展贴现与放款业务,尽力向国家所属盐运机关、盐商提供贷款。从资金方面确保战时盐业运输的顺利进行,为将沿海大批食盐抢运到内地创造了条件。伴随着战时盐业“官运”规模的扩大,四联总处提高对战时盐业运输的认识,将盐务贷款上升到关系抗战胜利的高度,对于国家所属盐务机关及各地盐运商的盐业运输贷款需求,尽量给予协助办理。历史证明,四联总处所实施的战时盐务贷款,在促进战时盐业运输,满足大后方军民食盐需求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有助于战时食盐的抢运与运销。从而支持了抗战的胜利。     

论战时新闻学与战时新闻政策的特殊关系

抗战期间流行的“战时新闻学”与战时新闻政策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战时新闻学为战时新闻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学理依据;另一方面,战时新闻政策反过来又为战时新闻学提供了“法理”支持和政治导向。随着战争的进程,国内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对自由民主的诉求开始复苏,由战争初期的“服从统制”到积极进行反统制的斗争。这种阶段性流变的特点必然反映到新闻与文化传播活动中来。这一变化趋势,与整个大后方思想文化运动的发展趋势是完全一致的。     

中国抗战文学史上重要的一页──抗战初期广州文学活动的一个轮廓

抗战初期的广州文学，从抗战爆发（1937年7月7日）至广州沦陷（1938年10月21日），其来龙去脉，可以前后伸延而分三个发展阶段来描述：一、抗战爆发前后广州文学的基本态势；二、从《救亡日报》在广州复刊（1938年1月1日）起至广州沦陷前夕，广州作为全国战时文学中心之一的情形；三、沦陷后在粤作家的走向和文学走势。这一时期的广州文学活动，乃是中国抗战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广东新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篇章。但直至现在，我们所能看见的研究成果还非常少。在现代文学史著述中，甚至在《中国抗战文艺史｝）的专书中，都还留下…     

东北流亡学生群体对西安事变的影响

东北流亡学生群体是九一八事变前后被迫流亡到关内的东北籍学生的总称。这些东北籍流亡学生不甘忍受乡亡家破的耻辱,为收复东北失地而自发地团结组织起来,以各种形式开展着东北救亡运动。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他们逐渐集聚于西安,将救亡活动汇入到西北抗日救亡的大潮之中,成为推动西安事变爆发的促进性因素之一,也是支持与拥护西安事变的一支重要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