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收入来源角度探讨我国农民增收问题

文章首先从三个方面对农民收入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描述,包括农民收入的阶段性划分、农民收入的来源变化分析及城乡收入差距分析.然后从国家、农业和农民三个角度分析了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包括二元经济结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农业产业结构等.最后分别从农民收入构成的四部分即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提出了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措施.     

改革时期广东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分析

在考察广东农民收入增长过程及其结构变动的基础上,通过建立计量模型测算了改革时期广东农民收入增长的来源结构。结果显示,广东农民收入在取得巨大增长的同时,其增收的来源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为:农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逐渐下降,但贡献率仍较大;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对农民增收影响较大;农产品价格对农民增收有积极作用,但贡献率不大。     

农村税费改革视角下的中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长趋势分析——基于Mann Kendall非参数检验模型

采用中部地区6省份1993-2010年农民收入面板数据,运用Mann-Kendall非参数检验法,分析了农村税费改革前后农民纯收入及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增长趋势。结果显示,农村税费改革后,以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来源为主的中部地区农民收入增加较为显著,但人均纯收入与中国大陆地区平均水平的绝对差距有所扩大,相对差距逐步缩小,表明农村税费改革基本实现了阶段性目标。据此,提出了继续稳定家庭经营,不断扩大农民家庭经营收入范围;有序引导农民非农就业,积极拓展劳务收入增长空间;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提高中部地区农民财产性收入水平;加大对农村地区的财政扶持,提高对农民的转移支付水平等进一步实现中部地区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的对策建议。     

基于财政支农视角的农民增收问题分析

本文以农民增收问题为研究对象,从财政支农的角度深入研究农民增收过程中的困境,包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特别是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乏力等问题,重点分析农民增收困境的产生根源,并提出农民增收问题的财政支农政策建议。     

中国出口贸易与农民收入结构关系的实证分析

在经济全球化、贸易一体化的今天,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离不开贸易因素,同样农民收入水平的变动与贸易也是分不开的。基于1978—2008年出口贸易对农民收入结构的影响（即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实证结果表明：出口贸易与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但会推动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因此,在农民农业收入不稳定的情况下,应鼓励扩大农产品出口,加大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对乡镇企业出口的扶持,确保农民工资性收入的稳定增长。     

我国农民收入倍增现状分析与制度保障

实现农民收入倍增是确保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手段。采用统计数据,运用描述性统计方法,主要从农民人均纯收入总量、收入来源、收入差距等方面对我国农民收入的现实情况进行了规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978—2016年,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呈现出稳健的增长趋势,年均增长率为12.65%;家庭经营纯收入和工资性纯收入占据主体地位,是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财产性纯收入与转移性纯收入所占比重较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整体上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东、东北、中、西部四大地区农民收入虽逐年增加,但区域收入差距显著;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水平的高低与其增长速度成正比。在此基础上,从工资性纯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财产性纯收入、转移性纯收入四个方面提出了实现我国农民收入倍增的制度保障措施。     

中国贫困地区农民收入结构变动对消费的影响——基于东中西部20个省份面板数据的比较分析

基于2002―2010年具有国家重点扶贫县的2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统计分析贫困地区农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状况的基础上检验了贫困地区农民收入结构变动对消费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就全国贫困地区而言,转移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对贫困地区农民消费的影响贡献最大,家庭经营性收入的作用下降,而财产性收入统计上不显著。就东、中、西部三个地区而言,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对任何地区农民消费的影响都很显著,工资性收入对西部地区农民消费的影响尤为突出,而经营性收入对三个地区农民消费的影响相对较低;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作用效果具有地区差异性,中部和西部地区转移性收入具有明显引致消费作用,而东部地区财产性收入的消费倾向明显。     

省际农民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农民收入来源的角度分析省际农民收入差距的成因.利用GE指数和它的要素分解方法分析各项来源对农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和作用.发现工资性收入是省际农民收入差距的最大原因,而家庭经营性收入对省际农民收入差距的作用主要起稳定作用.     

城市化进程对农民收入及结构的影响分析──以江苏省为例

20年来江苏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农民收入增长及其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以1990～2009年江苏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及其结构数据为样本,研究江苏城市化水平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关系和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收入结构的变动特征,运用灰色关联方法分析江苏城镇化率对不同收入来源的影响程度。并根据结论提出通过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加大财政支农力度、提升工业发展水平、发展现代农业、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及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等措施,促使农民收入结构更加合理,为制定江苏城市化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和措施提供参考。     

改革开放后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性特征及启示

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结构的变化表现在收入来源、收入阶层及区域3个维度。在收入来源方面,工资性收入稳定快速增长,进而逐渐取代经营性收入成为对增收贡献度最大的收入来源;在收入阶层方面,低收入户和中等偏下户收入增长偏慢,低收入户与高收入户的增收动力结构差异明显;在区域方面,各地农民增收动力结构呈现出不同模式,收入增速地区差距较大并由此影响到区域收入不平等的变动。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结构性特征的形成,是城市化与工业化、农业发展方式、农民自身禀赋、“三农”政策、区域发展格局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通过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性分析,既能总结农民增收的规律与经验,也揭示出农民增收中存在的财产性收入贡献度低、分配公平性不足等问题和矛盾。今后需适应经济新常态的变化,着力增强农民增收的可持续性与公平性。     

3~4 K温区热阻法温度波动抑制实验研究

基于 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考察农业保险对农民收入的直接 影响和要素配置的间接传导机制。主要结论：农业保险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两种渠道提高农民收 入,其相对贡献分别为 ６１．１９％和 ３８．８１％,农业保险对农民收入的整体影响为正,但作用力度较小。要 素配置的总体中介效应显著为正,其中,农业投资和技术进步是农业保险助力农民增收的关键传导机 制。农业保险对不同保障水平地区农民收入的影响具有异质性。     

农村金融发展对我国农民收入增长影响实证研究——基于2006-2011年的经验数据

根据2006-2011年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农村金融发展对我国及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农村金融机构人均贷款额的增加、农村金融机构发展效率的提高、农村居民家庭拥有的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的增加会对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农民增收起到促进作用,增加获得贷款的农户比例也能显著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中部地区除外）,而单纯增加可发放贷款的农村金融机构比例、提高农村金融机构贷款比例、增加农村金融机构法人机构数量很有可能对农民收入产生不利影响。要想从根本上促进农民增收,应该提高金融机构发展效率、扩大农户贷款覆盖面和人均贷款额度。     

农户创业与金融服务创新能够实现协同发展吗？

农户创业离不开金融服务创新支持，但是一味强调金融服务供给，而忽视创业农户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协同发展，则无法保障供给的可持续性。采用微观调查数据，对农户创业与金融服务创新的协同机理及有效性进行研究发现：（1）创业农户能够获得金融创新服务，但金融创新服务占比还有待提高；（2）金融服务创新显著地提升了创业农户的总收入和创业收入，但尚未有效地改善利润；（3）农户创业与金融服务创新已经形成初步协同，但有待进一步深化。有鉴于此，应加大金融服务创新力度，丰富金融服务创新维度，促进融资与融智服务融合，提升创业农户金融素养，推动农户创业与金融服务创新协同发展。     

甘肃农民增收研究

农业结构调整,农业自身发展,农村面貌改善,生态环境建设,社会事业发展,农民外出务工和国家财税政策调整等都是影响农民增收的因素。甘肃省农民增收具有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应将促进农民增收作为甘肃省的总体思路和发展目标之一,与工业强省地位并列。甘肃省农民增加收入要发展特色农业,发展劳务经济,推进农业产业化,提高农民素质,有序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总体格局与未来展望

在过去40年的时间里,中国借助改革开放释放的强大动力,快速从一个低收入国家跻身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使起点极低的农民收入水平明显提高、成绩斐然,但“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痼疾尚未破题、仍难破题。“新常态”下,中国要规避“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彻底斩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死结,迫切需要依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动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方能再次充分释放改革红利,延续农民收入“增长奇迹”,最终走向城乡协调和共同富裕。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民获得感现状与提升路径研究

“获得感”具有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多层面的丰富内涵，在改革与发展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是党和国家一直努力奋斗的目标和方向。以农民群体的获得感为研究对象，从国家实施的一系列惠农政策对农民群体的影响为切入点，首先通过纵向比较，从经济获得感、政治获得感、民生获得感三个角度，探讨当前中国农民的获得感现状，并通过横向的城乡比较来分析当前中国农民获得感现状，最后结合乡村振兴的战略布局和要求，从推进产业振兴、优化生态环境、培育文明乡风、加强基层治理与促进生活富裕五方面对提升中国农民获得感的实践路径提出建议和对策。     

“阴云犹在”亦或“拨云见日”:早期饥荒经历与农户借贷行为

从生命历程视角,利用2020年关中平原农户调查数据,分析农村个体生命周期早期饥荒经历对其成年后借贷行为的影响、传导机制及异质性,并探究早期饥荒经历是否存在代际传递效应。研究发现,早期饥荒经历会显著增加农户借贷行为,并通过提高风险偏好、增加人力资本和强化心理韧性来增加借贷行为。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早期饥荒经历对女性户主的家庭借贷行为影响更大,对非正规借贷行为的影响更明显,青少年时期经历饥荒对家庭借贷行为的影响更高。早期饥荒经历存在代际传递效应,即父辈饥荒经历会促进子代借贷行为。基于此,政府在健全农村信贷体系过程中,要关注农户早期饥荒经历及其代际传递,引导农村金融机构通过差异化的信贷产品和服务供给来持续拓展乡村振兴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文章基于农民收入来源结构,实证分析了1978~2008年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家庭经营收入起负向作用,而农村金融发展结构能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水平。故应从加大政策性银行支农和增加乡镇企业贷款额度的角度着手,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财政金融支农与农民增收:作用机制与空间效应

基于农业创新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视角,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2006—2020年省域财政金融支农对农民收入的作用机制,并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考察财政金融支农、农业创新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对农民收入的空间效应。分析发现：财政金融支农对农民增收具有正向作用,但存在随区域和时间变化的异质性; 农业创新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在财政金融支农与农民增收间存在中介效应;财政支农对农民增收发挥显著正向直接效应和总体效应,间接效应不显著,金融支农则具有显著正向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体效应;农业创新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在财政金融支农对农民增收作用中均存在显著正向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     

务工与务农行为选择比较研究: 来自村庄的证据

城镇化、工业化冲击之下,传统农民获取收入的过程中有了更多选择,在其所能掌控范围内的一项重要事务即为选择从事农业生产还是远离农业.不同地域、不同地理和自然禀赋、不同发展阶段的农村地区时序变迁差异巨大.借助北方地区45个农户跨时5年(2008-2014年)的家庭微观面板数据,依据调研家庭特征设定行为选择和收入获取联立方程,模型估计方法有Heckman两步法和内生转换模型(ETM),依据地理特征构造工具变量以消除内生性难题.结果发现,教育水平的高低是务工与务农两难选择的关键决定因子,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家庭成员越倾向于外出务工;无论是选择务工还是务农,预期所能够获得收入的影响都极为显著;随着农民务农收入水平的提高、农业补贴力度加大、对农业补贴政策预知能力提升,农民越来越不愿意离开土地.因此,重视农业、扶持农村、关注农民的有利政策或不利因素都可能起反作用,设计和制定政策时应谨防逆向选择问题的出现.在注重加强中国农业支持政策对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影响与促进的同时,应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强化农民素质培训,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快农村保障体系完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