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关联：精准扶贫实践中的利益联结与关系再构——从地方政府行为切入

在精准扶贫实践中,依托企业等市场主体带动贫困户脱贫是中国贫困治理的重要经验。而企业带动贫困户脱贫的关键在于,通过地方政府的主导以及针对企业开展的经济、情感、社会和政治动员,企业与贫困户之间形成了经济、组织、社会互动等层面的新的关联关系,这种关联不仅使得企业与贫困户之间建立了相对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同时还再构了地方政府、企业与贫困户的关系。通过关联的制造,贫困户被嵌入多类型的产业链条,而企业则通过利益分享促进了贫困户的脱贫。制造关联对扶贫工作的促进能够展现中国政治体制的优势,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充分展现了服务型政府的功能,但该模式下承担脱贫帮带责任的企业也面临多重困境。因此,精准扶贫以及乡村振兴需要关联关系的健康持续发展,而非单向性的利益传递。     

政和县农民合作社推动精准扶贫的实践与思考

农民合作社是精准扶贫的重要载体,在政和县精准扶贫中占据重要作用。从政和县的实际出发,分析政府、合作社和贫困户在精准扶贫过程中的参与目标和参与方式,总结农民合作社在精准扶贫实践中存在着主体利益关系不协调、合作社脱贫带动有地域性以及政府支持力度弱等问题。建议加快建立参与主体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推动合作社品牌建设,强化政府激励机制。     

人口较少民族整乡脱贫的生态模式解读——以施甸县木老元布朗族彝族乡为例

人口较少民族整乡帮扶和脱贫模式的调研和解读,可为全国不同地区,不同少数民族以借鉴和示范。木老元布朗族彝族乡的美丽乡村建设、生态补偿政策、安居搬迁模式、生态产业模式等具有鲜明的山区地方特色和因地制宜的特点,其政府主导、多项目融合、企业或合作社为依托、贫困户参与的经验,以及对培养贫困户自力更生意识的重视,都是典型喀斯特山区少数民族贫困区整乡脱贫的重要因素。适当给予农户选择自主性,加强农户专业化培训,开拓融资渠道,创知名品牌,建设电子商务服务中心等,是进一步稳定脱贫的重要保障。     

扶贫车间模式的运作逻辑与生成机理

扶贫车间模式是地方政府通过就业方式帮扶贫困户脱贫致富的创新性行为。文章立足J县扶贫车间模式案例,从合作治理视角提炼价值整合、资源整合、信息整合与利益整合分析框架,探讨扶贫车间模式的运作逻辑与生成机理。研究发现,扶贫车间模式是政府、企业、村民委员会及贫困户合作共治贫困问题的产物,企业在政府和村民委员会支持下于行政村内开设生产车间,招聘留守非贫困户维持车间正常运转的同时吸纳贫困户就业,以此帮扶贫困户实现稳定增收。扶贫车间具有工作地点邻近且时间灵活、用工条件宽松及劳动密集型产业主导等特征。扶贫车间模式的生成缘自政府、企业、村民委员会及贫困户在合作共治中坚持合作主体平等自主理念,形成合作主体资源汲取机制,构建合作主体信息沟通机制,产生合作主体利益共享机制,从而实现合作主体在价值、资源、信息和利益方面的有机整合,建立起共生共存关系。未来应关注合作主体利益共享机制脆弱性问题,推动产生于特殊时期的扶贫车间模式常态化发展,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减贫机制研究——基于社员农户脱贫能力的视角

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助推农业产业扶贫是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体现。本文基于合作社社员农户是否具有脱贫能力为视角，分析了自主发展模式与委托发展模式下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的减贫机制。研究发现：自主发展模式下的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主要通过产业发展、金融支持与风险防控等三大利益联结机制来实现对社员贫困农户的“造血式”扶贫。委托发展模式下的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主要以优化合作社内部治理结构和利益联结机制为前提，借助政府专项扶贫资金及贫困农户信贷资金的股权量化，发挥债权和股权等资产收益扶贫作用机制，增加对无脱贫能力的贫困社员农户财产性收益来达到减贫增收的目的。为此，进一步加强合作社为载体的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产品创新和强化合作社内部治理结构，提高合作社融资增信能力和构建农村征信体系成为下一步改革方向。     

林业合作组织中合作关系的演化博弈分析——以“公司+林业合作组织+林农”模式为例

"公司+林业合作组织+林农"模式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出现的一种重要的林业经营组织形式。为了研究公司和林农这两个利益主体行为的演化规律,运用演化博弈论中的复制动态方法,建立了公司和林农合作关系的复制动态模型,对影响其合作行为的一些因素,如双方的初始合作意愿、合作收益、合作成本进行了分析。最后,根据博弈模型的分析结果,分别从提高初始合作意愿、提高合作收益、降低合作成本等角度提出促进该模式中公司和林农合作关系稳定演化的建议。     

乡村振兴背景下陕西产业扶贫的路径选择与模式分析

产业是乡村最为重要的经济基础,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第一要务,通过产业兴旺实现扶贫开发,是精准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现路径。陕西在产业扶贫实践过程中,涌现出了省供销合作社主导的“政府（扶贫办）+供销社（供销企业集团）+农户（贫困户）+企业（合作社）+金融（保险）”模式、以商南、延长为代表的“先借后还”无本脱贫模式、以大荔、洛南为代表的扶贫资金量化折股模式、千阳县 “项目超市”菜单式扶贫模式、白水县的 “果园托管”模式、榆阳赵家峁村的“三变”等模式。本文通过对典型模式的分析,提出在推进产业精准扶贫过程中要尊重扶贫对象的主体地位,适度兼顾扶贫政策的公平性,充分发挥财政扶贫资金的引导作用,积极调动新型经营主体参与扶贫开发的积极性,并优化新型经营主体与贫困群众的利益联结机制,最大限度地发挥产业扶贫的辐射带动效应。     

三方演化博弈视角下乡村旅游投资开发参与主体合作行为策略研究

工商资本参与地方乡村旅游开发将有力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而投资方与地方基层政府、村集体达成良好的合作是乡村旅游项目开发成功的关键。文章结合乡村旅游项目开发中不同主体的有限理性,建构了工商资本、基层政府和村集体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并以浙江省安吉县HSW村为例进行仿真分析。研究显示：工商资本、地方基层政府、村集体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存在4个动态演化路径达到均衡状态,这些路径对应不同主体各自的策略选择;工商资本在进行“独立经营”或“村企合作”的投资模式选择时,对基层政府和村集体的策略选择的反应较快、演化路径较敏感,而基层政府及村集体受其他主体影响较小,因而这两者策略选择时达到稳定状态相对较缓慢,演化路径比较平稳;由于“损失厌恶”心理及信任基础不足,地方基层政府在选择不利于自身短期收益的“积极支持”策略时需要更长时间,在制定有利于自身短期收益的“规范引导”策略时则比较迅速,因此工商资本在开发乡村旅游项目时必须明确投资的长期性和阶段性;乡村旅游项目开发中地方基层政府的支持非常重要,当工商资本选择“独立经营”时受地方基层政府“积极支持”策略的影响较小,而选择“村企合作”策略时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大,因此工...     

农业产业化组织形式研究：土地股份合作社和微型企业的比较

本文对城镇化背景下成渝地区两种农业产业化组织形式——“土地股份合作社”和“微型企业”进行研究。两种组织形式在利益分配上存在差别：土地股份合作社通过土地折股将产业化经营的收益按股均分;微型企业则通过反租倒包由资本扶植建立小型农业公司,不以农业经营收益为主,其间产生大量的其他利益由地方政府与资本共享。相比土地股份合作社,微型企业数量更多、规模更大,这是因为在微型企业的运行中,地方政府与资本产生了合作共赢的关系：政府通过与资本合作,获得资金、捆绑项目,以谋发展;资本通过与政府合作,获得政策补贴、项目集聚的实惠,并可以通过整理土地获取建设用地指标。政府与资本的合作关系也进一步影响了当地城镇化的建设样貌。     

后脱贫时代脱贫村有效治理的实现路径研究

2020年国家脱贫攻坚任务就将结束,脱贫后脱贫村的振兴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要实现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因此,刚刚摆脱贫困的脱贫村亟需从治理有效着手推动乡村振兴。但脱贫村的治理面临着内生治理能力不足、行政化扶贫力量淡出、脱贫村内部矛盾激化以及乡村振兴的多重压力和挑战,亟待优化调整。实现脱贫村的有效治理可以从构建合作治理模式、重塑困难群体合法性、建立开放的农村治理体系以及强化村民内部政治参与等多个角度推进。     

通过农民合作实现可持续脱贫的逻辑关系与政策建议——以河南省为主要分析对象

农户贫困的根本原因是农业、农村发展落后。农民合作与发展现代农业、实现农业产业化生产之间存在逻辑关系。国内外实践证明,合作社是实现农户脱贫、巩固脱贫成果的重要载体,通过农民合作发展现代农业是实现可持续脱贫的根本途径。调查发现:欠发达农村地区合作资源条件相当贫乏,若要实现可持续脱贫,政府必须持续强力介入。政府应在人才支持上派出组织者,在资金支持上切实加大扶持力度,在管理上设置政府监督机构,担当起主导者、扶持者、监督者的多重角色。     

社区型股份合作社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农村涌现了社区型股份合作社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两种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社区型股份合作社因满足农民对社区集体资产收益的索取而产生,农民专业合作社因实现农民经营收益最大化而出现。两种合作社解决的是不同的农村问题;两种合作社都实行股份合作的产权形式,但两者的产权形成基础完全不同;两种合作社都按照三权制衡原则设计治理结构,但两者的治理模式都存在被扭曲的现象;两种合作社的初次分配都很重视公共积累的提取,但在二次分配上,社区型股份合作社根据按劳分配原则分配盈余,农民专业合作社则根据按人分配和按股分配相结合的原则进行收益分配。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逻辑与路径——产业发展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

从脱贫攻坚的“产业扶贫”到乡村振兴的“产业兴旺”,折射出产业发展对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根本性作用。基于对深度贫困地区精准扶贫调研中发现的产业扶贫市场机制不彰、可持续性差问题,本文首先以新结构经济学的“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理论为基础,提出深度贫困地区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框架,即应根据当地资源、人力、资本、企业家才能等生产要素的禀赋结构,依循“市场逻辑+政府逻辑”的双重逻辑,培育和发展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形态,并构建多主体激励相容的参与机制及利益分配机制。进一步,基于对深度贫困地区符合上述逻辑的产业扶贫模式的多案例分析,从微观层面探讨市场逻辑和政府逻辑如何协同推动扶贫产业形成市场竞争优势并带动贫困户获取可持续的产业扶贫收益:企业发展与企业家才能的有效发挥将本地资源禀赋变成有市场的产品,政府因势利导对企业进行扶持激励并协调提供软硬件服务,从而推动企业做大做强并形成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扶贫产业;在可持续产业带动下,贫困户通过参与产业链订单生产、直接就业,以及将土地租出、到户扶贫资金入股企业等方式获取收入,提高内生发展能力,从而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促进人的发展和福祉提升的最终目标。最后,就进一步推动深度贫困地区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基于Stackelberg决策的产学研合作模型

产学研合作是企业和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之间进行的合作,合作组织分别投入并共享产出,所获得的收益通过多方认同的收益共享协议进行分配.但是,他们的根本利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冲突,导致两者的博弈会有不同结果.本文基于Stackelberg模型,建立了产学研合作模型,得出了不同的博弈结果,并对模型结果进行了分析.     

社区型合作与小农户组织化——基于村集体组织小农户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案例分析

对于小农户如何组织化参与到现代农业发展中,学界多分析利益联结的“公司+小农户”与“专业合作社+小农户”的组织方式,忽视了乡村实践中社区内村集体和小农户多元要素合作的组织形式。基于农业治理的研究视角,本文着重分析山东寿光市A村小农户在村集体的领导下围绕产业发展中的市场交易、土地整合、公共物品、资金等需求,通过组建不同类型的社区型合作组织实现农业转型升级的发展路径。在此过程中,小农户的多元性需求与社区治理压力、地方行政传导给村集体的创新压力,以及小农户对接“市场-国家”的组织需求成为社区型合作实现的动力机制。它不仅解决了基于经济效率的社会化分工促成产业发展转型升级问题,还兼顾社会公平和聚焦村庄福利的组织制度提升了村集体的治理效能和农民幸福感。依托产业发展和社会治理有效融合的社区型合作路径不仅实现了小农户基础上的农业现代化发展,还能为新时代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提供启示。     

反贫困中的政府、企业与贫困户的 利益耦合机制

引导和鼓励企业参与扶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扶贫工作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实现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企业参与扶贫的实践案例很多,但是关于政府、企业及贫困户反贫困协同行动如何持久却是一个探讨不充分的问题。通过对鹤峰县“扶贫项目民营业主负责制”模式的考察,力求剖析政府、企业及贫困户在反贫困中达成一致行动的缘由,在此基础上探究此模式包含的利益耦合机制,试图回答协同反贫困行动如何持续这一问题。分析认为“鹤峰模式”使得地方政府绩效增加、扶贫企业获利和贫困户实现减贫。总结了“鹤峰模式”的几个特征：其推行过程本质上是一个扶贫成本分担机制建构的过程,这一过程在政府的主导下企业与农民的关系得以重新建构,合理的利益分配是其能长期持续运行的核心动力。鹤峰县的这一反贫困模式至少有以下3点启示：一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大面积的贫困问题,以产业发展带动贫困户脱贫是一种可行的选择;二是产业扶贫能否持久的关键在于是否建立起有效的动力机制;三是“鹤峰模式”具备较强的推广性和可复制性。     

农村信贷与农业保险互动的收益分配机制——基于合作博弈Shapley值的分析

农村信贷与农业保险互动是金融支农的优化模式，在此模式下，农户、信贷机构和保险公司的合作博弈不仅能提高整体收益，并且根据Shapley值分配原则，农户、信贷机构与保险公司各自的收益也能得到提高。但小规模分散经营的农户因缺乏谈判力而面临利益被瓜分的风险，进而可能会退出参与或抵制合作；为了促进合作联盟的形成与稳固，一个可行的解决思路是政府制定贷款利率优惠政策，实施保费补贴，引导发展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以保证农户的收益；同时，保险公司与信贷机构通过委托代理形成合作关系，并使用Shapley值分配原则来确定代理费率并签订合约。     

成本——收益视角下府际生态治理合作的类型与机制——以长三角示范区为例

日益严重的跨界生态问题已成为区域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改革属地治理模式、加强府际合作,是推动区域生态治理的必然选择。利益是驱动地方政府参与生态合作治理的关键,作为理性决策者,地方政府的合作动力来源于合作收益大于合作成本的预期。基于成本—收益视角,将区域生态治理的府际合作类型划分为损失盈利型、比较利益型、共创共享型三种,并剖析了这三种合作类型的成本—收益特征。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内的水污染治理、生态工程建设、生态文化旅游圈打造为例,从驱动力、利益协商两方面分析了区域生态治理中不同府际合作类型的合作机制：损失盈利型以中央政府调控力为主导,实行的是利益补偿机制;比较利益型以地方政府自然生长力为主导,实行的是利益谈判机制;共创共享型以市场驱动力为主导,实行的是利益分配机制。     

农民合作组织与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公司+农户”是目前农业产业化经营最主要的组织方式,对我国家庭经营基础之上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在实际运行中也存在不少问题。本文认为,要实现农业产业化持续健康的发展,必须促进农民的联合和合作,提高参与产业化经营的农民的组织程度,加快两个方面的创新:一是把农民组织到合作中介组织中,与公司进行交易,形成“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二是农民合作组织自身发展壮大为龙头企业,形成“合作社+农户”的模式。政府不仅要支持龙头企业,更要在合法性、资金融通和税收等方面支持农民的合作事业。     

PFI模式下政府与SPC之间合作博弈分析

针对现阶段我国基础设施建设采用私人主动融资(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PFI)模式中的政府与特殊目的公司(Special Purpose Company,SPC)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分析了PFI项目融资模式中政府与SPC的合作关系,然后建立这两个利益相关者的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进而根据二者相对关系的变化情况提出PFI融资模式合作博弈利益分配的合理原则和方法,以期推进PFI融资模式在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