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运动到常规：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转型及其内在机理——以A市环保督察整改工作为例

为实现生态环境的良序善治,地方政府始终把环保督察中的整改工作作为强化环境治理的核心任务。探讨环保督察中地方政府由运动式治理向以常规科层制为基础的制度化整改与长效治理的转型及其内在机理,可以基于制度变迁视角提炼出情境、动力、路径三大要素,从而构建一个理论和实践相契合的分析框架。以A市环保督察整改工作为观察案例,其环境治理过程是以情境压力为依据,以政治与经济利益为动力,通过制度创新、制度激发、制度转换、制度撤销等方式驱动制度变迁,最终完成对地方科层组织的再造。研究发现,科层结构是解释地方整改机制变迁的关键变量。由常规治理失效引出的运动式治理替代,到常规治理优化的制度变迁过程,事实上潜藏的是从“科层突破”到“科层再造”的逻辑理路。     

中国巨灾灾后救助动员模式比较——以"唐山地震"和"汶川地震"为例

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发生,书写了中国内地灾后救助动员形式的新篇章.建国后我国两次重大地震--唐山大地震和汶川大地震--的灾后救助动员形式,说明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前后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变,灾后救助动员模式也已经发生了转变.基于当前中国"大政府、小社会"的事实,"政治动员为主导,辅以社会动员"的灾后救助动员模式仍是符合现实国情的,且是当今中国社会效率最高的灾后救助动员模式.     

中国城市政府支出政治分析

以人为本为导向的城镇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政府支出的偏好选择。城市政府支出政治要回答的是谁在城市化过程中获益的问题。中国城市政府支出偏差仍然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同时还呈现出空间偏差。但这种偏差在民生标识下不断被修正正成为新的趋势。中国城市政府支出政治的复杂性是城市政府复杂性的呈现。作为一个复合体,城市政府具有"地方国家"、"地方政府"、"科层组织"等三个维度,其在不同维度中扮演不同制度角色并承担不同的功能,实现不同的目标;在这一多元目标体系中,城市政府的支出偏好被"为晋升"所支配,并引发一系列城市社会问题和矛盾。城市在本质上是通过空间集聚由政府提供集体消费品(城市公共服务)的集合体。为了规避未来中国城镇化风险,城市政府支出必须转变为"为市民而支出",并在治理模式上逐步完成"以官治官"到"以民治官"的制度转型。     

准市场还是准科层? ——基于上海、北京的中国公租房提供模式研究

以"租购并举"为背景,本文探讨租赁部门建设中相对被忽略的公租房部门的长期可持续运营问题。鉴于英美国家在政府直接提供公共住房失败后,都转向了多元主体竞争的"准市场"模式,本文重点分析中国公租房提供中最具有制度创新性的城市——上海和北京。结果发现,两地均形成了"单一国企地域性垄断",此特征更加符合"准科层"而不是"准市场"模式。竞争和自主性的缺乏,使该模式存在一定的效率损失,对公租房部门的长期可持续运营造成隐患。     

民间环保组织的合法性建构何以可能——基于两个案例的比较

近年来,一些民间环保组织不断通过赢得合法性以寻求自己的发展空间。本文运用"制度–生活"分析框架,以两个个案为分析对象,从议题、社会动员的范围和渠道、媒体的作用等角度对民间环保组织如何建构合法性进行考察。研究发现:环境话语的建构可以弥补社会合法性和政府合法性之间的断裂;环境行动需要坚守政府合法性的底线。随着法律和相关制度的完善,民间环保组织将会更一步推动中国的环境治理模式变革。     

从动员式参与到自主式参与——农村公共事物治理中的农民角色分析

政府主导、农民参与是中国破解农村公共事物治理困境的重要经验。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农村公共事物治理中,经历了中央主导下的农民动员式参与和地方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命令式参与模式。这两种模式都是在特定时代特殊的政治环境与制度设计下形塑的,随着时代变迁,其可适性、可行性逐步消解。建立以政府为主导,以农民为主体的,以公共利益与公共责任为联结纽带,以合作与共识为目标导向的多元主体的多中心合作治理模式是当下中国农村公共事物治理模式的基本趋向。     

科层困境与国家建设的中国出路——以延安时期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为中心

延安初期,中国共产党仿照国民政府体制建立起严格的自上而下的科层化政府体系,但这一改革很快陷入到成本、控制及动员等一系列行政困境当中。为摆脱这些困境,中共中央不得不重新围绕政党控制逻辑,探索推进了一元化政府领导体制创新,其中包括以党委(而非以职能部门)为中心的"平面化"管理;以任务(而非以规则)为中心的层级指挥管理;基层面向的资源配置及政府运作方式等。这一模式创新,极大地增强了革命时期中共的竞争优势,也为化解国家成长过程中的科层困境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启示。     

"中国模式"与中国低碳经济困境

"中国模式"动员了规模庞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为企业规模扩张提供了正向激励,形成了企业和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将中国的比较优势充分地发挥出来.但是,"中国模式"并非十全十美,内生于"中国模式"的激励结构也是中国低碳经济困境的根源."中国模式"是一种发展中的模式,要破解中国低碳经济困境、激励企业技术创新和节能减排,就必须改进"中国模式".     

从"公民参与"到"群众参与"——转型期城市社区参与的范式转换与实践逻辑

中国的城市社区参与是一种出于国家治理需要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居民的行动逻辑与行动策略以及政府与居民的互动过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社区参与具有很强的革命时期形成的国家动员、群众参与的传统烙印。群众参与理论对国家动员机制和动员技术、群众参与逻辑与参与策略,以及国家与群众的复杂而微妙的互动过程的研究,能为当前中国城市的社区参与提供更富解释力的理论视角。在动员居民参与社区事务过程中,基层政府和社区居委会采取地方性权威式动员,它是社会转型背景下适应城市社会变迁的一种新型的权力技术,既运用原有行政组织网络的强大动员力量,又借用基于人情的地方性互动网络等非正式因素,将社区居民纳入社区建设和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之中。     

关于社区科层结构的反功能研究--以上海为例

社区科层,在我国主要体现为嵌入社区组织结构中的政府行政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在社区层面将政府的权利、职责、信息等资源以传统的科层形式,进行条块分布。形成了在利益、资源、信息等方面相对封闭的科层“孤岛”现象。深刻认识普遍存在于社区科层中的“孤岛”现象及其形成机理,准确把握社区科层的反功能特征,对于政府在新形势下提高与多元利益主体互动的意识、增强驾驭能力、改善行政管理效能将是至关重要的。关于反功能的缓解机制,除了制度层面的考虑以外,有必要从增强政府开放、共享、协同、合作能力等行动层面作出更大的努力。     

关于社区科层结构的反功能研究

社区科层在我国主要体现为嵌入社区组织结构中的政府行政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在社区层面将政府的权利、职责、信息等资源,以传统的科层形式进行条块分布,形成了在利益、资源、信息等方面相对封闭的科层“孤岛”。深刻认识“孤岛”现象及其形成机理,准确把握社区科层的反功能特征,对于政府在新形势下提高与多元利益主体互动的意识,增强驾驭能力,改善行政管理效能至关重要。关于反功能的缓解机制,除了制度层面的考虑以外,有必要从增强政府开放、共享、协同、合作能力等行动层面作出更大的努力。     

制度的逻辑:中美医疗保障制度比较

中美医疗保障制度在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公平性、费用、政府的介入程度等方面有一些相似的制度特征和制度缺陷。但在相似的表象后面有着不同的原因和制度逻辑。在比较研究中可发现我国现行医疗保障制度中存在的公平性、可及性和费用问题与制度的逻辑定位和逻辑悖论有关。一定的制度环境决定了制度的逻辑。我国的政治体制、医疗资源的所有制形式和隶属关系、福利文化和决策路径决定了我国医疗保障模式的选择应遵循公共财政 科层制度 市场机制的逻辑。其中,政府角色的定位是我国走出目前医疗保障困境的关键。     

西方政府治理模式的系谱与趋向诠析

西方政府治理模式变迁经历了科层治理、竞争性治理、网络治理和整体性治理四个阶段,这些治理模式共同绘就了西方政府治理模式的系谱.从发展趋向上,在反思和批判科层治理的整合缺陷、竞争性治理的协调缺失与网络治理的责任转嫁和网络破碎的基础上,西方政府治理模式将迈向注重整合、强调协调、凸显责任感的整体性治理,这一全新治理型态将成为未来西方政府治理模式发展的总体趋向.     

政府管理创新的瓶颈因素及其分析

中国政府面临创新的挑战。中国政府已从过去的全能服务和管制政府的模式中走出来,在推动性政府、规制性政府和服务性政府的模式间徘徊。如何进行思想创新、制度创新和政府工作流程创新,是中国管理和知识精英的历史责任。本文从历史进程、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以及中国自身的发展轨迹和社会力量的互动的角度,探讨了中国政府管理创新的瓶颈因素。     

我国村治模式的演进与农民利益的实现

中国的村治制度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在经历了皇权统治下的村治模式、人民公社式的村治模式以及村民自治模式之后．我国的村治模式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跨跃。但是纵观这一演进的过程，我们看到唯有发轫于农民群众之中、植根于乡土社会之上的村民自治制度真正实现和维护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绿色减贫的理论内涵与路径创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是保障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举措,是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标志。新时代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需要注重减贫方式从外源向内源的转变,把绿色减贫作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重要支撑和主要组成部分。绿色减贫是生态资本Cn在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中的创新应用,生态资本投资机制的实现是绿色减贫的关键,我国当前绿色减贫的市场机制还不完善,存在生态资本投资收益显著不匹配等问题,应从完善生态资本投资交易市场、协调绿色减贫运行机制等方面进行中国绿色减贫的路径创新。     

政府内部上下级部门间谈判的一个分析模型——以环境政策实施为例

政府内部上下级部门间讨价还价谈判是政府运作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认识政府组织制度和行为的一个切入点;其总是发生并受制于特定组织背景以及相应的制度规则。有关委托方(如省环保厅)和代理方(如市环保局)之间的序贯博弈模型中,我们区分了委托方的两种策略选择:常规模式与动员模式;代理方在随后的应对过程中在三种策略中加以选择:正式谈判、非正式谈判和准退出。在委托方采纳动员模式的条件下,准退出是代理方的最佳应对策略;而在常规模式下,代理方的应对策略选择有着更大空间。     

青海藏区产业减贫的主体及路径分析

通过对政府、企业、农民三大青海藏区产业减贫的主体进行分析发现,政府是产业减贫的主导力量,企业是产业减贫的中坚力量,农民是产业减贫的基础力量。在青海藏区产业减贫的发展当中,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十分必要。基于对政府、企业和农户的主体性分析,提出藏区产业减贫的路径。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账户结构研究

论文梳理了国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账户结构模式;将我国东、中、西部六个试点县的新农保账户结构归纳为"政府补贴基础上的个人账户模式"和"政府补贴基础上的地方性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模式";指出了新农保制度试点中账户结构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新农保账户结构模式的具体设想。研究结果显示:从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统筹的角度考虑,"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是新农保账户结构的必然选择;采取"大(社会)统筹、小(个人)账户"的账户结构,实行高层次管理,是农村实现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有效举措。     

流动人口的贫困问题:一个多维的研究视角

流动人口的贫困问题是经济收入低、个人能力差、社会支持网络弱化和权益缺失的综合体,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迫切需要关注和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流动人口的贫困特征主要为非居民化的,地域聚居的居住模式;流动儿童教育受到排斥;就业培训机制不完善、培训错位;存在健康风险;就业权益受损;社会保障严重缺乏等.应从改革和创新现行制度;建立流动人口权益保护制度;加强政府责任;建立政府、社会、社区、个人四者相结合的社会整合机制等角度来实施对贫困人口的减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