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经羲与国会请愿运动

1910年 10月 ,大多数清朝督抚联名奏请清廷立即组织责任内阁 ,尽快召开国会。他们的这一举动 ,显然是对当时正在发起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的立宪派的支持。在这次督抚联合行动中 ,云贵总督李经羲起了倡导和组织作用 ,应引起人们的重视     

宪政起步:民初筹备国会事务局与第一届国会选举

第一届国会选举是民国初年政治转型的标志性事件。与以往研究者不同的是,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国会选举的组织与管理过程。作为主持全国性选举的中央选举机构筹备国会事务局,虽然与当时发达的民主国家相比较,在制度建设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下,其选务工作还是比较有成效的。     

近代城市民变的传统品格——以1908年汉口摊户风潮为中心

近代城市民变在社会转型时期,时常呈现出浓厚的传统品格,下层平民的集体抗争甚为典型。理性审视1908年汉口摊户风潮,其行为逻辑延续着传统斗争范式;群体心理依然保守,权威信仰与"清官"情结坚定而浓厚,恐惧、疑虑、易于从众等传统心理特质及正统主义观念根深蒂固;人们所广泛坚守的社会关系网络持续运作——官与民之间保持着非平等、非保护与被保护的对立关系,而新兴绅商阶层维持着旧式士绅的传统权力,倒向了官府权威,官府与商会的互动与传统基层社会官绅同盟共治格局并无异趣。     

宣统二年汪荣宝与亲贵大臣的立宪筹谋及运作

亲贵与留学生的结合,为光宣之交一大政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的一份未署名的宪法说帖,实系宣统二年五月二次国会请愿失败后,汪荣宝替善耆、毓朗的捉刀之作。说帖的要旨及诸人的持续努力,既排除协定宪法的可能,又剥夺宪政编查馆的草宪权,是十月清廷钦简大臣组织班子秘密草宪的重要动因。当国会召集年限缩短三或五年的主张两不相下时,汪荣宝提出宣统四年说,虽未获善耆、毓朗鼎力支持,却得到溥伦极力运作,故虽未完全实现,但在缩短国会年限上谕中实有体现。汪荣宝与亲贵的筹谋及运作,展示了留学生小臣与亲贵大臣互为作用,联手影响清廷立宪决策的过程和模式。     

国会政治与民国早期的民主转型

民国国会在国会组织、选举法规制定方面,不仅颇有成效,而且立法运作能够与时俱进,不断修正与发展。国会政治中的腐败现象,在民主政治早期阶段,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国会政治最后的失败,更重要的原因来自政治权威性不足、政治环境不佳、第二次直奉战争结局的冲击等外部因素。对国会政治经验来说,政治妥协至关重要,特别是当时的中国实际上正处于从专制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转型时期。民国早期政治文化在议会政治认知层面,一开始就出现了“民主完美论”的看法,在政治情感方面,则是经历了从“宪政万能论”到“完政无能论”的转变。     

议员的岁费保障与国会的最终毁弃

岁费是民国国会议员专职性工作的薪酬,也是其主要的生活来源。但是,岁费从未正常发放。由此,导致了多数普通议员生活的困窘,为五斗米折腰。国会最终毁弃于曹锟贿选,议员收入无保障实为重要原因。议员经济基础缺失而带来的群体性道德沦丧,反映了近代中国推翻帝制后共和、宪政之路的艰难困厄。     

预备立宪公会与清季商法的编订

清季由绅商主导的预备立宪公会等百余个政商学团体合作编纂的《商法调查案理由书》,主要内容先后为清朝及民国北京政府采纳,且修订成为民国法律,取代前清商律。此事体现清季预备立宪时期,新兴的绅商阶层的势力膨胀以及在国家事务中的作为。在此过程中,预备立宪公会的作用尤为重要。其率先向上海商务总会、商学公会创议编辑商法草案,得到赞同后,即设立商法编辑所,负主持讨论编纂之责,并承担部分编纂经费。后又负责携编定的《商法调查案理由书》赴都禀部,以求采择。根据此案起草的《大清改订商律草案》为民国北京政府认可接受,也与该会的人脉渊源关系匪浅。     

新加坡选举文化优化探析——以2011年国会大选为例

新加坡选举文化的嬗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其政治体制的改革方向和民主进程.近年来,在执政党的主导下,新加坡的威权体制中的民主因素开始增多.2011年国会大选被普遍认为是新加坡的“政治分水岭”,反对党首次夺取了集选区的胜利.也正是由于人民行动党主导的选举文化的优化,这次大选也被学者称为“新加坡民主的成人礼”.此次大选被注入了更多民主、理性、多元、和谐等正面元素,推动了新加坡选举文化的进一步成熟.人民行动党对选举规则的调整,增强了选举文化的公平性;新加坡各政党之间的斡旋与竞争渐趋理性,使选举进程中政党关系向规范化迈进;选民的政治理性水平日趋提升,促使选举文化主体的成熟.这次大选对新加坡选举文化甚至政治文化的优化,使人们有理由相信,新加坡独特的民主模式也正在自我调适之中.这次大选是新加坡在政治民主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理想与现实的背离--论梁启超的国会组织思想之流变

梁启超作为一名新型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其国会思想产生较早并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理论体系,其中的国会组织思想颇具特色,这种特色体现于其本身的流变不居中.梁氏一生中不断地在两院制与一院制之间摇摆不定,这种政治理想上的彷徨是随着其自身"在朝"或"在野"的政治地位的变化而变化的,也是随着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本文力图通过对梁启超在国会组织思想方面的变化作历史的考察,以便较真实地反映出梁启超作为一名宪政民主主义者心路历程的变化及其深层根源.     

地方精英与中央政局的另类互动——以1923年国会移沪事件为中心

驱黎政变发生后,大批国会议员出京,准备在上海召开国会,以与控制北京的曹锟对抗。国会移沪运动受到卢永祥等反对直系的地方实力派的支持,声势颇为浩大。但随着直系实力派的武力威胁浮现,江浙地区的地方精英促成了齐燮元、卢永祥签订"仿前清东南互保成案"的《江浙和平公约》,并以此为依据促使卢永祥中断对国会的支持,国会议员因而再度回京,终于选举曹锟为大总统。国会移沪运动的失败,除了地方实力派各自的考量之外,地方精英对中央、全国性事务的离心更是直接的原因。此番事件对中国的政局及自辛亥以来的临时约法体制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它否认了当时最后仅存的全国性的政治符号,彻底埋葬了晚清以来的中国国家整合进程,使得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末期的军阀混战成为顺理成章的结果。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纪大椿研究员

纪大椿,男,中共党员,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1935年2月生干浙江杭州,1937年全家迁居上海,1951年入同济中学;1953年就读于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1957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历史研究室,系新疆社会科学院最早的一批专业研究人员,历任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兼任新疆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延聘至1999年底退休。     

1927-1936年上海银行公会与国民政府关系述论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尽管政府企图加强对银行业的控制,但是上海银行公会的活动表明其依然是一个具有较强独立自主性的商人团体。上海银行公会积极参与币制改革和银行法制建设等多项活动,尝试采取多种措施、通过多种途径与政府交涉,希望最大限度地参与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虽然二者在改革的措施与方式等方面存在不少差异,但是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采纳了上海银行公会的意见与建议,一方面也促进了国家意志和民间意志的交流与对话,另一方面为金融政策和措施的制定与调整提供了依据。     

中共大庆市委党校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研究所

中共大庆市委党校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研究所2007年9月4日成立。这是全国成立最早的专门进行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研究的机构。这个研究所一成立就提出,要从建所时起,经过10年左右的时间,努力把研究所办成一个在全国有一定知名度,在全省有一定影响力,在大庆积极开展工作的专门进行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社会宣传教育,开展学术理论研究的TIE机构。按照这个目标的要求积极地开展了工作。     

辩论、政争与宪政之道——读《失败的遗产：中华首届国会制宪，1913--1923））

张灏教授曾指出,清末民初（1895-1920）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转型时代,在此期间,一方面的变化是中国文化取向的危机,另一方面则是新的思想论域的出现①。其实,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而言,清末民初又何尝不是一个转型时代呢？政治危机固然构成其中的一个面向,     

在故宫学研究所一年——我的2011年学术档案

2011年我的工作岗位有了变动,1月5日我被任命为新成立的故宫学研究所所长．在既无基础又元经验的前提下,开始了具有拓荒意义的第一年工作。在研究所专职做研究,与我的秉性兴趣契合,但毕竟研究所与我以往的工作性质不同。而担任所长职务,就不能只按自己个人的兴趣爱好行事．而要考虑研究所事业的发展,     

故宫学研究所第二年——我的2012年学术档案

故宫学研究所最主要的任务,是构建故宫学学科体系,推动故宫学有序、健康发展,使故宫学能够早日立于学术之林,因而研究所最大的责任就是潜心学术研究,拿出像样的学术成果来.毕竟学术是靠成果来说话的.研究所也负有宣传、推广、组织故宫学的责任,因而在鼓励大家潜心学术研究之外,研究所每年总要做几件事,但也不宜在事务性方面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苏联科学院化学物理研究所与苏联核计划

苏联科学院化学物理研究所是伟大卫国战争前最早开始研究核武器制造问题的科研机构,并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的理论和实验成果.随着国家核计划的正式启动,化学物理研究所作为原子弹研制工作的主要组织者和参与者之一,承担了原子弹理论设计、核链式反应和核爆炸理论研究、制订核爆炸物理过程记录方法、研制核爆炸专用记录仪器等重要工作,为苏联首颗原子弹的成功试爆作出了重大贡献.苏联成为核大国.化学物理研究所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赫洛平镭学研究所与苏联核计划

镭学研究所是苏联放射化学和核物理学的摇篮,在苏联启动核计划之前已在核研究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为实现核能利用、创建核工业奠定了科学基础.镭学研究所积极推动苏联政府采取措施开展核能利用研究,成立铀问题委员会进行铀勘探和研究活动,在二战前苏联解决铀问题的准备阶段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核计划启动后,镭学研究所承担了研发从辐照铀中分离核原料钚-239的放射化学技术的任务,在短时间内完成了核原料生产工艺的研究,并参与了第一家生产核原料的放射化工厂的技术设计、启动、调试和改进工作,为工厂培养了一批放射化学人才,顺利解决了核原料供应的艰巨任务.镭学研究所的科学家们直接参与核试验,记录核爆炸的主要参数、组织辐射监测,为苏联核计划的成功实施作出了杰出贡献.     

学术与智库:英国查塔姆研究所的发展历程

英国查塔姆研究所即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是具有悠久历史和广泛影响的全球著名外交智库,其发展历程充分展现了学术研究支撑与智库发展建设之间的有机互动。自创立以来,该所就致力于国际事务思想理念的研讨和传播。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独立的外交政策研究机构,该所不仅开创了“非官方政策干预”的国际事务处理新途径,还为战后世界秩序重建提供了“世界联邦”和“世界政府”两种设计构想。独立性(非官方性)和前瞻性是该机构得以存续至今并维持行业影响力和学术威望的重要保障。查塔姆研究所的百年历程,虽然为建设新兴全球高端智库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但也暴露出难以摆脱的精英主义特质、帝国主义传统和西方中心主义偏见。     

中央文学研究所与1950年代文学的政治生态

新中国成立后,新文学逐渐建立起一整套的制度体系。循此思路,建立文学学校不仅仅是文学任务,也是政治任务。围绕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建立、发展与最后停办,文学界领导人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文学纠葛,这些文学纠葛是1950年代文学政治生态的生动表现。文研所走向式微及其最后的停办有个人恩怨的因素影响,但绝不仅仅是个人的力量所能左右的,决定这所学校命运的,是时代的语境和政治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