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的重新解读：新型农业服务模式的发展与意义

通过对以“联耕联种”为代表的个案考察,深入分析新型农业服务模式的经营机制和组织方式。在经营上,新型农业服务模式以家庭经营为核心将横向规模化中的高管理成本“化整为零”,同时通过外部规模化增加农业经营过程的分工和专业化,增进农业经营的迂回性,并通过组织化来减少从外部引进分工和专业化时的市场交易成本,实现“化零为整”的规模化效益;在组织上,新型农业服务模式以政府尤其是村级组织力量来进行组织和推动土地的集中连片,克服高交易成本,同时以农户为中心,保持农户的经营权与收益权,减少了阻力,提高了农户积极性,并以社区为依托,充分利用社区资源。由此,新型农业服务模式实现了在不进行经营权流转情况下的规模经营,并从农地规模经营拓展到农业服务规模经营,为土地流转和农地规模经营提供了另一种阐释和实现途径,并促进了农户生计发展、农村社区活性化和粮食生产。     

社会主义农地经营制度创新与农民权益——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科视角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科视角，以确保农民权益为主旨，对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理论依据进行了梳理和解析，对土地制度深化改革中保护农民权益的具体措施进行了探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土地制度及其经营方式的基本原理包括：在土地所有制方面，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搞小土地所有制或土地私有化，要实现土地的国有化或集体化；只有实现规模经营，才能提高农业生产率，规模化和社会化是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基本方向；积极引导农民加入合作社，不仅是实现规模经营的有效手段，也是确保农民权益和提高农民社会地位的有效途径；在农业的具体经营方式上，要尊重农民的选择。在中国新农地制度创新中，由村集体来主导土地流转，引导农民走合作经营的规模化农业发展道路，对外可以发挥限制资本自由介入土地的屏障作用，保护村民权益；对内则可发挥协调与服务功能，促进土地合理化流转；还能协助政府贯彻落实国家土地规划制度和相关法律条例。国家尽早出台限制外资进入农地的政策条例，保护农民权益。同时，应提升农民的决策水平，健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推进法制建设和相关领域的体制改革，确保农民在土地流转的主体地位。     

抵押农地权益结构优化研究

为确保农地抵押贷款可持续发展,必须首先保障抵押权益;在规模经营抵押农地的使用权收益等于小农户农地的经营权收益的前提下,要在农地收益中最大化实现规模经营农地抵押权益,会导致承包农户失去承包财产权及其权益（失权失利）。通过构建五权分置模式并分析三权分置与五权分置的权益匹配关系、权益保障优先序与权益量化对应模式,发现它们都不能同时保障承包财产权益、抵押权益与使用权益。为保护农户承包财产权益,需要试点被处置规模经营抵押农地承包权与所有权转让,优化农地权益结构：一是允许农民向银行抵押并转让承包权,获得承包权交易收益（保利失权）;二是将农村集体组织农地所有权短期转让给承包农户（保权失利）;三是将农村集体组织农地所有权短期转让给承包农户,承包农户获得承包权交易收益（保权保利）。     

农业现代化的中国道路

据统计截止2019年末,中国常驻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60%,乡村人口数量为55 162万,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9 077万,这意味着中国的城镇化仍有较长的一段路要走。农业现代化不仅是农业发展问题,而且是农民福利增加和农村和谐稳定问题。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必须回应小农户的生产和生活需要,为留守村庄的农民提供基本的就业和收入,并逐步解决小农户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农业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与关中实践》一书在对关中平原的农业农村发展进行案例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宏观数据分析,提出一种“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社会化服务为保障”的统分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道路。     

我国农地家庭经营模式发展的制度思考

家庭经营是我国农地的主要经营模式,现今主要发达国家也表现为大部分农地以家庭为单位经营,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一模式能较好适应农业生产的特点。当前,如何使农村的家庭经营与我国现代农业发展要求相适应是这一模式发展的核心问题。完善个体农户农地使用权的股份化制度、确立股份合作制经营制度是农地家庭经营模式发展的可取方向。     

资本下乡与农地流转秩序的再造

阐释了资本下乡从事农地规模经营的实践过程.资本下乡前:乡村形成自发的农地流转秩序,具有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两方面的特征;初始阶段:对乡村自发的农地流转秩序形成冲击,开始重构农地流转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中期阶段:下乡资本通过与地方政府、乡村精英等多元利益主体结盟,构建复杂的庇护关系网络,掌握制度变迁的方向,从而在农地经营收益和政策补贴收益分配中占据优势地位,成为形塑新地权秩序的主要变量;分化阶段:资本下乡沿着新地权秩序瓦解、地权秩序再调整和新地权秩序确立三个基本方向演化发展.研究探索和完善下乡资本与农民家庭分工合作的农地经营模式,以期引导小农户进入现代农业的发展轨道,推动农业现代化水平的稳步持续提升,利于留守村庄农民获得一份务农收益,减少城镇化与工业化带来的阵痛,并为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提供无限可能.     

厦门特区农地制度变迁的若干思考

厦门特区农地制度变迁开始进入以适度规模经营为主要内容的旨在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阶段。它的核心环节是营造具有厦门特色的农地使用权市场化流转制度和适度规模经营组织形式。它的主体角色是农民、农业企业家与特区政府; 从制度变迁理论与厦门特点看,农业企业家与特区政府的作用尤显重要。     

乡村振兴战略要服务老人农业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2020年到21世纪中叶分两个阶段来安排,作为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服从国家现代化战略的总体部署。从2020年到2035年,中国的奋斗目标是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一时期,农村将保持数以亿计的小农户,这些小农户的典型特点是由缺少城市就业机会的中老年父母从事农业生产。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要以农民为主体,重点是要为老人农业提供服务,也要以老人农业为基础。经过长期建设,到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点,也就进入更高阶段的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阶段,这个时候老人农业开始让位于以职业农民为主的适度规模经营农业。乡村振兴战略一定要分阶段进行,千万不可急于求成。     

国际视角下我国农地流转风险防范研究

农地流转有助于现代农业技术和农业机械的推广,是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农民、规模经营者、基层政府作为农地流转的参与者,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展开博弈,导致农地流转中存在农民权益受到侵害、规模经营者风险高、政府公信力下降等风险。国外现代农业发展历程表明,保障农地出租方权益,利用财政金融降低规模经营者的风险,管制土地用途严格保护耕地是预防和化解农地流转风险的有效手段。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我们可以通过法律保障农户承包经营权,妥善安置失地农民;采取财税金融政策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分散规模经营风险;健全农地流转监督机制,防止农地非农化等措施保障农地的有序流转。     

基要性变革：理解农业现代化的中国道路

小规模、分散化的农业家庭经营格局阻滞现代生产要素的采纳与农业生产效率的改进,这意味着衔接小农户与现代农业需要突破传统农地规模经营思路,探寻中国道路。农业分工与专业化发展为中国农业现代化开拓出新空间。通过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即由专业化的服务供应商为小农户提供部分或全部生产环节的生产要素支持或者托管服务,可弥补小农户的禀赋局限,促使其以迂回投资的方式采纳现代高效的生产要素。这是不同于美国与日本“资本型农业”的“第三条道路”。由社会化而引入的现代生产要素、企业家能力与组织方式,可视为“大国小农”农业现代化转型的基要性变革。文章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研究”的专栏文章做了简要介绍,并对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尤其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基要性变革问题进行了讨论。     

农业现代化背景下农地流转风险分析与防范

实践证明,农地的有序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有助于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现代农业技术的推广,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农户、规模经营者、基层政府作为农地流转的参与者,为了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而展开博弈,各自理性博弈的结果会导致土地流转过程中隐藏着各种风险,如农民权益受到侵害、规模经营风险高、危害粮食安全、政府公信力下降等,最终会使流转利益相关方都遭受损失,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土地流转双方要提高自身素质,确定合理的流转期限和流转规模,签订书面的流转合同,遵守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政府在农民自愿的前提下适当引导土地流转,加强管理和服务,管制土地流转用途,保障农地的有序流转。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我国农业现代化治理的重要性及推动进路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在新时代,实现农业现代化治理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由之路,是构建现代化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客观要求。当前,我国农业现代化治理中还存在着许多突出问题,如农业经济管理模式落后于发展需要,具体表现为：一是管理理念比较落后;二是农业经济管理体系创新力不足;三是重产轻质问题突出;四是工作职能边界不够清晰。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落后现象没有得到根本扭转,主要表现为：一是农村基础设施和农村公共服务设施相对落后,投入标准低、配套设施不完善;二是农村公共服务相对于城市还有较大差距;三是在农村教育方面,区域之间教育发展水平仍不平衡。小农户难以嵌入现代化农业进程,主要源于：一是经营规模小;二是资金短缺且借贷困难;三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够健全。农业从业人员素质偏低制约了农业发展,表现在：一是传统农作物种植方式导致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不高;二是年老的农民缺乏农业科技知识和技能,且精力有限,导致农业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状况非常不理想;三是农村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现状难以满足农民美好生活需求。面对以上突出现状,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宏大背景下,实现农业现代化治理需要优化农业经济管理体系,一要提升相关领导重视程度,二要健全管理体系,三要加强对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四要提高工作人员综合素质。在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上,一要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二要加强公共服务的相关设备设施、场地等建设,三要创新农村基础设施管护机制。在推进农业科技应用方面,一要重视科研体系构建,二要加快推进科技创新供给侧改革,三要加快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在当前,要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一要加强制度保障,二要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了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一要抓牢教育环节,二要创新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教育机制,三要构建优秀人才回流的动力机制。     

为什么历史上经营式农业不发展：以无锡为案例

本文基于第一、二次对"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的资料,分析说明了无锡农村经营式农业的日渐式微,并从出租农地与雇工经营的收益方程、较高工商业发展水平导致的机会成本增加,以及家庭小农场的竞争三个方面分析了经营式农业不发展的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是当地较高但又不足够高的工商业发展水平导致了经营式农业难以发展.较高的工商业发展水平意味着发展经营式农业的高运营成本和高机会成本.不足够高又使得非农产业的需求与人数众多的农业过剩劳动力不相匹配,从而造成了家庭小农场和经营式农场之间的激烈对抗.我们也认为,中国未来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可能会依然呈现出复杂性和特殊性,家庭小农场扮演的角色可能仍然不容忽视.     

分化小农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路径选择

妥善处理现代农业与小规模家庭经营之间的关系是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与前提。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过程也是与小农户关系的处理过程，初步形成了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支撑、以商品或服务为标的、以巩固小农户农业生产主体性地位为目标的主流衔接路径。然而，随着农户分化程度的加深，旨在提升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能力的诸多衔接措施，不仅推行难度大、衔接成效低，而且引发了农户群体的内部不公以及农户分化延缓等问题。对此，应以小农户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为目标，放活被衔接农户的角色定位，以现代农业发展诉求为依托，激活农户家庭要素禀赋优势和经营优势，通过打造适合分化农户的异质性衔接路径，高效有序地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农地确权何以影响农户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采纳——基于太湖上游地区调查

文章利用江苏省太湖上游地区513户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采用双变量Bi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农地确权面积与农户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采纳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农地确权面积与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间存在"倒U"型关系，其中农户商品有机肥施用最优确权规模是样本农户确权面积最大值的2.6倍，农户农家肥施用的最优确权规模是当地户均农地确权面积的2倍，这意味着样本地区农户确权面积尚未达到有机肥施用的最优规模；此外，风险偏好型农户倾向于施用商品有机肥，而风险规避者认为自产农家肥更可靠。探明农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究竟如何影响农户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采纳行为，是从农地产权制度改革视角改善太湖流域农业面源污染微观治理机制关键着眼点。为提升农户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采纳积极性，应通过整合确权政策实现农地适度集中规模化经营，建立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采纳风险保障机制，促进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保护良性循环。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绩效与差异分析——基于农村固定观察点的数据调查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绩效关系到其可持续发展。采用农村固定观察点对我国各省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调查数据,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法,对不同类型的经营主体的经营绩效进行分析,并进一步分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差异性。结果表明：相比小农户而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绩效相对较高,但是其平均绩效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面临融资难和人才缺乏的问题,且该问题在农民专业合作社中最为突出;我国家庭农场的经营绩效在三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是最高的,其次是农业（龙头）企业,最后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对此,提出应完善土地“三权分置”机制,实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规模化生产,进一步解决其融资难和人才缺乏的问题,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等建议。     

2009年第4期目录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我国农村的改革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 ,我国农村社会经济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已具备许多有利条件 ,但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当前 ,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对我国发展全局极其重要。具体而言 ,要重视保护耕地和水资源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促进农业科技进步 ,完善农村市场体系、支持保护体系、合作组织体系 ,培养有文化、懂科技、会经营的农民。城镇化不可能解决全部"三农"问题 ,中国的发展一定要并行不悖地进行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只能在小规模的家庭经营基础上实现农业现代化。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不能盲目以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为标准 ,一定要认真结合当前的实际 ,分析中国的现代化到底是什么 ,从而选择适合国情的路径。     

含运动分岔闭链的多运动模式并联机构

随着我国农村的发展及制度的改革,农民已拥有多种农地配置与经营模式选择。农地的再配置不仅是实现农民土地权益的重要途径,也有利于农业经营效率的提升。通过对江苏省农民的调查,在对不同农地配置模式特点及农民决策机制分析的基础上,实证考察了农民对不同农地配置模式的选择意愿,并检验了外部就业能力、风险态度等相关因素对农民农地配置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民对农地配置存在多样化的需求,选择出租、代耕、入股以及自营的样本分别为42.68%、9.66%、23.21%和24.45%。非农就业能力强的农民更倾向选择出租以及入股,而农民的风险态度影响了其以土地经营权入股产业经营的意愿。此外,研究还进一步考察了农民对土地承包权的再配置意愿,结果表明,约五分之一的农民已存在自愿有偿退出承包经营权的意愿。     

规模经营形式下的农民权益保护 ———以农民与村委会的关系为切入点

在土地由分散经营转为规模经营的过程中,农民的权益最有可能遭到侵害。不管隐形或幕后的侵权源头是何方主体,最有可能对农民权益的直接侵害人是农村土地发包方的机关——村委会。文章认为,在土地规模经营的进程中,村委会在利益的驱使下出现异化,成为三重代理人,扮演＂圈地运动＂先锋的角色。通过对土地规模经营的认真反思,文章认为,明确农民在土地规模经营过程中的选择权和主导权,分析村委会与村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在村委会侵权的现实情形下,明确村民的权利救济途径对于农民权益的保护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