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法律关系研究

重点生态功能区是提供生态产品和服务为主体功能的区域,对国家和地区生态安全十分重要.构建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应从理顺相应的法律关系着手.目前我国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法律关系成立的规范性依据主要是一些法规与规章;而事实依据包括生态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行为及由此产生的利益损失、生态产品和服务的惠益以及损失与惠益之间的因果关系.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以“区域”为尺度,其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恒为区域利益与行为的“代言人”——政府;客体为区域供给的生态产品和服务;主要内容为补偿主体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或按照协议的约定、围绕生态产品和服务的持续供给活动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     

生态保护能力异质性、信号发送与生态补偿激励——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为例

生态转移支付是中央政府激励地方政府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措施。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为例,探讨生态转移支付实施未达到预期目标的原因。通过构建中央政府是否考虑县级政府生态保护能力异质性的信号发送模型,分析生态保护能力异质性的影响,认为中央政府根据县级政府生态保护能力的异质性提供相应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有利于充分发挥其激励效应,并选用陕西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融合研究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融合涉及众多异质主体融合关系的塑造,行动者网络理论有助于融合行动者意图,催生融合效应,进而理顺生态融合行动者互动关系,揭示生态融合内在机制,构建生态融合行动者网络。进一步通过生态融合理念的同化、生态产业关系的重塑、生态命运共同体的打造等路径夯实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融合行动者网络,提升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融合水平。     

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正当性理论新探

目前我国学术界已形成通说的生态补偿正当性理论有环境资源价值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和外部性理论。鉴于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效益或生态服务功能无法予以科学确定,以及重点生态功能区对各类大规模开发行为的禁止或限制到底是为了"防止损害"还是"增进利益"难以界定,生态补偿的一般正当性理论在解释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上存在论证缺陷,难以为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的正当性提供支撑。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是伴随我国主体功能区划战略的实施而出现的新兴事物,它实质上是土地用途管制下的行政补偿。行政补偿理论、土地发展权理论及特别牺牲理论是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的正当性依据。     

我国重点生态功能区补偿原则定位的厘清、反思和调整

重点生态功能区补偿是以土地受限农户为补偿对象的行政补偿,结合规范及实践分析,补偿原则现行定位为相当补偿原则。然而,在补偿原则定位不准确的情况下,在实际实施中相当补偿原则面临诸多问题,其表现为：从补偿目标上看,相当补偿原则强调“形式公平”,偏离了全面补偿受限农户的目标,没有覆盖农户实际的生产损失。从补偿范围上看,相当补偿的范围和土地增值收益相抵触,无法涵盖土地增值收益损失。从补偿功能上看,相当补偿原则制约限权功能的实现,难以有效回应风险预防的任务要求。相比之下,完全补偿原则契合“实质公平”补偿目标,补偿范围包含土地增值收益,并能充分发挥行政补偿的限权及规制功能,符合重点生态功能区补偿的应然定位。为扭转补偿困境,应当制定《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补偿条例》,将重点生态功能区补偿原则定位调整为完全补偿原则。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双重目标与绩效评价

提高当地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和引导当地政府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是中国实施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制度的双重目标。但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实施中普遍存在基本公共服务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挤出效应。通过分析中央和地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发现都存在保护生态环境和提高民生的双重目标与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不匹配的问题,认为这也是造成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保护生态环境目标不能充分实现的重要原因。     

安徽循环农业模式与生态功能区的耦合

循环农业模式注重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在减少环境污染,降低碳排放,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已经显现出优势。然而,各地自然和社会经济技术水平的差别,决定了循环农业模式的区域性和局限性。在研究安徽省现有循环农业发展模式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安徽循环农业模式与安徽生态功能区耦合的崭新理念和运作方式,在不同的功能区内,因地制宜地选择使用不同的循环农业模式,最大程度地发挥各种循环农业模式的内在机制作用。     

推进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困境研究

推进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面临着尖锐的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和生态保护的矛盾,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无疑在解决这些矛盾的财税政策中发挥引擎作用。但目前主要依靠的两个纵向转移支付办法,即《中央对地方均衡性转移支付办法》和《中央对地方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在财政支出功能的项目设置、实施效果局限矫正、纵横互补格局、法律体系保障等方面都还存在突出问题,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推进建设造成困境,各级政府必须达成共识并从根本上破解。     

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的保护与开发

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相当于国外的国家公园 ,肩负着保护自然和历史文化遗产的责任。然而 ,现阶段我国的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面临着日益人工化、城市化、商业化的问题。通过对现状的分析研究 ,提出风景区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方法和途径     

重点开发区域"三生空间"用地结构合理性分析 ——以山东省德城区为例

街道尺度单元合理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用地结构是主体功能区通过国土空间规划在市县层面精准落地的基础.以山东省省级重点开发区域——德州市德城区为研究区,建立"三生空间"分类体系,借助TOPSIS和障碍诊断模型,探究2010年和2019年德城区12个街道(镇)"三生空间"用地结构合理性特征.结果表明:1)德城区生产空间用地结构合理度由市区核心区向外逐渐降低,生活空间用地结构合理度空间连片特征明显,生态空间用地结构合理度呈点块状空间分布,"三生空间"用地结构合理度呈"中心-外围"空间分布.2)生产与生活空间用地结构合理度存在协同关系,生产与生态空间用地结构合理度由权衡转向协同关系,生态与生活空间用地结构合理度由协同转向权衡关系.3)德城区"三生空间"用地结构合理度的主要障碍因素地类为湿地生态用地、公共服务用地、城镇居住用地和商服业用地.基于障碍度结果,识别划分适度优化区、协同优化区、重点提升区和优先提升区,根据重点开发区域的用地指导原则提出相应调控措施.     

重点生态功能区民族城镇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以四川羌族四县为例

少数民族地区是我国新型城镇化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主体功能区战略指导下的民族地区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成为业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文章采用层次分析法构建出一套重点生态功能区民族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以四川省羌族地区进行实证,提出防灾减灾技术创新、外围政策与制度扶持、新型工业转型、第三产业增效等对策与建议,该套评价指标体系可以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地方政府、相关利益群体,科学、合理地推进民族地区城镇化实践工作提供依据。     

青海地区资源开发中的生态保护与产业布局

资源开发必须要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因此资源开发中的产业结构布局要与生态环境相适应，要由粗放式经营方式向集约型转变，产业产品要有利于环境保护，从而实现生态、经济与社会效益的最优化。     

突出生态历史保护科学开发滆湖

简要介绍了滆湖的历史、现状,针对其目前存在的4大类问题,提出了6项对策建议,突出强调了对滆湖应实行生态历史??切忌自然水域乡村开发的“城市化”倾向。     

川西林盘保护与开发的创新模式

在从现状形态和布局空间等角度对川西林盘进行分类的基础上,文章提出川西林盘的创意文化产业型、餐饮与会所型、高端居住区型、乡村旅游型、农耕文化博物馆型等五种创新型林盘保护与开发模式,并对不同模式特征及适用条件等进行比较,借以提供根据林盘现状和地方经济、人文、自然环境选择林盘开发模式的科学建议。     

莱州市海涂开发及农业生态模式研究

分析了莱州市海涂资源的特点,对目前海涂资源开发的主要方式及开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如地下海水入侵日趋严重、河道挖沙对海涂的破坏和海涂环境污染不断加剧等进行了研究;探讨了莱州市海涂资源开发的原则与农业生态模式。     

百色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模式研究

百色市是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工作做得比较好的市之一.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深入,百色市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得到初步建立.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百色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模式还相对单一且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可以探索更丰富、更多元化的保护与开发模式,如影视保护与开发模式、小型专题博物馆保护与开发模式、节庆文化保护与开发模式,让百色市已挖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焕发出更灿烂的光芒,深藏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挖掘与整理.     

政策工具视角下重点生态功能区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政策的文本量化研究

如何在实现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的同时,促进当地农村劳动力的充分就业,是多年来我国公共政策制定中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基于政策工具视角,选取2000-2022年89份有关重点生态功能区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政策文本作为样本,采用“政策演进阶段-政策工具-政策目标群体”的三维分析框架,对其进行文本编码与频数统计,以多维度的量化分析深入剖析了政策的变迁特征及现存问题。研究发现,目前有关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就业促进政策多散布于扶贫政策、生态补偿政策、生态移民政策中,尚缺乏针对该区域农村劳动力就业特殊困境系统的精准施策。同时,已有的政策工具结构不均衡,聚焦于就业能力提升和就业环境改善的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相对不足。在“十四五”期间有必要强化针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挑战的精准施策,并将政策工具的着力点放在供给型政策和环境型政策,以促进该区域农村劳动力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     

陕西省重点生态功能区绿色高质量发展研究——“两山”理念的陕西实践研究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本文立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围绕“两山”理念的陕西实践研究背景,系统梳理了陕西省6大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类型基础、功能特征、发展现状,着重分析了以50个县(市、区)为基本单元的陕西省重点生态功能区,在探索实践“两山”理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原因与解决方法。为陕西省根据关中、陕北、陕南差异化比较优势,把握秦岭创建国家公园战略机遇与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发展趋势,统筹实施区域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能源安全等国家战略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区域重大战略,加快构建以县域为基础的区域现代生态经济体系,带动乡村振兴,推动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形成富有陕西特色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提供政策启示参考。     

略论西部大开发中草原生态的法律保护

我国草原生态危机已频频凸现。法治不力是我国草原经济滞后和草原生态破坏的根本性因素 ,所以要采取相应的法律保护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