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余管理异质性会影响管理者薪酬—业绩敏感性吗?——基于内部控制治理作用的探讨

管理者权利的存在使得管理者具有操纵盈余获得超额收益的动机,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进而有不同的表现,而内部控制对此有治理作用。以2009—2012年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样本,可实证检验盈余管理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关系,发现盈余管理总体上会降低薪酬业绩敏感性;当考虑盈余管理方向异质性时,管理者进行调增会计盈余的盈余管理后,其薪酬与公司业绩显著正相关,而管理者进行调低会计盈余的盈余管理后,其薪酬与公司业绩的正相关关系有所减弱。对此,良好的内部控制能起到治理作用,减弱盈余管理对薪酬和业绩之间关系的影响,但针对不同方向的盈余管理,其治理作用却存在差异。这一结果说明,现行内部控制的作用存在局限,要想达到预期治理效果,需要提高内部控制的质量,进而提高内部控制执行效果。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基于女性高管的研究视角

选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9-2014年的数据,依据产权性质,从现有研究较少涉猎的女性高管心理特征与财务决策行为视角,剖析了管理者过度自信是否诱发其实施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行为策略与内在动机。研究表明：过度自信的管理者相比其他管理者更易使用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同时,高管性别会影响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实施,其中,国有企业女性高管的实施动机将被显著削弱,而女性高管中过度自信者的实施动机却发生逆转,变得显著增强。反观非国有企业,女性高管过度自信者的决策却变得更为谨慎,一定程度抑制了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实施。     

高管双重“农村烙印”如何影响了企业债务融资？

基于烙印理论的分析框架,实证研究了高管的农村经历对企业财务杠杆、债务期限结构以及债务成本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农村经历会给高管带来双重烙印,即认知烙印和能力烙印。具体表现为:（1）农村经历会通过降低高管风险偏好和过度自信程度来降低企业的财务杠杆和长期负债水平;（2）农村经历会通过提升高管所在公司的盈余质量和企业社会责任水平来降低债务成本;（3）高管农村经历降低企业债务成本的效应在融资难的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     

盈余管理、高管薪酬敏感度和股权结构

文章研究了新会计准则实施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以及高管薪酬如何受到盈余管理后的盈余影响,发现公司普遍通过投资收益进行盈余管理,投资收益显著提高高管薪酬水平。进一步研究了股权结构对盈余管理行为和薪酬业绩敏感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国有控股、股权集中的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和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低于非国有控股、股权分散的公司。说明国有控股、股权集中的公司可以有效抑制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但是对薪酬业绩敏感度没有治理作用。     

股权激励对国企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

选取2014—2019年沪深混改国企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高管和核心技术及业务人员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结果表明：非国有股权制衡在影响高管股权激励促进创新投入的作用上表现为双重调节效应,在地方国企中更为明显。高管政治晋升激励对高管股权激励与创新投入关系的影响因国企层级而不同,在地方混改国企表现为正向调节效应,在混改央企表现为负向调节效应。研究结论为高管股权激励通过公司治理渠道影响企业创新提供了证据。     

企业社会责任与盈余管理治理——基于盈余管理方式和动机的综合分析

盈余管理产生的根源是信息不对称环境下企业产生的道德风险,严重干扰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行.文章以盈余管理产生的根源为出发点,选取能够降低企业道德风险的社会责任作为视角,研究在中国当前环境下,社会责任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社会责任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具有治理作用,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可以降低企业的整体盈余管理水平,不过,相对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社会责任对企业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的治理作用更为显著;并且即使在企业具有较强的资本市场动机时,社会责任的这种治理作用也并不会减弱,依然能够较好地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文章细化和拓宽了关于盈余管理治理机制的研究,为监管层更好解决上市公司盈余信息质量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管理者异质性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基于 2009—2011 年 A 股上市公司的实证

由不同性别、年龄、教育背景、任期的管理者成员参与决策的企业盈余管理,严重影响财务报告质量和投资者保护,因而备受研究学者和监管层的关注。以2009-2011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运用修正的Jones模型衡量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分析了不同管理者在性别、年龄、教育背景、任期等方面的异质性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者性别异质性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不明显;管理者年龄异质性与企业盈余管理负相关;管理者教育背景异质性、任期异质性与企业盈余管理呈正相关关系。     

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与盈余管理

本文考察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并通过实证分析检验了可能的影响机制。我们发现：第一、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显著降低了盈余管理水平。第二、薪酬差距影响盈余管理的过程中，外部监督机制和管理者薪酬机制发挥了显著的作用。结果显示薪酬差距吸引了信息中介的关注度，加强了对企业的监督作用，进而降低盈余管理水平；由管理者较高的绝对薪酬或者较大的相对薪酬溢价，导致了管理者与员工之间较高的相对薪酬，会降低管理者的盈余操纵动机，进而降低盈余管理；第三，该结论在改变了薪酬差距的测度后有效并稳健。本文的研究不仅给企业薪酬设计提供了依据，也给监管层制定有效的企业薪酬管理制度提供了明晰的政策借鉴。     

高管薪酬与盈余管理关系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选取2008-2010年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以操控性应计利润作为盈余管理程度的代理变量,实证检验了高管年薪、持股及两者交叉项分别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短期年薪可以促进盈余管理,高管持股可以抑制盈余管理,但短期年薪和高管持股两者相乘的交叉项却可以抑制高管的盈余管理行为。     

家族企业高管团队的亲缘关系强度与企业合作行为分析

基于2012—2018年沪深A股上市家族企业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家族企业管理团队的亲缘关系强度对企业合作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了家族女性管理者比例、家族管理者学历水平以及业绩期望差距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1)管理团队中的家族管理者与业主的亲缘关系强度与企业合作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参与管理的家族女性高管的比例对管理团队亲缘关系强度与企业合作行为之间的关系起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3)家族高管的平均学历对管理团队亲缘关系强度与企业合作行为之间的关系起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4)业绩期望顺差对管理团队亲缘关系强度与企业合作行为之间的关系起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业绩期望逆差对管理团队亲缘关系强度与企业合作行为之间的关系也起负向调节作用,但不显著。     

高管持股对研发投入及开发效率的影响——对开发支出资本化率指标的一个应用

以沪深A股市场2013-2017年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高管持股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并以开发支出资本化率代理开发活动的效率,考察高管持股对开发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在控制盈余管理、会计稳健性等因素的影响后,高管持股对研发投入及开发效率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持股对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在高新技术企业和非高新技术企业中都显著存在,但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作用更加突出;高管持股对开发效率的促进作用仅在高新技术企业中存在,而在非高新技术企业中的作用并不显著。检验开发支出资本化率的信息内涵,发现该指标能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企业开发活动的效率。     

股权质押与市值管理的内在机理研究——基于中介效应的检验

以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2013-2017年的面板数据,探讨了股权质押影响企业市值管理的途径,从研发投入和盈余操纵的视角考察上市公司股权质押的经济影响,并对这种中介效应的大小进行量化。基于相关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股权质押与市值管理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同时基于中介效应检验程序,证实了股权质押通过研发投入和盈余操纵的中介作用影响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的内在机理,研发投入和盈余操纵在影响市值管理的过程中均发挥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其中盈余操纵的中介效应程度为8.68%,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程度为18.75%。     

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董事会治理机制的调节作用

本文以2009—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并购事件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并购绩效的影响,以及董事会治理机制对二者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心理会损害企业的并购绩效.进一步研究表明,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分离、董事会规模的扩大可以有效抑制过度自信心理对并购绩效产生的负向影响,而董事会独立性并不能产生这种抑制效应.文章的结论拓宽了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并购绩效关系的研究边界,丰富了董事会治理机制及其对并购绩效影响的相关文献,为我国企业并购决策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预防性监管与分析师乐观预测——基于财务报告问询函的视角

预防性监管是中国金融监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交易所问询函为主要形式的资本市场预防性监管是中国近年来资本市场监管的有益尝试。研究证券交易所对上市公司的预防性监管是否“溢出”到资本市场重要的信息中介——分析师及其影响机制，发现上市公司收到财务报告问询函后，分析师盈余预测更乐观。机制检验表明，分析师对收函企业发布的乐观盈余预测是基于财务报告问询函能有效发挥监督效应，提高收函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进一步分析表明，分析师对于收函企业的盈余预测乐观度受到企业回函特征、产权性质和市场化程度的影响，非国有企业和位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财务报告问询函能更有效发挥监督治理作用，分析师对于收函企业的盈余预测更乐观。     

媒体报道与运气薪酬：基于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的比较研究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社交媒体推陈出新，企业面临的媒体生态随之嬗变，媒体治理研究亟待审视。基于此，以运气薪酬为切入点，利用2013—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治理效应的差异。研究发现，传统媒体会正向影响高管运气薪酬，社交媒体则会负向影响高管运气薪酬。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信息质量越低、市场垄断越严重以及投资者关注越少的公司，社交媒体的治理效应越强；当公司被媒体深入报道、被原创类媒体报道以及被高影响力媒体报道时，社交媒体的治理效应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交媒体抑制高管运气薪酬更多是高管机会主义的结果，社交媒体更强的信息挖掘能力使其能够抑制高管薪酬中的运气薪酬并提高高管的能力薪酬。因此，为发挥媒体在资本市场中的治理作用，政府应通过政策引导更好地发挥媒体对高管激励的作用；企业应重视媒体的影响，完善公司治理并塑造良好形象。     

盈余管理的前提条件和动因分析

企业治理结构的缺陷、会计准则的不完善和会计信息的不对称是盈余管理存在的前提条件,分析了盈余管理的动因主要包括管理者自身效用最大化和公司(企业)价值最大化是盈余管理的动因。因此,对公司盈余管理的客观存在,必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既不能让它放纵自流,也不能完全杜绝。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我们要做的是不允许过度的盈余管理,更不允许出现违法的盈余操纵行为。     

区域市场化与高管薪酬契约的管理层权力效应——基于对跨层级塑造作用的考察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宏观层面的制度因素对微观企业内部契约结构及功能具有重要的跨层级影响。因此选取2004—201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按区域市场化程度的分组检验和固定效应面板数据多元回归模型,就区域市场化对高管薪酬契约中管理层权力效应的跨层级塑造作用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在考虑了区域市场化影响的情况下,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也即高管权力越大,其所获取的实际薪酬与超额薪酬金额越高。但是区域市场化进程中产生的市场力量对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间的关联模式具有显著的跨层级塑造作用,且主要通过显著弱化管理层权力对高管实际薪酬和超额薪酬的正向关联性得以实现。进一步的经验证据表明,在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业中,市场化改革塑造高管薪酬激励契约时管理层权力效应的内容各有侧重。其中,对地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高管基于权力影响攫取货币性私有收益的行为,市场力量具有更为明显的抑制效应;但对中央国有企业高管利用权力影响获取超额在职消费等非货币性私有收益的行为,市场力量具有更为理想的治理效果。     

“海归”高管与企业技术创新

近年来,有学者尝试沿袭高阶梯队理论逻辑,探讨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海外经历与企业创新决策之间的关系。但是,“海归”高管如何对企业创新产生积极作用却鲜有相关实证研究。尤其是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企业作为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众多积极主体之一,“海归”高管的双重社会资本优势如何在创新激励中发挥作用,其人力资本价值走向引领创新驱动发展的投放方式,值得深入研究。文章基于高阶梯队和社会资本理论,从企业技术创新的研究视角探讨了高管“海归”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和机理,检验了企业产权性质对二者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以及资源松弛状态在二者关系间的中介作用。在“海归”高管与人力资本优势、与企业创新投资等理论分析基础上,提出三个研究假设：与本土高管相比较,关于企业的研发投入,“海归”高管的意愿性更强;与国有企业相比较,民营企业中“海归”高管对研发投入的积极作用表现更明显;资源松弛在“海归”高管和企业创新之间存在中介效应,“海归”高管增加了企业资源松弛度,进而提升研发投资水平。通过WIND数据库和CSMAR数据库,获取2008年至2016年期间深交所和上交所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并设定5个研究模型分别用以度量“海归”高管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检验“企业产权性质”对“海归”高管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检验“企业资源松弛度”在“海归”高管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海归”高管与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且效果十分显著。企业聘用“海归”高管后,R&D投入显著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显著增强;与国有企业相比较,民营企业中“海归”高管的积极研发投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效应更明显;“海归”高管通过增加企业资源松弛这一中介路径推动提升R&D投资水平,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进一步回归分析表明雇佣“海归”高管的企业,其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显著高于没有“海归”高管就职的企业,企业“海归”高管在高管团队中所占比例越大,越能够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研究还发现,相较于“海归”高管早期在海外求学的经历,其海外工作的经历对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效果更明显。研究结论从企业创新的视角揭示了“海归”高管的创新驱动引领作为独特的人力资本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从企业自底向上的维度提出了我国积极引进海外人才的发展策略。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的企业社会责任与盈余管理

基于2010年-2014年沪深两市机械设备业的经验数据,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机械设备类上市公司会同时进行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两种方式,且企业社会责任与应计盈余管理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掩盖了应计盈余管理,这表明在短期内管理者为了掩盖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对利益相关者的损害,会进行更多的应计盈余管理,这一结论支持了机会主义;而企业社会责任与真实盈余管理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会抑制真实盈余管理行为,这表明从长期来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成本小于收益,增加了财务报告的透明度,从而抑制真实盈余管理,这一结论支持道德主义。     

私募股权投资下的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基于PIPE投资的经验研究

私募股权投资已成为活跃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新兴力量,因其高度参与所投资企业的经营管理而带来的公司治理优化效应日益受到广泛重视。但是,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相关研究发现:由于契约短期性等限制,私募股权的参与并未发挥公司治理优化效应,反而加剧了正向盈余管理;私募股权参与的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方式更隐蔽,应计盈余管理及真实盈余管理兼而有之,且真实盈余管理的程度要高于应计盈余管理的程度;声誉、是否联合投资等私募股权特征显著影响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据此,要发挥私募股权投资在优化公司治理、净化资本市场的积极作用,相关制度设计须兼顾有效约束私募基金因投资契约而做出的短视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