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波动、制度性激励与产能过剩

厘清产能过剩与宏观经济周期和制度性激励因素的关系,是治理我国产能过剩问题的关键.基于29家上市钢铁企业2007—2017年的面板数据测算了行业产能利用率,通过构建PVAR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函数探究了经济增长以及政府补贴、金融支持等制度性因素对产能过剩的冲击,利用方差分解方法测算了各影响因素对产能过剩的"贡献度",结果显示:产能利用率的变动趋势与GDP周期不完全一致,在经济下行周期产能过剩有所加剧;在经济上行周期,产能过剩受到抑制,但该抑制效果不具有可持续性.冲击效应方面,产能过剩对自身的影响在各期都是最高的,说明产能过剩具有很强的逐期积累效应.除自身冲击以外,政府补贴对产能过程的冲击最明显;金融支持在短期内缓解了产能过剩,但长期内反而加剧了产能过剩.实证结果说明,制度性因素在导致产能过剩症结中的作用很强,解决产能过剩的关键是改变政府治理模式.要通过构建多元化的政绩考核体系,防止制度性因素激励企业过度投资,彻底改变无效产能难以退出的体制基础.同时,要明确政府补贴的范围和用途,评估补贴效应.此外,应注意金融支持政策的进入、退出时机选择,防止企业对金融支持的过度依赖.     

中国工业行业产能利用率测度分析

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Sfpanel时变非效率（time-varying inefficiency）模型测度中国工业细分36个行业1999-2014年产能利用率及动态表现。研究发现:中国工业行业产能利用率在2008年之前呈"M形"阶段性产能过剩,在2008年之后呈逐渐波动下降趋势的长期性、全面性产能过剩;重化工业层面产能过剩行业认定与以往研究存在一致性共识与异质性新发现;部分传统轻工业与少数高新技术行业出现产能过剩新特点。     

基于微观数据分析的产能利用率 趋势变动、地区差异及其成因

1995-2013年中国工业平均产能利用率为57.43%,基本呈现波动中上升的趋势;在此基础上论文进一步分析了产能利用率的行业和地区差异,研究发现,经济周期、资本密集度与工业化水平对产能利用率的提高存在正向作用,而对外开放度与国有企业比重对产能利用率呈抑制作用;2013年后,国家关于发布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的相关政策对中东部地区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明显。     

油价波动对我国汽车行业产能过剩的影响

石油与汽车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典型的互补关系,研究油价波动与汽车行业产能过剩之间的关系,对于我国汽车行业的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石油与汽车之间的这种关系,可以肯定石油价格波动对汽车行业产能过剩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为了探究石油价格波动对我国汽车行业产能过剩造成的影响程度,文章采用短期约束的SVAR模型,考察了2013年7月至2016年12月之间油价波动对我国汽车行业产能过剩结构性冲击的影响.结果发现,油价波动对我国汽车行业的产能过剩存在反向冲击,即油价上升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我国汽车行业产能过剩程度,而油价下跌会加剧我国汽车行业的产能过剩.因此,相关部门可以通过对油价波动走势的预测来对我国的汽车行业进行结构性改革,并适时推进新能源汽车的发展.     

中国经济产能持续过剩与货币供给路径——基于“货币化生产”的视角

严重的产能过剩将导致经济增长乏力，甚至出现“增长型衰退”。中国不少行业的产能过剩已经表现为产能持续过剩，如果不能对此有效地治理，由产能持续过剩引发的隐含增长型衰退极有可能演变为实际增长型衰退。因此，研究产能持续过剩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治理势在必行。在“货币化生产”的经济中，找出产能持续过剩行业的货币供给路径，就可以解释产能持续过剩产生的根源。在现阶段遏制产能持续过剩的政策思路，重点是强化商业银行对产能持续过剩行业货币供给的信用控制。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宏观杠杆率与金融稳定性 ——基于SVAR模型和门限模型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7年1月至2020年6月的月度数据,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宏观杠杆率和金融稳定性的动态关系,并运用门限模型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宏观杠杆率对金融稳定性的门限效应和非对称影响.实证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宏观杠杆率是双向因果关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金融稳定性的格兰杰原因;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会显著提高宏观杠杆率,降低金融稳定性,宏观杠杆率的上升对金融稳定性产生负面影响;财政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都会对金融稳定性造成不利的消极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宏观杠杆率对金融稳定性具有显著的门限效应和非对称性影响.基于此中国应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机制,加强经济政策的精准导向和资金运用监管,完善财政和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联合调控机制,实现稳定经济增长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长期均衡.     

金融生态环境、债务治理与企业产能利用——基于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产能过剩已成为当前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抑制相关行业产能过剩的政策措施已进入实施阶段。以中国2007—2012年的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对象,实证考察金融生态环境和债务治理因素对企业产能利用的影响。研究发现:(1)公司所在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越好,其自身的产能利用率越高、产能过剩的可能性越低;(2)公司财务杠杆与企业产能利用效率正相关,与企业产能过剩的可能性负相关,相反,银行贷款、债务期限结构则与企业产能利用效率负相关,与企业产能过剩的可能性正相关;(3)与国有产权相比,民营产权一方面加强了金融生态环境、财务杠杆对企业产能利用效率、产能过剩的正面效应,另一方面降低了银行贷款、债务期限结构对企业产能利用效率、产能过剩的负面效应。     

中国重工业部门的产能过剩监测与比较——基于可变成本函数法

重工业去产能是中国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因为缺乏分行业可追溯的产能利用率历史和结构数据,现有研究对产能过剩的历史成因、结构演变和主要症结梳理多有分歧.本研究基于超越对数成本函数,通过似不相关回归(SUR)估计,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提供的微观企业数据,试图提供一个能有效表征不同行业产能利用率变化历史与结构特征的统一数据基础,并选择钢铁、煤炭和水泥三个代表性部门进行了实证比较,研究结果显示:(1)中国重工业部门产能格局拐点大致出现在2004年,之后的供给扩张和政策干扰导致产能过剩逐步显现,并对退出成本高的钢铁等领域产生了最显著冲击;(2)不同行业供给侧改革方式应有所差异,钢铁去产能需要更多行政力量干预,煤炭去产能核心在于供给优化,水泥则可依靠市场机制自动调节;(3)国企市场化改革并非去产能的唯一良药,依据行业特质进行产业整合有助于提升整体抗风险能力.该研究可拓展应用于其他工业部门的产能过剩监测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化解产能过剩?——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基于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理论,分析了不同动机的中国工业企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化解产能过剩的内在机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的财务数据,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测算了产能利用率,以测算出的产能利用率作为被解释变量,通过面板数据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产能过剩的化解作用,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产能利用率比投资前有所提升,过剩产能得到化解;不同动机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化解产能过剩的效果不同,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化解方式直接,化解效果更显著,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凭借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的提升,属于间接方式,化解产能过剩的效果较慢。     

产能过剩与资本市场

当前,学术界对产能过剩的研究更多的是从宏观经济视角和中观行业视角进行.然而,产能过剩首先是一个微观概念,通常是指某一企业能够提供的生产量大于市场对其的需求量.因此,上述研究并没有考虑影响行业产能过剩的微观因素——企业的管理与治理.文章通过对资产负债表的结构性分解,对企业的资本引入战略、资源配置战略与产能过剩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归纳了企业产能过剩的主要财务表现,深入剖析了产能过剩与资本市场之间的微观传导机理及其经济后果.在此基础上,针对资本市场与上市公司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