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材料产业的阶段演进与低碳经济的耦合效应

从耦合互动机理来看,新材料产业与低碳经济的演进实际上就是一个双向互动、耦合发展的过程。从耦合演进路径来看,新材料产业主要以技术创新优势“立体式”参与低碳经济发展,以生产的低碳化与流通的低碳化环节支撑低碳经济发展,以低碳型产业支持低碳经济发展。基于低碳经济模式,建议结合新材料产业细分特性,构建与低碳经济良性耦合和互动发展的产业体系;整合新材料领域相关资源,建立富有活力的新材料产学研联盟发展创新体系;做好产业进入壁垒分析,认真对待走向低碳经济的新材料产业发展投资风险;加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体系研究,通过碳排放权管理实现新材料发展经济环境双赢。     

低碳城市试点提升了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吗?——来自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低碳城市试点是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的一项重要环境制度,然而这项政策能否兼顾经济绩效与环境绩效,推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进而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亟待回答。文章基于2007—2020年沪深上市的制造业企业数据,将低碳城市试点建设看作一次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低碳城市试点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促进作用。结果表明：(1)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提升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旧成立,低碳城市试点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呈边际报酬递减;(2)异质性分析表明,低碳城市试点能够显著提升国有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且对重污染型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强;(3)机制检验表明,低碳城市试点主要通过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本研究是对“波特假说”在中国适用性的一次探讨,并为低碳城市试点建设的推进及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中国碳金融的发展策略与路径分析

作为人类走向生态经济文明的切入点,低碳经济已进入各国的发展战略,碳金融作为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关键备受瞩目。碳金融是环境金融的一个分支,是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及转移碳交易风险的各种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交易活动,既包括碳排放权及其衍生品的交易、低碳项目开发的投融资,也包括碳保险、碳基金以及其他相关金融中介活动及碳交易币种的确定等制度安排。碳金融发展的经验比较与路径分析表明,中国虽然是全球碳交易主要的供给方,但处于碳金融产业价值链的末端,低碳金融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应以合并共赢、立足国内的发展策略,以相关立法、统一的碳交易体系、多角度的金融创新、激励政策和中介机构的培育来推动碳金融发展。     

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连接的现状及对中国的启示

碳排放权交易是在《京都议定书》框架下出现的市场化减排手段,一国通过设定排放上限,以较低的减排成本实现其减排目标。自《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有了很大的发展,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减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前,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连接已经成为国际碳市场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其重要性,纷纷与其他市场建立起交易体系和信用体系的国际连接。成功的市场连接会带来高于成本的预期收益,可以更低的减排成本实现减排目标。中国已经开展了7个省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旨在2017年建立全国统一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如何有效地推动试点间的相互连接,进而推动全国碳市场的形成,构建与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连接的能力,是当前中国碳市场面临的重要问题。     

碳金融市场发展的概念界定与影响因素研究

在世界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碳金融市场发展迅速。从"概念-理论-因素"出发构建碳金融市场发展的理论框架,可以发现:狭义的碳金融主要涉及绿色贷款和服务温室气体减排的投融资活动,广义的碳金融一般泛指围绕发展低碳经济、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并降低以环境为代价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金融活动;依据公共经济学中的外部性理论,高碳排生产企业容易出现"搭便车"行为,明晰碳排放权及碳排放权市场交易,可以有效实现碳减排目标;碳排量分配、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结构、产业转移、碳排放权定价机制等对碳金融市场发展具有较大影响。     

谈我国“低碳金融”的发展

"低碳金融"的概念由来于"低碳经济",指服务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等技术项目的直接投融资、碳权交易和银行贷款等金融活动。随着国际碳交易的迅速发展,碳金融市场也愈发活跃。中国是最具发展潜力的碳交易和碳金融市场,但由于起步较晚、认识落后和技术限制等原因,低碳金融的发展相对滞后。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自身都应该采取相应措施,加强市场建设,完善政策环境,积极推动低碳金融的发展,为促进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服务。     

“双碳”目标下数字经济赋能绿色低碳发展论析

“双碳”目标是引领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抓手,对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深远意义。作为赋能“双碳”目标的新引擎,数字经济凭借技术创新效应、产业升级效应、生态普惠效应,为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碳排放强度、重塑生活生态空间创造更多可能性,进而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然而,当前三大产业仍具有较大碳减排空间,亟须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此,我国应紧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以“双碳”目标为导向,坚持“数字化+低碳化”发展路线,促进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把准“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加快推动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完善“信息化+集约化”发展模式,引导现代服务业绿色转型。在政策措施层面,应深入推进数字政府建设,以数字治理赋能多维降碳发展;大力促进数字金融发展,以金融科技缓解碳减排融资约束;稳妥推动碳市场体系建设,以技术手段助力碳排放权交易。     

命令控制与碳排放权可交易环境政策模拟下的减排效应

环境政策工具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属于行政命令控制型,另一类属于市场交易型。模拟研究表明,和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相比,碳排放权可交易环境政策能够促进经济系统潜在总产出的增长,降低碳排放总量,因此能够产生相对更好的减排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全面实施碳排放权可交易环境政策虽然能够降低我国总体碳排放强度,但却无法保证每个省份的碳排放强度都同比下降。山西、陕西和内蒙古等传统高能耗地区,更利于其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而湖北、湖南、四川和青海等省份,其碳排放强度不降反升。     

碳排放权交易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碳排放交易系统(ETS)如何影响高碳排放行业,如制造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增长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研究话题。双重差分法是近年来识别碳排放权交易与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常用研究方法。以2014年开始试点的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为准自然实验,研究显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能够显著促进我国制造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能够通过筛选外商对内直接投资(IFDI)的质量,进而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作用。稳健性检验表明,在考虑双重差分法设定条件、平行趋势检验、反事实检验、更改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等后,碳排放权交易对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作用依然成立。     

碳交易政策的实施对企业研发的影响——基于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研究

良好的自然环境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习近平总书记于2020年正式宣布中国将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和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而碳排放权交易作为一种基于市场机制的环境规制政策,被看作是实现该目标的重要手段。根据“波特假说”,适当的环境规制能够促使企业进行技术革新,从而规避环保处罚带来的成本并提高企业竞争力。为验证这一假说,文章选用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使用了多时点双重差分法,发现碳交易政策能够激励企业进行研发创新,且这种促进作用具有持续性和增长趋势,这说明对碳交易政策而言“波特假说”是成立的。因此,我国应进一步推动环境规制工具由命令控制型向市场激励型转变,促进企业积极研发创新,实现环境和经济双赢。     

低碳经济环境下的碳排放权确认与计量

发展低碳经济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有助于促进我国经济结构优化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发展低碳经济,应树立低碳经济观念,制定低碳政策,大力发展低碳技术,加强制度创新。碳排放权应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惊醒核算,其计量包括初始计量、持有期间损益确认、期末计量、期未处置、减值处量等方面。     

低碳经济发展中的金融功能分析

服务于限制各国温室气体排放的碳金融近年来发展迅速。对碳金融功能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丰富金融发展理论,也影响着低碳经济发展路径的选择。碳金融凭借其资金融通、信息传递、分散风险、降低成本和将外部性内部化等功能成为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支撑。基于欧盟14个国家2005—2009年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则进一步证实了碳金融对提高碳生产率的积极作用。为发挥低碳经济发展中的金融功能,中国应建立和完善由碳金融支持的场内和场外市场交易体系;应促进碳金融机构的发展,加快碳金融产品的研发,积极构建碳金融组织体系;应建立健全碳金融市场政策、碳金融组织服务政策、碳金融监管政策等碳金融政策支持体系。     

数字低碳与低碳数字：“双碳”目标下数字经济发展的反思与重构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并再次定调“双碳”目标。数字经济发展对“双碳”目标的实现具有明显的赋能功能。但低碳并非数字经济的天然属性，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对“双碳”目标的实现也带来新挑战，包括碳排放问题、数字技术适配问题、环境监管问题等现实困境。“双碳”目标中数字经济发展受到主体有限理性、边际排放成本与认知偏差等要素影响，单边的支持政策将引发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形成“绿色悖论”,需要运用多种政策措施的组合优化。通过借鉴发达国家与国内部分地区的有益经验，今后应当在支持技术创新、完善制度框架、促进多元协作的基础上强化数字低碳与低碳数字的融合发展，构建“双碳”目标下数字经济发展的利益共同体，真正做到数字化与绿色化的协同增效。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创新价值链视角的实证检验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是探索经济和环境共赢之路的重要举措,客观评估试点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有助于夯实低碳城市建设成果,推动绿色创新发展。基于创新价值链视角,利用多期差分模型,从多维度分析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两阶段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有效地促进了两阶段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且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2)在绿色科技研发阶段,低碳试点政策的实施对东部城市、重点科教城市和大规模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更强;(3)在绿色成果转化阶段,随着低碳城市建设的推进,东中部城市、重点科教和普通科教城市以及大规模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都有显著提升,并且试点政策对中部城市的促进作用强于东部城市,对重点科教城市和普通科教城市的影响不存在明显差异。     

低碳经济下碳排放权交易的立法思考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是被公认为在低碳经济下削减二氧化碳排放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其立法问题已成为法学领域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为了保障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制定《碳排放权交易法》势在必行。我国已有的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为制定《碳排放权交易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应在原有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上,从交易原则、交易制度、交易主体、交易客体、交易内容、交易程序、法律责任、救济途径等方面展开立法研究,从而为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蓬勃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论我国对欧盟碳排放权交易治理体制的借鉴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目前已经成为公认的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欧盟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多国家参与的碳交易体系,其双层治理结构为我国建立一套系统的碳交易治理体制提供了借鉴.由于我国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碳排放总量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因此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在全国范围内按照碳排放量划分不同的区域,在中央和地方实行纵横交错的网络化碳排放权交易治理体制势在必行.     

绿色投资、碳排放强度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采用空间计量模型的非线性关系检验

绿色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的影响,不仅会随着投资规模的增长而发生变化,还会因投资领域和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从而会存在非线性关系和投资种类的异质性.采用2003—2019年中国省级区域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和半参数面板空间滞后模型的分析表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和碳排放强度均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绿色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U型"或"N型"的非线性影响,对碳排放强度则具有"倒U型"或"倒N型"的非线性影响,目前总体上表现出从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向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转变的趋势;不同种类的绿色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明显异质性,相比环保投资和生产性绿色投资,绿色企业融资的增加更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碳排放强度具有中介效应,即绿色投资可以通过影响碳排放强度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区域联动机制,有效利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的空间溢出效应;另一方面,要持续加大绿色投资规模和领域,并对各类绿色投资实施差异化策略以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充分发挥绿色投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的作用,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的共赢.     

北京碳排放交易发展现状分析

2012年3月,北京率先启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将600家北京企事业单位强制纳入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本文从北京碳交易现状入手,分析了北京碳交易存在碳排放和碳减排计量标准不完善、碳交易法律法规体系、碳交易机制与规则有待完善、碳金融发展滞后、碳交易人才缺乏等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为北京碳交易的发展提出建议。     

天津市建设低碳型城市的思考与建议

城市作为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集中地,是低碳发展理念的实践主体。天津市是一座人口密集、一次能源资源稀缺、环境容量有限的特大型城市。随着天津经济的快速增长,碳排放强度虽然降低,但碳排放总量和规模持续增大,天津面临的减排困难很大。天津要建设低碳型城市,应当发展低碳能源与低碳型消费,倡导低碳生活方式,营造低碳社会氛围,实施低碳城市发展战略是天津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     

论碳排放权交易本土化的法律完善

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国际气候谈判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促使我国由参与国际 ＣＤＭ项目转向培育“本土化”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虽然碳排放权交易具有较丰富的理论支撑,但是中国的碳交易依然面临“有价无市”的局面。利好的是,“后京都时代”中国碳交易法律政策环境正逐渐优化,碳交易本土法制环境初步形成。行政管制和政府干预是碳交易公平和碳市场秩序的基础,我国应当构建以行政管制为特色的碳交易法律政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