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城市公共安全的韧性社区研究

韧性社区是城市公共安全的基础单元。当前,学界对韧性社区的探讨理论视角多、学科杂,人们不易掌握其理论,也不易将其应用于实践。"韧性"的概念源于物理学领域,而后逐渐应用于社会研究领域。"韧性社区"内含物理层面的"抗逆力"、社会生态层面的"恢复力"和社区成员的"自治力"三重指向,是以社区共同行动为基础,能链接内外资源、有效抵御灾害与风险,并从有害影响中恢复,保持可持续发展的能动社区。构建韧性社区应识别和整合可供运用的人类因素、物理因素、社会因素,将能力培育置于重要位置,推动社区内部自我增强、社区外部城市整合的"双向构建"。我国的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创建工作部分契合了韧性社区的内涵,但其仍遵循传统的以社区脆弱性为主的治理路径,对社区自组织、社区能力的关注不足,缺乏对社区进行长期动态评估的体系。今后还须着力推动韧性社区概念的本土化应用,加快制定中国本土化的韧性社区指标体系,为城市公共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做好基础工作。     

新兴风险下的城市社区公共安全治理分析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各类新兴风险也在不断威胁着城市社区公共安全.为了保障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给城市社区营造一个健康安全稳定的环境,加强对新兴风险下的城市社区公共安全治理工作显得尤为重要.针对新兴风险的概念、类型以及特点进行具体的概述,并分析现阶段我国城市社区在新兴风险下安全治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而从加强城市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整合优化资源以及创新治理方式等方面探究强化城市社区公共安全治理工作的措施.     

系统复杂性下城市社区韧性建设的现状、问题及策略研究

城市社区是城市治理单元的“末梢”,加强社区韧性建设是关系城市社区安全稳定、城市公共安全建设和提升社区适应能力的重要内容,也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系统工程。当前城市社区存在空间韧性不足、经济韧性不强、治理韧性不顺、信息韧性不畅、组织韧性不力等问题,对此,城市社区应强化社区顶层规划以提升空间韧性,畅通社区内部微循环以提升经济韧性,推进社区共建共治以提升治理韧性,推进数据信息系统集成以提升信息韧性,注重多元参与以提升组织韧性等方面的策略,系统提升城市社区韧性。     

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探索与启示——基于福州市鼓楼区的实践分析

持续推进城市社区治理创新,不断提高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效能,不仅是改善民生的基础环节,而且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关键步骤。社区治理是治理理念在"社区"层面的实践,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研究探索形成了多层次、立体化的研究格局,其实践亦成为中国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前沿领域。面对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体制与日新月异的社会面貌之间存在的"堕距",福州市鼓楼区着力推行"135"社区党建工作模式,创新"135"城市社区工作机制,是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突破口,探索其做法与启示具有重要意义。     

"重心转移"视角下城市社区治理特征研究

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社区下移,意味着改革开放前以单位这个工作空间为重头戏的社会管理在改革开放后向以社区这个居住空间为根基的社会治理转变.有别于过去以行政指令为整合手段的国家单一管理模式,现代城市社区治理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以及主体间互动关系的异质性,且明确社区治理共同体是以对话协商为主要整合手段,以社区党组织作为刚性整合力量以及以社区认同感、信任感和归属感为表征的共同体意识作为柔性整合力量.从"重心转移"视角比较发生在不同空间场域里两种社会管理的差异性,对于深刻理解现代城市社区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资本视阈下的“村改居”社区治理——以深圳市宝安区为例

社会资本直接影响着社区治理的绩效.城市化进程加快导致"村改居"社区的大量出现,处在城市的新社会空间之下的"村改居"社区.由于进行"居站分设"治理模式的变革,出现了治理困境,给和谐社区的构建带来了难题.本文运用社会资本理论来分析"村改居"社区治理中的社会资本因素,以及在"村改居"社区治理中利用传统农村社区的社会资本的必要性.     

城市社区治理及发展走向

城市社区治理是促进我国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课题。当前,城市社区治理在主体的权责、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社区自治的居民基础等方面,存在着社区治理主体单一、社区居民委员会角色错位、社会中介组织管理工作困难、社区居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不够等问题。应对这些问题,可以在培育多元化社区治理主体、构建多元互动的网络型政府权力运作方式、为居民参与提供制度保障、促进社区治理的制度创新等方面取得突破,使创新的社区治理模式成为促进城市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     

韧性思维嵌入治理现代化的政策演进及结构层次

各类风险灾害和危机事件的频发，凸显了韧性思维嵌入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性。韧性治理的政策演进显示，我国韧性能力建设的过程大致经历了探索期、推动期和提升期3个阶段；整体上理念持续深化，视野不断拓宽，从工程韧性和环境韧性不断向其他维度拓展，对制度韧性和技术韧性的关注逐渐增加。在韧性治理体系的结构层次上，国家、城市和社区从不同层面推进韧性治理：国家韧性强调顶层设计、统一领导和战略支撑；城市韧性强调冗余规划、行动学习和智慧融合；社区韧性强调多元协同、文化塑造和科技赋能。鉴于此，未来应把握韧性思维嵌入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走向，完善制度安排以提升多维韧性能力，形成协调有序的韧性治理体系，以回应复合型风险社会背景之下治理现代化的要求。     

城市文化治理的空间谱系：以街区、社区和楼道为考察对象

城市文化治理是在一定范围的城市空间内,政府、社会和市民个体在价值观、生活实践和物质实体等层面多元合作、协商共治的过程。城市文化治理的空间谱系研究从中观和微观层面将城市文化治理视为具有空间上的连续性,挖掘其在不同层级但又相互关联的城市空间中的开展过程。随着城市"微更新"的发展,我国的城市文化治理逐渐从大尺度空间向基层空间下沉,街区、社区和楼道构成了城市文化治理的空间谱系。城市文化治理在街区空间注重官方意识形态的引导,在社区空间注重社群文化和社区共同体的建构,在楼道空间注重居民个体文化参与行动的激发,三者共同构成了国家、城市、社群和居民个体之间多元互动与协商合作的空间治理实践。     

引导与自觉: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分析

有序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是当前促进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在实践中,应加强政府引导,准确把握社区社会组织的概念、行动逻辑和政策要义;理顺培育管理机制,将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纳入社区治理整体布局;强化街道服务管理职责,以城市基层党建为引领,调动街道社区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完善公益创投等项目化运作方式,利用项目孵化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尊重基层首创精神,营造良好环境,增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还要注重增强社区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引导社区社会组织主动自觉参与社区治理,使社区社会组织真正成为社区治理的参与者、受益者。     

论中国政府治理与善治的实践与探索

治理与善治既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又是一种先进的现代统治模式。它强调公共权力的社会化配置,需要成熟的市民社会的现实支持。合法、透明、责任、法治、回应以及有效构成了善治的精神内核,民主发展的最终结果促进了治理的实现。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是一个逐渐走向治理与善治的过程。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的努力,法治与德治思想的提出,政府主导型治理道路的确立,村民自治、社区建设、电子政府等典型案例的展开,标志着中国在走向善治的道路上取得了突出成绩。然而,善治之路并不平坦。舶来理论的本土化、治理失效问题的解决、第三种力量社会整合功能的发挥,都向我们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治理与善治的合法性分析

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存在于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的内在关系之中 ,是权力客体所认可的权力主体占有及运用权力的正当性。现代社会公共权力证明其合法性有两大基本要素 :效能与民主。治理与善治在西方的兴起契合了合法性证明的两大基本要素的要求 ,有利于公共权力合法性的重构与稳固。治理对于当前我国政权体系的重构亦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借鉴现代公司治理模式,构建大部制的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

面对新时代的挑战,西方国家都进行了大部制改革。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表明我国大部制改革已经起步。其主要内容是按照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理顺职责关系,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规范机构设置,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完善行政运行机制。以决策、执行、监督相分离为核心的现代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为基础,全面剖析大部制的内外部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分析大部制借鉴现代公司治理模式的意义,将促进大部制的健康良性运行。     

从简约治理到精细治理:效率视角下的社会治理及其变迁

治理问题作为当前研究的热点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社会科学的话语自觉.从"简约治理"到"精细治理"作为当前治理模式的重要历史转型,体现了在我国独特的治理体系下,为适应社会发展变化而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效率的努力,即如何通过组织流程的再造以及灵活多变的治理技术,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推动公共目标的实现,并满足人民群众差异化需求的达成度.社会治理效率的多维目标是推动治理模式变迁的基本动力,主导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经历了简约治理、系统治理、技术性治理等不同阶段,并逐步转变为适应新时代社会治理需求的精细治理模式.理解社会治理效率的内涵对于理解当前治理实践的精细化变革以及推动治理理论的本土化具有积极意义.     

现代治理理论视阈下道德治理的价值转向

现代道德治理是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嵌入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过程之中,实现从价值层面引领着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价值支撑。现有道德治理的研究,鲜有从现代治理角度来开展道德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的。亟需以多学科视野,结合现代治理理论,重新厘定道德治理的现代内涵,并进一步对现代道德治理展开内容、功能、价值取向的全面分析,最终落实到实践层面,探讨出现代道德治理的实施框架,使得现代道德治理得以实现。     

跨界治理:中国社会公共治理的战略选择

跨界治理是当今经济全球化、产业融合化、组织变革化而引发的一种全新治理思维和战略选择,主要包括跨边界(地理)治理、跨部门治理和跨公私合作伙伴治理。跨边界治理重在解决城市区域发展中的地理分割、画地为牢的问题,关键在于构建与区域经济跨界发展相适应的区域政治制度和跨地域协调管理机制;跨部门治理重在解决政出多门、多头管理、分段管理的问题,需要围绕某些重大公共事项或事件,加强相关职能部门之间正式或非正式的跨部门协作,通过协同政府或整体政府的思路处理好公共事务的链条式管理;跨公私合作伙伴治理重在解决公共服务短缺化、低效化等问题,从不同公共服务的类型和特征出发,适度选择竞争机制,建立健全政府购买服务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满足多元化、多层次的社会服务需求。当前,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通过跨界治理体系的构建,强化政府体制的协同性运作及其与社会系统的网络化协作,以促进中国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执政论

执政就是通过所掌握的国家权力反映和调节不同群体利益的过程,是掌握这一领域(政治领域)的意思。执政必须具备某种性质才成其为执政,这种属性包含有合法性、权威性、公共性、公理性、政治性等。由于执政者直接面对的是社会和行政两个方面,因此,执政与社会的关系界限和执政与行政的关系界限以内,就是执政的范围。从政策过程的基本视角看,执政是决定“做什么”问题的过程(即决策或政策形成阶段),完善这一过程的体制无疑是民主体制;而行政是具体“怎么做”或“如何落实”执政方针的过程(即政策执行阶段),这一过程的完善主要依赖于政府官僚制。     

政府创新、治理转型与浙江模式

以市场化为取向、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模式——浙江模式,是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热点.迄今为止学者们对浙江经济高速发展的内在动因的解读,主要偏重于经济学的维度,而较少注意到经济增长背后的政治变量.本文从政府创新和治理转型的视角切入,考察和探讨了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浙江地方政府在推动民营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以及西方金融危机冲击下浙江模式所面临的危机与挑战,对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民营经济高速发展的内在动因作出了政治学维度的深度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