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颖达对魏晋南北朝《诗经》学的整合

孔颖达通过《毛诗正义》有意识地对两汉以来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经》学进行扬弃、规范和整合,融贯群言,剖析精当,既保存了先秦汉儒以来《诗》学研究的优秀传统,又有自身的时代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关于《诗经》学相关问题的规范和体系,促使《诗经》文本及其诠释正式进入了"大一统时代",并成为学子的教科书,登上国家意识形态的宝座。     

儒家诗、乐观念异同论

诗、乐如形影不离,是早期歌诗的基本特征。缘乎此,学界往往认为,儒家的诗、乐观念是完全一致的。实际上,这种认识本身既不准确,也由此导致了对后代相关文学观念理解的偏颇。儒家把教化看作文学艺术的终极目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对诗、乐的观念固然相同;但是儒家对诗、乐的各自地位以及由此而来的对诗、乐的具体要求,却不完全相同。概而言之,乐具有与礼同等崇高的正统教化地位,而诗的地位则不在同一层次。因此,乐必须雅正,而诗则可以姿彩丰富。     

经学中的文学因素——试析《毛诗正义》对《诗经》创作艺术的总结

《毛诗正义》虽属传统的解经范式，但其对《诗经》艺术表现特征的总结引人注目。在情志合一、直言非诗的理论基础上，它对《诗经》之章法结构、用韵情况、赋比兴手法等做了系统深入的分析与总结。     

论晋人对毛诗的认识及其与西晋诗歌创作的关系

在风云激荡的汉魏之交,学术思想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即古文学取代了今文学。在这种学术背景下,毛诗开始成为诗经学的主流,但在魏晋时代,士人们很少将其看作一种经学科目,在大多场合下,它被士人们看成一种基础的、普及的文化教本。作为对毛诗经学意义上的阐释的反动,士人们消释了附着于其身的政治功利和道德教化的解说,常从毛诗的文本出发,发掘或发挥其表情达意的功能,并最终发掘出其独立的文学审美功能。在此基础上,他们树立起毛诗作为文学的经典性文本的地位,不但在衡文论诗时以之作为判断诗文高低的标准,而且,在创作中以毛诗为典范加以模仿,这最终使西晋的诗人在诗歌创作领域取得了"文章之中兴"的地位。     

论日本词学史的建构及其意义

日本词学是中国词学在域外的延伸与补充。相较于丰富的中国词学史著作,日本词学史著作尚未出现,因此有必要对日本词学史进行整体性建构。在相关概念界定、词学史分期的基础上,结合历时纵向研究、共时横剖研究、综合研究等方式建构日本词学史,就日本词学的词律、词乐、词话、译介等课题展开研究。建构日本词学史对挖掘日本词学批评资料、拓展词学研究领域、深化日本词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魏晋“郑王之争”及其学术史意义

"郑王之争"是魏晋学术史的一桩公案,有其深刻的政治、学统与经解观点等方面的原因。王肃申毛驳郑,继承了《毛传》的历史理性与简易的学风,十分清晰地反映出魏晋学术新变与经学返古之间的内在关联。汉末以来的诗经学史经过郑王之争的转换,由两汉的今古文家法之争逐渐过渡到南北朝古文学内部争毛、郑之得失的主题上来。     

古代诗经学的意义维度与阐释策略——兼谈《诗经》的文学阐释何以可能

诗经学史上有着无数的知识性差异,但经义的建构基本遵循了"主义""主声"和"主文"三种维度。汉代郑玄以文辞训义为主,宋人郑樵坚持声歌之道,分别建立了义理诗经学和声歌诗经学的典范形态。宋代欧、苏和朱熹等人以文学观念来沟通《诗经》之教,影响也很深远。这三种维度回应了《诗经》的自身阐释需求,指向了经学在教化理路上的差异。在古代,单维的诗经学之间有过体系性的对抗,而多维交织的诗经学内部则存在着或大或小的矛盾冲突,并发展出特殊的化解策略。总的说来,"主义"维度始终规范着"主声""主文"之维的实现方式及程度,这也体现了古代诗经学的本质性特征。     

上博简《诗论》在诗经学史上的价值及其学术史意义

新材料带来新的研究课题,促进新学问的涌现.对于《诗经》学史而言,近年面世的以上博简《诗论》为代表的简帛资料,不仅大大促进了对于诗三百篇的研究,而且促进了《诗经》学史的研究.在上博简研究的带动下,近些年关于《诗经》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如果说上博简《诗论》补充了《诗经》学史源头的话,那么,上博简《诗论》面世以后十几年的研究成果则是一部《诗经》学史的尾,这个一首一尾的形成与联贯对于“重写学术史”而言,是有重要意义的.     

《诗经》中宴饮诗及其宗教、政治意味

<诗经>宴饮内容的研究是近年来<诗经>分类研究深入的结果之一.本文认为,<诗经>宴饮诗分为祭祀宴饮诗与世俗宴饮诗两类,分别具有宗教与政治内容,为研究当时的宴饮生活提供了活标本.     

《韩诗外传》与先秦《诗》学渊源关系探略

相对于齐《诗》、鲁《诗》,《韩诗外传》保存完整。《韩诗外传》的引《诗》与《左传》引《诗》取义、孔门诗教、孟子以意逆志说、《荀子》用《诗》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韩诗外传》的解《诗》与先秦传《诗》方式一脉相承,直接承继先秦《诗》学精神而来。     

从风、雅、颂及其流变看诗乐关系的三个层面

中国古代的诗乐关系主要建立在三个层面上。国风及其流变属于第一个层面 ,其特征是 :以丰厚的民俗资源为依托 ,以乐府民歌、宋词、元曲、明清传奇等“可歌”之作为主要载体 ,内容偏于缘情 ;变雅及其流变属于第二个层面 ,其特征是 :以“贤人君子”的人文关怀为依托 ,以言志诗和旨在“达其情志”的古文为主体 ,不一定“可歌” ,但都注重“从声音证入” ;雅颂及其流变属于第三个层面 ,其特征是 :以国家的重大典礼为依托 ,以用于朝廷郊庙的乐章为主体 ,虽然“可歌” ,却旨在建立政教的威严 ,而与缘情无关。就狭义的中国古典诗而言 ,言志诗是正宗并且在数量上可能居于优势 ;就广义的中国古典诗而言 ,缘情诗是正宗并且在数量上明显居于优势。原因在于变雅和雅颂与政教对应 ,国风与民俗对应 ,而民俗总是比政教更具潜移默化的力量。     

语言、形象、意义及其关系

不能空泛地谈文学的语言、形象、意义及其关系 ,因为在不同作品中 ,它们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甚至互相冲突。本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 ,可以大致地把语言、形象、意义各自都分为三类。语言 ,分为正方向 (规范化 ) ,负方向 (反规范 ) ,命名 (其实也是负方向 ) ;形象 ,分为旧形象 ,新形象 ,无形象 ;意义 ,分为旧意义 ,新意义 ,无意义。于是 ,三者之间关系具体化为一系列更小的排列组合所构成的关系 ,变的更明确 ,也更容易入手     

论《诗经》雅、颂中农事诗及其价值

雅、颂中农事诗对当时的农业生产发展状况和生产关系有一定记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论“六诗”之次第、演变及其美学特征

《诗经》中的赋比兴有三个层次:诗体(同风雅颂一样),表现手法,修辞格。学术界对于这三个层次的认识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从《诗序》到郑玄为诗体与表现手法互相牵混的阶段,但赋比兴作为表现手法却正始于此;从郑玄到孔颖达为第二个阶段,即只将赋比兴认定为是表现手法;从孔颖达到朱熹为第三个阶段,朱熹不仅认为赋比兴是表现手法,并进而认为是修辞格。《周礼》中对于“六诗”的排列顺序“风赋比兴雅颂”以及郑玄对“六诗”的解释并不是逻辑混乱,而是有其内在的时空关系的。赋比兴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比较曲折而复杂的过程,作为修辞格与表现手法虽然起源早于诗体,但它们在各自的诗体中淬了火,增加了新的美学特点:赋由原来简约朴素又增加了铺张扬厉的特点;比是惩恶,美学特点是凄怨深情,一唱三叹;兴是扬善,其美学特点是委婉含蓄,余味深长。     

程颢、程颐论“王道”与“治道”及其现代意义

程颢、程颐的政治思想,首先着眼于君主心术的本源。较之兵刑法律制度的改进、财政税收与行政效率的提升,"正君心"更为彻底,也更为重要。他们所诠释的王道政治之所以能够也必须占据首要地位,乃是因为它本身是天理之秩序与命令。王道政治是政治人物对内在秉性的自觉呼应,遵循天理以贯彻王道政治,既是外王事业之体现,也是内圣工夫之要求。因而,王道政治应是圣王以"纯王之心"行"纯王之政"。与此同时,二程也探索治国理政的具体路径,不排斥强制性规训力量对社会的管控作用。众多的现实政治问题迫使他们不得不作出符合时代的思考,而不是简单地从复古的方案中寻找现成的答案。二程学说通过"元丰九先生"而传播两浙,下开南宋永嘉学派之先河,浙学的渊源来自洛学。二程的人治思想体现着一种对道德的执着认同,在今天"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语境中,依然有其独特意义。     

邵雍的学术渊源、思想特性及其与政治理念之关系

邵雍乃宋明理学史上的“北宋五子”之一,他善于借历史之思辨来发挥政治意见,既有对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制度运作、政治文化与政治伦理的系统性的思想,也不乏对时局的看法与专门领域的对策性的主张。他作为主角之一,借助洛阳这个文化舞台,演出了一幕充满各种政治隐喻的“戏剧”。邵雍在洛阳的交游对象,既有因政见歧义而闲居林下的政府高层官员,也有知识精英,形成与首都开封相对峙的文化重心。他们在情感上相互扶持,在政治立场与思想倾向上相互影响,对北宋中晚期政治、文化与学术走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他的思想特性既有陈抟的承接,也有自己的创发,其“先天之学”就有着极深的主观色彩。     

《焦氏易林》与汉代《诗》学研究

<诗>是<焦氏易林>文体与文辞的主要来源.作为齐诗遗说的<易林>,是研究汉代<诗>学演变发展的重要文献;而通过对其文辞名物的考释,有利于佐证毛诗故训,从而正确解读毛诗.<易林>吸收了<周易>卦爻辞言简意赅及<诗>四言韵语的特点,发展成为精炼的四言短体诗.这种独特的创新文体,是汉代经学对文学渗透的体现之一.     

"自我"、"纯诗"与"人生":发生学意义上的中国现代诗学本质观的三个视点

在现代中国文化裂变的大背景下,"自我"的确立可以说直接影响到中国现代自我表现诗学本质观的确立,而"自我"的演变也直接影响到自我表现诗学本质观的演变."纯诗"论的产生,一方面导源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另一方面是受到了世界诗歌潮流的冲击和影响."人生"论诗学本质观的产生,则一方面是导源于社会现实的急迫需要,另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文学和西方文化、文学相互激荡和衍生的结果.无论"自我"论、"纯诗"论或"人生"论,它们都有现代中国自己的个性和特点.     

从建安、正始到东晋的酒诗演进——陶渊明范式的建立及其意义

陶渊明酒诗既不同于《诗经》礼酌型酒诗,也不同于建安、正始的忧愤格与李白的狂歌型模式,而属于“旷达酣适”模式,其特点是将儒玄兼综的玄学思想深解于酒中,追求形神合一的境界,并进而将酒味升华到一种冲和平淡的味道,大大淡化、稀释了魏晋文士的生死痛苦。陶渊明范式的确立反映了从建安、正始到东晋饮酒心态、酒诗创作风貌的变化,对后世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