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法治路径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是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重中之重，在防范化解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和挑战过程中，法治的作用不可或缺。强调以法治路径促进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契合了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日益增长的法治诉求，它体现了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工作与法治建设的内在统一性。通过实施网络法治，有助于基于法治逻辑更好地规范网络媒介本身的自由信息传播、促使网络空间与现实社会实现良性互动、有效应对因各种跨国网络信息流动而造成的网络安全威胁，从而在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的基础上保障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在实践维度上，要充分体现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中法治路径的优势，必须坚持“依法治网”,切实消除各种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隐患；坚持“依法办网”,不断筑牢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坚强阵地；坚持“依法用网”,使网络技术成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最大增量。     

城市灾害系统性风险的治理框架及现实路径

随着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持续影响，城市灾害呈现出链状、群状、多灾叠加的新特点，现有城市灾害风险的治理往往存在多灾种风险认识不清、单一治理模式失效、过程衔接不畅、现代化手段应用不足等诸多问题。从系统性风险认知视角，诠释了城市灾害系统性风险定义、内涵及特征；借鉴元治理理论和数字治理理论，构建了城市灾害系统性风险的“元治+数治”治理框架，从共治平台、制度基础、服务机制三方面提出了数治时代城市灾害系统性风险治理的现实路径。城市灾害风险的治理应该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城市单一灾种片面治理向多灾种系统性风险治理转变；二是从科层、市场、网络多元模式独立并存到“元治+数治”理念下科层、市场、网络多元模式整合协同的转变；三是从经验判断的灾害风险治理向大数据驱动的灾害系统性风险治理转变。     

算法时代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与实践逻辑

算法推荐是一种全新的信息资源配置方式和高效的信息分发模式，已广泛应用于网络信息传播中。其通过信息精准“投喂”，提高了用户信息获取效率，同时也带来“过滤气泡”“信息茧房”“回音室效应”等，给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带来风险和挑战。主要表现在，“算法牢笼”阻碍社会共识生成，“算法偏见”消解主流话语权力，“算法黑箱”引发公众信任危机，“资本逻辑”支配算法价值导向。分析认为，用户算法依赖、算法权力控制、多元资本渗透和算法场域应用等是算法推荐影响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主要因素，规避和化解算法推荐给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带来的风险挑战，要深刻把握算法特征和规律，持续优化算法、用好算法、驾驭算法、规训算法。     

双重嵌入：“国家—社会”视角下内生性社会秩序的生成机制——基于浙江D镇“信用+社会治理”创新的研究

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基层社会面临着社会秩序现代化转型的挑战。如何建立一个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需要重新构建适应治理现代化需求的社会内生性秩序。近年来，基层的创新实践为建设内生性秩序提供了案例样本。通过对D镇“信用+社会治理”的创新案例分析，发现基层社会依托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实践层面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双重嵌入，从而将传统社区的自发秩序和国家建构的制度秩序要求整合到基层社会生活实践中，推动了现代化转型中基层社会内生性秩序的生成和发展。这既拓展了微观层面的社会秩序解释框架，也为实现“强国家、强社会”的秩序格局提供了可能的思路。     

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结构特征与运作逻辑——基于河南省150个案例的社会网络分析

在高质量发展视域下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实现基层高效治理的客观要求，对推进国家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积极意义。从结构-过程视角出发，基于城市社区治理的现实经验，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探索社区治理共同体结构形态与运作逻辑，并就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出政策建议。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整体结构呈多中心发散型、集中趋势与密度较低；核心区组织团结紧密、边缘区组织缺乏联结；党政机关中心性较强、社会力量中心性较弱。社区共同体的运作逻辑呈现为党政“统合意愿强-资源禀赋强”的项目，党政机关集体决策并开展联合行动；党政“统合意愿强-资源禀赋弱”的项目，党政机关发挥主导作用，下沉党员干部与招募志愿者，购买服务与民办公助；党政“统合意愿弱-资源禀赋弱”的项目，党政机关牵头，政府购买社工服务，倡导志愿服务。为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高质量发展，党政机关要强化领导理念、完善领导机制；共同体应建立多样化联系、寻求合作共识；积极组织党群联合议事、深化党群关系；激励干部与志愿者参与、弥补人员短缺；筛选监管优质社会力量、跨越技术障碍。     

作为复杂系统的共同体:生成逻辑、疏离风险与长期治理

当前,从全球性倡议到国家治理的导向,再到各级地方政府的治理目标、理念和手段,“共同体”一词已被广泛采用。然而,如何从倡议到落地并实现可持续优化,是当前共同体理论和建设实践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复杂系统视角,我们可以将共同体看作人类社会系统的一种形态,进而分析其生成的逻辑、存在的风险和治理的策略。共同体不仅具有网络一般性结构特征,而且其中主体的丰富性对于系统的演化尤为重要,脱离主体丰富性则会自发产生网络疏离风险,进而导致系统的衰败甚至消解。要实现共同体系统的有效运行和健康进化,需要公共部门在系统层面进行长期治理,围绕差异性开展共同体治理工作,包括促进社会学习制造差异,以降低交互成本;实施边界工作保护差异,以提升连接多样性;通过秩序构建协调差异,以实现系统效应。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社交平台的算法治理

算法是一系列解决问题的指令。以算法技术为支撑的网络社交平台,既是私主体,也具有一定的公共性,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关键场域。在微观层面,算法的非中性作用催生“信息茧房”;在中观层面,算法权力负效应侵蚀社会利益;在宏观层面,算法安全与国家安全之间强关联。然而,传统网络社交平台算法治理模式存在滞后性、碎片化和有限性的局限,网络社交平台民意的算法反馈环节仍需要改进,整合多元民意的算法能力待提升,网络社交平台算法未能有效解决非理性的参与。为此,需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从理念、技术与执行三个层面完善网络社交平台算法治理体系。具体包括秉持敏捷治理理念,加强算法治理的双向性沟通;运用多重治理工具,优化算法以统筹多元化发声;合理划分责任边界,增强算法治理制度的执行力。     

试点治理的逻辑：一个分析框架及其应用

试点是探索治理模式创新的重要路径，具有试验、扩散等多重治理逻辑，且因内嵌于国家行政体制而呈现出多层级治理结构的制度特征。试点制的试验逻辑体现在因地制宜、探索经验的试验阶段；扩散逻辑则在总结经验、复制应用的推广阶段。试点治理具有“机制—制度”的双重特征，多层级—分阶段治理模型旨在凸显试点中“中央—地方—基层”的多层级治理结构及其具体运作机制，其中，纵向呈现治理结构，横向隐含治理逻辑，互动过程由各类运作机制构成。凉山“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试点可以作为验证该分析框架的案例。作为少数民族地区“推普脱贫”的典型，凉山“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拥有“试点中试点”的完整治理过程，展现了试点治理背后的多重治理逻辑及相应的治理机制。试点治理也存在失败的风险，推广试点成功经验的有效性以非试点区的治理情景和治理资源为前提条件。     

智媒时代网络暴力主义话语的生成机理与治理策略

智媒时代，网络话语与智能技术的糅合促使网络暴力发生嬗变并走向网络暴力主义。网络暴力主义及其风险的生成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要对网络暴力主义进行有效治理，就必须摆脱自由主义、技术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局限，在深入分析其话语要素、话语生成、运行逻辑及实施策略的基础上，明晰网络暴力主义聚合的风险因素。同时，应立足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进行风险审视，坚持立体综合防治方针，全要素、多角度、多渠道地综合施策，推动我国网络暴力主义的风险预防与治理现代化进程。     

功能局限、关系嬗变与本体反思：人机传播视域下ChatGPT的应用探讨

文章基于功能、关系与本体的HMC研究框架，对ChatGPT的应用及影响进行反思与探讨。从功能维度看，ChatGPT以“拟人际传播”的形态发挥部分人际传播功能，却无法替代人际交流，其可以无限靠近“拟人化表象”,但仍具有不可克服的固化模式与不可控偏向的风险。从关系维度看，ChatGPT生成的人机关系类型能够提供人际传播无法达成的使用满足，也将扩大伦理风险；AI的社会行动者属性仅存在于现象层面，与人类行动者具有本质差别，人机传播并不能真正实现主体间关系；人机传播对平台的赋权将加剧数字隐私风险和对用户的控制力，形成“人—AI—平台”三者间的多向控制关系；人机传播以及更大范围的智能传播生态正在构建全新的网络传播逻辑，预示着未来社交媒体文化的终结与连接逻辑的嬗变。从本体维度看，逐渐走向通用人工智能的ChatGPT要求对人的价值在哲学层面进行重思，人不再是万物的尺度，人与机器将走上双向影响、边界消融、互为尺度的未来。     

近十年我国社会学研究方法综论--对483篇有关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的内容分析

我国社会学自恢复学科建制以来,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在研究方法上仍然存在缺乏统一规范、不够本土化等问题,这就阻碍了学科内的沟通,影响其解决实际问题的效力。通过对483篇有关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的统计和分析,可以发现十年来我国社会学研究整体层面的一些优势和不足。     

论未来世代权利的法哲学基础

我们已经看到,当代人的行为引起了资源消耗、核废料、环境污染以及基因改变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都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后代人的利益,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威胁。一种超越时间纬度的未来世代权利因此出现,其核心是“当代人有责任使当代人和后代人的需要和利益受到充分的保护”。现在,对于作为一种新型权利的未来世代权利如何保护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法哲学问题。人类共同体理论能够为未来世代权利提供坚实的哲学基础。     

“日常生活美学”批判与“超越性美学”重建

当代中国美学发生了日常生活美学与超越性美学的对立。日常生活美学肯定大众文化,主张审美回归日常生活,建立以感性快乐为本质的新的美学原则;而超越性美学则主张审美超越日常生活,应该对大众文化进行审美批判。现代性分裂为世俗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世俗现代性沦为感性异化,而审美属于反思现代性,是对世俗现代性的批判。因此,要吸收后现代主义的合理因素,重建超越性美学。对大众文化,应持一种辩证的态度:一方面,肯定其合理性,承认日常生活审美化丰富、美化了人们生活;另一方面,警惕感性异化,坚持审美的超越性,开展对日常生活的审美批判,建设精英文化。     

经营城市:提高城市竞争力的新理念

城市的发展不能长期依靠“负债经营” ,要逐步实现“以城养城”。经营城市是城市现代化发展理念的创新 ,我们不但要善于建设、管理城市 ,而且要善于经营城市。提高城市竞争力主要是指提高城市经济竞争力和城市资源的有效利用率。根本条件取决于城市的软、硬环境 ,更重要的是创造良好的软环境 ,降低交易成本 ,建设法治经济和信誉社会。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订补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作者的生平事迹、著作等论述中存在着某些疏误乖违。本文依据地方志、别集序跋、小传等相关的文献资料,对《提要》所论及的作者,如陈轼、彭师度、姚菱、储掌文、汤斯祚等,从他们的科第、仕历,到作品的著录、版本、卷数、存佚等,均一一作了订正和考辨。     

自我技艺学与美学化的自由实践——福柯生存美学思想举隅

福柯的美学主义涉及到人自身及其生活领域中的一切"美学态度"。此一美学无疑就是一种把人自身及其生活视作艺术品来看待并实践的"精神性"的、实践的美学。其植根于人自身的自由生存实践,或"自我技艺学"之实践之中,因而亦可称之为"自我技艺学化的美学",就是"‘自身的文化’的生存美学"。     

中国共产党执政价值观探析

执政价值观是执政主体对执政活动的一般价值的政治伦理判断,其内容主要包括对执政活动的价值目标、价值标准和价值模式等的认识或评价。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价值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党的执政基础的合法性、执政活动的有效性和执政行为的规范性是评判党的执政价值的三个最为重要的量度。“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方式,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价值模式。     

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念形成特点初探

以新的视角研究政治信念 ,特别是对 8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念形成特点进行研究 ,对于共产党人在新世纪强化理论创新、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坚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 ,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一信念是人们对于某种学说、原则、理想的真诚信服和执著追求的态度。信念包括政治信念、道德信念和生活信念等 ,其中政治信念是人生的强大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那么 ,今天为何去探索共产党人政治信念形成的规律与特点呢 ?其必要性与紧迫性就在于 :在社会主义运动暂时的低潮时期 ,在全球化、知识经济时代 ,我…     

当代中国发展经济学论纲

西方发展经济学虽然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但它不能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指导理论 ,所以我们必须研究中国的发展阶段、发展战略、发展道路、发展目标、发展动力、发展主体和发展方式。以此关注中国的经济问题 ,总结中国的改革经验 ,预测中国的发展趋势。目的是建立和完善当代中国发展经济学体系。     

少数人权利保护的道德哲学基础

少数人作为道德王国的成员,其尊严也应得到尊重。伦理精神与少数人权利保护存在于统一的社会秩序之中,我们要在善恶因果律中把握少数人权利保护,在价值合理性中彰显少数人权利保护,在生态整合中体现少数人权利保护。在道德哲学层次,少数人的权利保护已不再仅仅是道德规范的实现,也涉及到伦理精神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