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可持续生计资本与精准扶贫

建构农户可持续生计资本评价体系,采用熵权法测算了陕西省长武县巨家镇339个农户生计资本,并借助莫兰指数分析了调查区村级户均生计资本的空间聚集特征。发现：调查区农户社会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相对重要性突出,物质资本相对重要性最低;农户生计资本得分整体偏低,特别是物质资本、自然资本已是当地农户生计改善的短板;人力资本是户际生计不平等的重要来源;村级户均生计资本存在空间自相关,其中人力资本存在统计上显著的正相关性,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存在统计上不显著的正自相关性,社会资本则存在统计上不显著的负自相关性。因此,针对农户层面的扶贫要优先实施以非农技能培训为代表的人力资本投资;针对村级层面的扶贫必须综合考虑五种生计资本存量及其空间异分特征。     

民族地区水电移民帮扶政策与可持续生计的关系研究

结合民族地区的特点,在DFID的可持续生计框架中加入文化资本,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利用广西岩滩水电站农村移民样本调查数据,分析水库移民后期扶持等三项帮扶政策、移民生计资本与生计结果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生计资本直接或间接对生计结果有正向影响,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文化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的作用不显著;帮扶政策的实施不仅直接对生计结果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还能促进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物质资本、文化资本的积累继而改善生计结果。今后可以通过优化移民帮扶政策,重点增加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存量等推动移民可持续生计水平的提升。     

可持续生计框架下内生动力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

精神贫困是当前外部性扶贫模式难以解决的内生性困境,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制约因素。根据六盘山区等6大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942户农户调研数据,重点考察了贫困成因的精神与经济二元属性,并将内生动力量化后纳入可持续生计框架,通过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不同收入水平下内生动力及生计资本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内生动力的培育能有效提高贫困农户的家庭收入,增收效应约为1.916%。(2)在不同分位数下的各项生计资本对农户的增收效应差异明显,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及社会资本均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减特征,而金融资本则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增特征。(3)对于贫困农户而言,内生动力与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及社会资本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对于高收入农户而言,内生动力与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及金融资本存在显著的互补效应。     

旅游型海岛居民可持续生计与迁居意愿研究——以辽宁省长海县为例

为探究旅游型海岛居民生计的可持续性与迁居意愿,文章采用参与性农户评估方法对岛民进行调查,以获取岛民家庭的基本情况、岛民各项生计资本状况、岛民主要生计方式和岛民迁居意愿数据,借鉴可持续生计研究框架建立以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为影响因子的岛民生计资本的指标体系,对长海县岛民可持续生计特征与迁居意愿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大长山岛生计资本总指数和资本耦合协调度均为最大值,其中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占比及存量均为最大值;小长山岛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占比及自然资本存量均为最大值;广鹿岛物质资本存量最大。稳定收入型是中心社区主要生计策略;兼营生计型与传统生计型是传统渔村和旅游村的主要生计策略。务工主导型和传统生计型岛民生计脆弱性高,兼营生计型和商业经营型岛民生计脆弱性处于中等水平,稳定收入型岛民生计脆弱性低。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得出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迁居意愿影响显著,进一步探索出影响岛民迁居意愿的生计资本指标。     

要素积累、人力资本与农业环境效率间门槛效应研究——低碳约束下面板门槛模型检验

农业环境治理问题不仅关系到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关系到农户的身体健康.基于2000-2013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的均衡面板数据,建立以要素积累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检验了农村人力资本对农业环境效率提升非均衡变化的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与农业环境效率间会因为经济发展和物质资本积累水平的不同而呈现出显著的双门槛区间效应,表现为从经济低发展区到高发展区,人力资本与农业环境效率提升间具有显著的“反N型”特征趋势,而物质资本从匮乏区到丰富区,人力资本与农业环境效率提升间呈现明显的“倒U型”趋势特征.应加快确立和制定农业环境政策的“优化经济发展水平、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间结构”的导向和工具.     

生计资本与农户收入:来自新疆深度贫困地区的经验证据

生计资本是农户维持生计的基础和实现全面发展的保障。该文基于2015—2017年新疆深度贫困地区农户调查数据,运用面板分位数回归和夏普利值分解等方法,分析生计资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并得到以下研究结论:(1)生计资本能够显著提高农户家庭的总收入水平,其中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的增收作用更为显著;(2)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与心理资本拉大了农户家庭总收入差距,而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能够缩小农户间的收入差距;(3)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心理资本是提升农户农业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更有助于增加农户非农收入;(4)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是造成农户收入差距的主要微观基础,相比之下心理资本虽然不是造成收入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但其对收入水平差异的影响呈现逐年增强趋势。     

农户生计策略识别及其动态转型

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3和2015年两期调查数据,构建收入—资产指数识别了中国农户的生计策略及其跨期动态转型,并从生计阶梯的视角阐释了生计转型对贫困治理的意义。研究发现:(1)农户兼业化和生计多样化程度在不断提高;(2)低收益生计策略退出率和高收益生计策略进入率比较低,生计转型主要发生在中等收益的生计策略中,最终整个生计阶梯演化为“葫芦型”,是对“金字塔”型生计阶梯的一种改善;(3)农户家庭当期的生计策略选择对上一期生计策略具有显著的依赖性。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积累显著促进了农户生计策略的向高收益流动,而物质资本中的农用固定资产所形成的沉没成本,其捆绑效应阻碍了农户的生计多样化。因此,现阶段扶贫政策应该对农户生计资本提供保障,防止各类外生冲击(包括政策、自然)对农户资产的侵蚀,降低农户生计策略向低收益流动或者单一化的风险。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陕西安康的农户调查

易地扶贫搬迁的效果如何,关键取决于搬迁农户选择了什么样的生计恢复策略。基于在陕西省安康市所进行的移民搬迁和农户生计专项调查所获得的数据,采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和多项式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了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农业为主型生计恢复策略的选择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效应;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非农为主型生计恢复策略选择具有显著的影响效应,其中自然资本有着负向的影响效应;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搬迁农户选择多样型的生计策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对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由农业为主型向非农为主型转化有显著的影响;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由农业为主型向生计多样型转化有显著的影响。     

可持续生计框架下的灌溉管理改革问题分析

从灌溉管理改革和农户生计的概念出发,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中生计资本的理论,详细分析了灌溉管理改革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灌溉管理改革从不同方面对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储量和质量产生不同的影响,同时各大资本之间也不断地相互转化与组合,共同促进农户生计的发展。分析表明,灌溉管理改革使得农户的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得到丰富和拓展,但要进一步改善灌区农户的生计还需要得到多方面的帮助。     

贫困地区农户生计资本对大病风险冲击的影响研究——基于结构和水平的双重视角

农户的生计资本是其抵御大病风险的重要依赖.首先通过纳入心理资本维度对可持续生计理论进行拓展,利用桂、鄂、赣三省(自治区)农户微观调研数据,对农户生计资本进行量化.然后,基于生计资本的结构和水平双重视角,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探讨农户生计资本对大病风险冲击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农户生计资本具有结构和水平不均衡现象,各类资本测量值的大小顺序为心理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心理资本最丰裕,自然资本最缺乏;结构上,53.46%的农户属于弱资本型,分维度资本结构中心理资本占优型和社会资本占优型农户较多,分别占样本总数的39.62%和32.52%.②农户生计资本的分维度水平对农户家庭是否遭受大病风险冲击有着显著的影响.其中,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户是否遭受大病风险冲击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③对遭受大病风险冲击的农户而言,无论是生计资本的结构还是水平均在减弱大病风险冲击的严重程度方面有着显著作用.水平上,资本总量和分维度水平均对大病风险冲击的严重程度有显著负向影响;结构上,人力资本占优型和金融资本占优型农户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强.     

信息化对集中连片特困区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影响

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利用来自陕西长武县巨家镇339个农户调查样本,首先通过建构农户生计资本的多指标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信息熵法测算了指标体系权重系数及五种生计资本综合评价得分,发现集中连片区特困区农户生计现状整体较差,生计脆弱性高。其次通过构建考虑农户生计资本内生性特征的结构方程组模型,并利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发现,信息化对农户生计有着重要的影响。其中,家庭信息化能够显著推动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的改善;农村社区信息化对自然资本、物质资本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则有显著的负向贡献。最后,提出通过同步推进家庭和村级社区两个层次的信息化,特别是提升农户现代信息技术设备应用能力,可以成为新阶段集中连片特困区实施信息化精准扶贫的重要切入点。     

脱离“贫困陷阱”——以西南H村产业扶贫为例

扶贫背景下,深度贫困地区与其他地区相比,诸多限制性因素导致其自身无法实现跨越式发展,深度贫困群体脱贫存在对起始物质资产和人力资本交织的最低需要,即投入的“关键性门槛”.从长期来看,提高人力资本是脱贫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在无法实现人力资本短期飞跃的现实情况下,则需要关注深度贫困地区外来物质资产的介入.西南M县H村展开的扶贫实践表明,用外来物质资产暂时替代人力资本,通过人工干预扶贫措施来实现村庄产业扶贫的成效显著,结果显示,H村的产业扶贫不仅带来了主营产业收入,同时也带来了明显的外溢收入,H村采用干预扶贫措施农户的收入显著高于未采用干预扶贫措施的农户.研究表明外部援助对于深度性贫困群体脱贫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意识到摆脱深度贫困这一过程的复杂性,“输血”资源到“造血”功能的转化,需要重视人力资本的提升.     

生计资本分化对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江西省的实证分析

利用江西省587份调研问卷数据,依据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实证分析农户的生计资本分化程度及其对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1)当前农户不同类型生计资本的分化程度不同,程度从高到低依次是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2)在具体生计指标中,承包耕地中水田的比重、家庭存款与上年对比以及宅基地的处数对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呈显著正相关,耕地地块间相互距离、自家是否拥有农机具和家庭外借款项情况则呈显著负相关。     

贫困地区农户生计脆弱性的测度——基于秦巴山片区的实证分析

从可持续生计框架视角,使用秦巴山片区590户农村家庭2011年和2012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定量分析农户生计系统的脆弱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对农户家庭收入影响显著的主要有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家庭成员任乡村干部的数量。在此基础上,运用VEP分析方法测度农户生计脆弱性,实证分析表明:秦巴山片区农户的生计脆弱性明显,其脆弱性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生计资本多种缺乏型农户,其生计脆弱程度最高。具体而言,社会资本缺乏型、金融资本缺乏型和人力资本缺乏型农户的脆弱率高于农村平均水平。可以认为,生计资本的多种缺乏,是贫困地区农户陷入慢性贫困的根源。     

西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贫困脆弱性的评价——基于生计资本考察

通过调查问卷获取调查对象——西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相关数据,然后采用综合指数法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分别得到5种不同类型生计资本指数的个体数据,再以这些指数作为解释变量,对贫困脆弱性进行面板数据回归,确定这些生计资本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贫困脆弱性。实证发现所有类型的生计资本都和贫困脆弱性是负向因果关系,其中,最有效的减少贫困脆弱性的生计资本是人力资本,其次是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社会资本的作用较小,金融资本的作用则基本可以忽略。政策建议:一是降低西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投资实业的成本;二是降低西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获取金融服务的门槛。     

农民可持续生计与村民自治

利用CSS2017全国微观调查数据,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遵循“能力—意愿—行为”作用链条探讨农民可持续生计对村民自治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整体而言,我国村民自治的农民参与度严重不足;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村民自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金融资本影响效应最大,人力资本影响效应次之,社会资本影响效应最小,而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对村民自治的影响并不显著;人力资本层面的受教育程度、政治知识和能力贡献较大,金融资本层面的影响效应存在不确定性,社会资本层面的社会网络具有较大的显著正效应,而社会信任显著性正效应较小;政治兴趣和政治信任在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村民自治影响中存在不同程度的部分中介效应或遮掩效应,而政治兴趣中介效应量较大。因此,需要从参与整体现况、参与能力制约和参与心理意愿的维度提高村民自治中农民的参与水平。     

生计禀赋、农户参与对乡村绿色发展的影响——基于新疆和田295个农户调查数据

通过构建农户生计资本评估框架和乡村绿色发展参与度测评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因子分析法和灰色关联分析法,探讨了农户生计资本及其参与对乡村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1）研究区农户生计资本构成不均衡,人力资本测评得分最高,为1.3355,其次为金融资本为0.7638,社会资本为0.7531,物质资本为0.7263,自然资本最低,为0.4238。（2）乡村绿色发展参与度测评中,有59.04%的农户参与度相对较高,40.96%的农户参与积极性不高;且研究区内绿色生活参与度得分最高,为0.6062,其次是绿色理念,为0.5847,绿色生产得分最低,为0.0257。（3）在农户生计资本与乡村绿色发展关联性测评中,人力资本对乡村绿色发展影响关联性较高,其次依次为物质、金融和社会资本,自然资本影响最弱。据此,从农户生计资本、绿色低碳农业、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和乡村绿色发展环境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资本下乡对灾害移民生计的影响 ——以邛崃市南宝山安置点为个案

灾害移民作为一个具有生存性和发展性双重性质的群体,能否获取充足的土地等发展资源直接关系到灾后生计的恢复及其今后的生存与发展.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土地与资本相结合是不可避免的,以土地流转为媒介的资本进入农业领域,必然会对灾害移民的生计产生影响.文章以灾害移民为研究视角,选取邛崃市南宝山安置点为调查点,基于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与物质资本五个方面来分析以不同流转模式进入农业领域的资本下乡对灾害移民生计的影响.研究显示：“公司＋农户”的形式比出租土地的流转模式更适合,资本下乡对灾害移民金融资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影响显著,灾害移民就业多样化、收入多元化日趋明显,新型社会关系网络逐渐形成,生活方式趋向城镇化.     

基于“能力贫困”理论的大学贫困生“贫困循环”的破解路径

大学贫困生的贫困不仅表现为家庭经济困难、治贫能力低下,更主要表现为因社会制度、教育体制、组织建设等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匮乏而“人为”地将治贫主体排斥在社会资源圈之外,阻碍了他们对“手段”“能力”和“机会”的获取与提升,从而导致了恶性贫困循环,抑制了治贫主体脱贫意识与“可行能力”转化与提升。为彻底破解治贫窘境,从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双重视角,首先探寻了隐藏在大学贫困生背后与内在的驱动机理,进而从政策与社会支持、高等教育价值链、地方性知识校本课程、组织体系等方面系统地培育与提升贫困生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从而构建一个内含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立体化扶贫体系。     

SBS排布冻存管自动开关盖机设计

以农户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为研究目标,基于生计脆弱性分析框架,使用甘肃2016和2021年两期调查数据考察了农户在脱贫前后生计资本、暴露风险与生计脆弱性的变化。就农户的生计资本来看,在精准扶贫后有了较大变化,特别是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等维度的提升幅度较大,贫困户的生计资本增长幅度高于非贫困户,二者之间的差距明显缩小;就农户的风险暴露来看,健康风险和自然风险有所下降,但市场风险和突发事件有所上升;就农户的生计脆弱性程度来看,绝大部分农户处于较低脆弱性位次,但有近8.43%的农户脆弱性程度比较高,属于易返贫人群,应高度关注、及时预警,并制定一系列精准应对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