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村社理性”到“村社制度”:理解村庄治理逻辑变迁的一个分析框架

组织租并不足以说明村社理性所具有的特质,村社制度所内涵的,除了长期演进的重复博弈结构中形成的具有工具理性特性的“队生产”形态,还包括以血缘认同和村落共同体认同为基础的具有价值理性性质的家庭内代际分工和外部协作行为。这一价值形态和生产关系及其所依赖的小衣经济,即为小农村社制度,它实质上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条件的制约下,农耕文明演进路径依赖地形成的内生性生产与治理结构。豫南村落自主治理实践形态表明,当前“三农”问题的重要根源在于乡村巨变导致乡土伦理价值体系的式微与村社制度的瓦解。因此,“三治”问题的解决需要重建以村社理性为核心的小农村社制度。     

乡村组织振兴的实践路径创新——基于驻村第一书记的视角

乡村组织振兴是乡村组织体系的系统构建,包括建立和完善以党的基层组织为核心、以村民自治和村务监督组织为基础、以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合作组织为纽带、以各种经济社会服务组织为补充的组织体系。驻村第一书记兼具组织资源和乡村治理资源双重优势,为乡村组织振兴提供了干部人才支撑,在建强村党组织、推进强村富民、提升治理水平和为民办事服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因特定的运行与考核方式,驻村第一书记制度对下负责机制还不够健全,一定程度弱化了村级党组织的组织功能,具体表现为驻村第一书记对村级党组织组织力建设重视不够、培育各类农村经济组织的动力不足、与村庄内部各治理主体互动不足、对乡村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帮扶成效不明显。在助推乡村组织振兴过程中,驻村第一书记要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目标,把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作为建强村党组织的着力点,因地制宜,创新拓展基层党组织对农村工作全面领导的实现路径,探索引领村级党组织组织力提升,推动“一肩挑”背景下村级党组织更加高效健康运行,并推进党组织引领各类村级组织积极发挥作用,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安定有序。     

村社主导:资本下乡推动农村产业振兴的实践路径

实现资本与农村资源的有效整合是利用资本下乡推动农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前提。调研发现,农村资源及其支配主体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受限于市场交换互动模式的有限适用性,资本主体无法与农村资源主体形成良好互动,因而难以自行整合农村资源。村社组织具有“四位一体”的角色属性,可以灵活对接资本主体与农村资源主体。由村社组织主导农村产业发展时,可以将“资本整合农村资源”的过程转化为“村社组织整合资本与农村资源”的过程。村社组织一方面可以依靠利益互嵌实现与资本主体的有效互动,另一方面可以依靠“四位一体”的角色属性实现与农村资源主体的灵活对接,进而充分整合资本和农村资源,推动农村产业振兴。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村社组织的主导作用。     

乡村振兴战略下“数字乡村”建设路径探析

“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深远意义。针对“数字乡村”建设中存在的一些现实挑战,各地应该加快建设数字化信息基础设施,大力实施乡村产业和生活数字化建设,培育数字化专业型农村人才,不断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浙江省作为“数字乡村”建设改革的先锋队,可以将浙江省“数字乡村”建设模式树立标杆,进而不断带动全国进行示范和推广。“数字乡村”建设的最终目的,就是要绘就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美好未来图景。     

社会资本视角下内生型乡村产业振兴路径研究 ——基于闽南D村瓷砖产业的考察

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要依靠内生型乡村产业.通过对闽南村庄的一个专业市场进行田野考察,在社会资本视角下分析内生型乡村产业的社会基础、发展路径及综合效应.研究发现:乡村产业以农民家庭为主要经营主体.在产业发育阶段,农民通过动员社会关系进入产业,实现扩散经营,并且基于同乡互助,在专业市场内部达成保护型经营共识,避免恶性竞争,形塑出家庭经营-家族共营-同乡互助的关系型经济网络.内生型产业嵌入地方社会关系,农民的生产生活维持较高的一体化程度,对村庄生活有长远预期,有利于维持村庄共同体和社会秩序,但同时要注意产业发展可能面临的低水平困境.基于此,建议内生型乡村产业发展应充分挖掘地方资源,产业振兴与社会效益相互促进,有助于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从村规民约看我国乡村组织振兴发展路径

农村改革是我国改革的起点,乡村振兴是我国发展的源头.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中,组织振兴处于高屋建瓴的地位,而村规民约的作用在组织振兴中逐渐凸显.但村规民约建设仍存在认识不足,流于形式,与道德界限模糊,与法律对抗抵触,缺乏惩戒措施等问题.将村规民约等乡村内生秩序纳入法治化道路,对深化村民自治制度的内涵,畅通基层治理体系,将...     

村社赋权何以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以四川战旗村村社组织再造过程为例

拥有多维复合型权力的村社组织是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的关键,而不同来源的村社赋权塑造了乡村治理能力的不同面向。基于村社赋权的分析框架,对四川战旗村村社组织再造过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村社组织的权力来源于乡土社会、国家与市场的递进式赋权。首先,乡土赋权是一种内源性的赋权,村社内生的土地资源与社会资源赋予村社组织丰富的实践权力,形塑村社组织的连带式治理能力,促进村庄社会秩序和公共价值的再生产。其次,国家赋权是一种“能促性赋权”,即通过党建、试点、项目赋权赋予了村社组织能动性的政治权力,强化村社组织的统合型治理能力,建构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一核多元”的乡村治理体系,优化乡村治理结构。最后,市场赋权遵循着一种嵌入性赋权的逻辑,在资本、人才和技术赋权的过程中为村社组织提供可持续运作的市场权能,增强村社组织的经营型治理能力,有利于在维系乡村治理秩序的基础上促进乡村发展与共同富裕。因此,无论是乡土社会,还是国家和市场,都要注重赋予村社组织可支配的资源与权力,在此基础上增强村社组织的治理与发展能力。     

新时代乡村教育振兴的路径

新时代乡村教育振兴包含了教育脱贫攻坚成果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城乡教育融合发展,以乡村教育的全面提升促进全面乡村振兴三重内涵。教育脱贫攻坚的伟大胜利为新时代乡村教育振兴奠定了良好的环境、人才与科技基础。新时代乡村教育振兴要重塑乡村教育理念、整合乡村教育主体、挖掘乡村禀赋性资源,以乡村教育振兴助力全面乡村振兴。     

全面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经济发展路径研究

在目前国民经济的结构组成中,乡村经济有着较高的比重,不过尽管如此,其发展速度跟不上、发展不协调等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故而,乡村振兴战略便在此背景之下被推出,其以乡村振兴主要目标,将乡村经济推向正确的发展道路,结合合理的措施,做好发展乡村经济的准备工作,为乡村生活质量的提升创造可能.乡村经济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过程中起...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自治制度的创新路径探析

乡村自治制度是我国基层民主制度建设的伟大实践,亦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自治提供了新的历史发展机遇。当前,我国对乡村自治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随着新发展阶段新问题和新挑战的不断显现,不论是从实体层面还是从程序层面,现行乡村自治制度面临一些困境,存在主体权限不清、法律关系错位、规则设计弹性大、程序性机制阙如等问题,难以真正助力乡村振兴。借鉴国外乡村自治相关经验,着重从立法完善、主体定位、程序强化等方面破解当前我国乡村自治的制度困境,是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推进乡村自治的有效路径。     

乡村人才振兴的困境及路径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将乡村振兴提升到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而乡村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关键因素,乡村振兴离不开人才,乡村人才的作用至关重要.要突破人才发展困境,必须要从引才借力、制度政策和基础设施等方面改善人才发展环境,提高乡村人才竞争优势.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研究 ——基于政策视角

2020年我国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任务依然艰巨,如何在防止返贫的基础上解决相对贫困是研究重点.文章基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政策共性和政策差异,研究二者衔接的政策发展,并从产业、生态、文化、保障和生活五个角度提出政策衔接路径.     

法治乡村建设推进乡村振兴的价值耦合、行动构设与路径选择

乡村振兴需要法治保驾护航,法治乡村建设助推乡村振兴实现。在目标逻辑上,法治乡村与乡村振兴在现代化、乡风文明、治理有效与生活美好层面的价值耦合是法治乡村建设推进乡村振兴的基础前提;在实践逻辑上,乡村法治建设中的法治思维意识淡薄、法治体制构建滞后、法律运行机制不畅、法律服务供给不足的困局构设着要增强农民主体性、筑牢政治基础、提升治理效能和强化民生保障的乡村振兴行动方向;在策略逻辑上,探索多途径法治教育、加强权力规范化建设、强化法律有效实施和创新多元法律服务供给模式明确了法治乡村建设推进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治理路径研究 ——基于安徽省大圩镇乡村治理“五合模式”的考察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乡村治理作为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长期以 来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安徽省大圩镇在乡村治理路径的探索过程中，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乡村治理“五合模式”。大圩 镇乡村治理“五合模式”是指以农村基层党建“聚合”为引领、以乡村治理空间“融合”为平台、以乡村治理主体“联合”为依托、以 乡村治理方式“结合”为抓手，以回迁村社居民“和合”为目标的乡村治理实践创新，解决了基层党组织弱化、党委政府权威和公 信力降低、居民参与不积极、社区建设不完善等问题，极大地促进了大圩镇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