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贫困户的脱贫作用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载体,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对四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案例分析,发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创新农业经营模式和提供社会化服务两方面作用机制实现贫困户脱贫。其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新农业经营模式主要增加贫困户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而提供社会化服务促进了贫困户经营性收入的提高。因此,精准扶贫中应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抓手,重视其在产业扶贫中的作用,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持力度。     

小农户融入农业绿色发展：外包服务的考察

小农户融入农业绿色发展主要受制于其经营目标约束与要素禀赋局限。农业分工深化及其外包服务,一方面通过迂回投资,能够有效突破小农户绿色生产面临的瓶颈;另一方面通过市场竞争和声誉激励,能够诱导服务供应商形成农业绿色生产的内生动力。以化肥减量为例的实证研究表明：第一,外包服务能够显著促进农户化肥减量;第二,相较于规模户,外包服务对小农户实施化肥减量的促进效应更强;第三,伴随连片规模的扩张,采纳外包服务的化肥减量效应也显著增强。由此强调应倡导农业横向分工,鼓励小农户开展专业化连片种植,为外包服务积累充分规模的市场容量;同时深化农业纵向分工,培育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发展服务规模经营,以外包服务市场的繁荣促进农业绿色发展的市场化。     

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何以促进化肥减量

现有政策希望通过促进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发育和发展来推进化肥减量施用,但是其效果仍然受到质疑。基于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发展并不必然带来化肥减量效应,而主要决定于其匹配的服务对象：当服务的经营主体为农业企业、家庭农场、合作社、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时,匹配效应才能达到更优,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发展能有效地起到化肥减量的效果。研究也表明,在达成化肥减量目标上,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和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存在协同作用。因而,中国农业的减量化有必要关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的“匹配性发展”。     

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整合式供给及其动力机制——以皖东Q县为例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发展是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基于典型案例分析,探讨了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整合式供给及其动力机制。研究发现,农业社会化服务整合式供给区别于传统的分散式供给模式,主要体现在服务主体的规模化、服务内容的系统化以及服务方式的个性化三个方面。在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整合式供给实现过程中,农业规模经营构成了前提条件,各类服务主体之间的竞争是催化因素,地方政府则提供了政策或制度保障。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整合式供给推动了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中心的服务供给模式的形成,助力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但是却对小农户的发展带来了意外的负面后果。鉴于此,应该从三方面着手优化:提升小农户的组织化程度,加强对社会化服务主体的引导,加大对各类经营主体的支持力度。     

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发展现状与思路探析--以哈尔滨市为例

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是农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推进农业转型升级和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主要力量。以哈尔滨市为例,调查研究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发展现状,分析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在发展规模、辐射带动、盈利能力、资金来源、销售渠道、品牌建设、管理水平、产业化程度及发展预期等方面的情况,提出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明确各类生产经营主体的认定标准,建立健全土地流转机制,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扶持,培育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强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运作管理等建议。     

财政金融服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绩效评价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基础。由于农业属于弱势产业,具有显著的效益溢出性,加之在培育初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抵御风险能力较弱,因而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离不开财政金融服务支持,而提高财政金融服务绩效,对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进度和质量意义重大。通过考察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及其财政金融服务的理论关联与现实状况,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财政金融服务绩效进行评价,最后提出了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财政金融服务绩效的对策建议。     

水稻生产环节外包服务行为研究

基于413份水稻经营主体调查数据,运用交易成本比较分析方法和二元Logit模型,从经营主体异质视角研究外包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对规模经营主体而言,外包服务的价值在于降低生产成本,获取更有效的规模经济效应,其决策的关键是外包服务和自购农机的交易成本比较。年龄和农业劳动力数量对以农为主的普通农户的外包行为都有显著影响,而以农为辅的普通农户的外包行为几乎不受个人因素影响。此外,普遍农户的外包行为还都受机耕道路建设情况、到最近车站的距离、地形特征等外部因素影响。     

小农户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的主观意愿与客观程度的差异研究

农业生产环节外包日益成为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的重要途径。基于山东临沂小麦种植户的实地调研数据,采用截尾回归模型,对农户主观外包意愿和客观外包程度产生巨大差异的原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表明,农户采纳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的主客观差异巨大的主要原因是信息不对称、供给需求矛盾和农户土地禀赋差异。当小农户不能客观认知或者市场不能满足其服务需求,主客观差异就会增大。因此政府应当促进农户对社会化服务的正确认知,同时推动各类型服务主体发展,从而增加农业社会化服务产业的广度,促进社会化服务市场供求平衡。     

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的重新解读：新型农业服务模式的发展与意义

通过对以“联耕联种”为代表的个案考察,深入分析新型农业服务模式的经营机制和组织方式。在经营上,新型农业服务模式以家庭经营为核心将横向规模化中的高管理成本“化整为零”,同时通过外部规模化增加农业经营过程的分工和专业化,增进农业经营的迂回性,并通过组织化来减少从外部引进分工和专业化时的市场交易成本,实现“化零为整”的规模化效益;在组织上,新型农业服务模式以政府尤其是村级组织力量来进行组织和推动土地的集中连片,克服高交易成本,同时以农户为中心,保持农户的经营权与收益权,减少了阻力,提高了农户积极性,并以社区为依托,充分利用社区资源。由此,新型农业服务模式实现了在不进行经营权流转情况下的规模经营,并从农地规模经营拓展到农业服务规模经营,为土地流转和农地规模经营提供了另一种阐释和实现途径,并促进了农户生计发展、农村社区活性化和粮食生产。     

福建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机制与对策

通过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实证研究,分析福建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现状和农业机制环境,发现存在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在此基础上,从政策支持机制、金融支持机制、人才培育机制、农业保险机制、农业生产性服务补贴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培育福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创新农业机制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提供借鉴。     

发挥农村私营经济的补充作用 完善供销社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正> 需求广泛的农村社会化服务决定了社会化服务体系必须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和较高的系列化程度。当前,以供销社为骨干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仅要注意联合专业经济技术部门、乡村合作经济组织并与之相互融合、共同发展,还要注意发挥农村私营经济在资金、设施、技术力量等方面的优势,将其纳入供销社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之中,开展协作服务,从而真正形成实力雄厚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中国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研究进展与展望

农业生产环节外包是中国特色的农业规模经营路径重要的起点。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符合外包的基本定义,不仅能够弥补农业劳动力不足、提高生产环节的平均生产效率,而且还有利于小农户获取规模经济并降低生产成本。从资源基础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视角综述资源禀赋和交易成本两条路径对农业生产环节外包决策产生的影响效应,并归纳相关研究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和估计方法。进一步的研究进展应选择合适的模型,更多的关注地块特征的影响,并注重提出降低农业生产环节外包服务交易成本的有效机制。     

农业外包服务市场的发育与均衡：一个演化博弈的理论模型

农业外包服务市场并非静态的市场,而是存在发育、稳定和消亡等不同状态。文章在区分农业外包服务市场发育各个阶段的基础上,利用进化动力学和经济博弈理论构建演化模型,分析市场各个阶段的基本特征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农业外包服务市场发育的不同阶段,其稳定程度、均衡点和影响因素各不相同,应区别对待;农业外包服务市场可以通过政府补贴进行培育,也可能是工业化、城镇化发育到一定程度的自然产物,关键在于如何诱导供给双方同时进入市场。由此提出：在农业外包服务市场发育较为落后的地区应重点通过补贴或修建基础设施以降低服务商进入成本;在外包服务市场发育较好的地区应鼓励外部资本进入或跨区作业以扩大市场规模;在农村劳动力劳动生产率或非农就业工资较低的地区则不宜发育农业外包服务市场。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政策反思

近年来,各级政府在制定、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政策过程中存在过度重视工商资本农企、不重视在乡小农的新型农业职业化培育、对农民合作社扶持过度及对种养大户和家庭农场的经营方式定位不清等问题。学界对此进行了探讨并给出了一些政策建议,但一些研究结论有失偏颇,应予以矫正。通过调研分析认为,政府应恢复工商资本农企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地位,积极培育在乡小农为新型农业职业农民,消减和调整对农民合作社的扶持,促进种养大户规模化经营和家庭农场集约化经营,以规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建立,充分发挥其对我国农业发展的正面带动作用,促进其可持续发展。     

完善农村土地经营模式的路径选择

通过对农村土地的小农经营模式、家庭农场经营模式、合作经营模式、公司经营模式和集体经营模式的结构激励、经营效益和交易成本比较分析发现,五种土地经营模式都不存在绝对的竞争优势,但存在制约它们可持续发展的共性制约因素和异质制约因素。为此,完善农村土地经营模式的路径选择应当包括平衡多元生产经营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完善差异化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引导“家庭农场+合作社”土地经营模式的发展和尊重农民选择农村土地经营模式的自主权。     

经营城市的企业理论解释

从现代企业理论的交易成本理论角度,探讨了经营城市的重要动因是通过城市公共资源的开发,有效降低反映城市居民和企业实际产生的成本与获得的效用收益之间比率(是一个区间值)的城市内部相对交易成本,动态协调集聚所导致城市交易成本增加与城市发展规模关系;从委托代理角度,论述城市政府是城市居民和企业委托进行城市组织、规划、服务的主体,从事城市经营的企业是经营城市的主体;经营城市的战略目标应是降低城市内部相对交易成本,最终实现居民、企业的效用收益最大化,满足居民和企业生命质量不断提高的需求。     

嵌入性视角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适应性调适

当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规模化经营大都处于亏损状态,其主要根源在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脱离农村社区,盲目扩大种植面积;农业雇工过程中劳动力成本高,道德风险问题突出。但研究发现部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现实实践中找到了突破口,他们通过获取政治身份、人情化运作和策略性妥协的调适机制,即通过政治嵌入、文化嵌入和结构嵌入的方式,利用地方社会和农村社区中有利的制度安排和政治资源,争取发展空间,并依靠人情、面子等村庄文化和关系网络,建立起农业工人的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降低交易成本,增加经营收益。同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方向的调整和适度规模经营,有助于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构建完善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从而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步伐。     

农民合作社在赋予双层经营体制新的内涵中的角色研究

土地规模化和服务规模化是推动农业规模经营、实现农业双层经营体制创新的两个维度。赋予双层经营体制新的内涵在统一经营层面体现为经营性服务与管理性服务分离,使得统一经营层面服务主体多元化。农民合作社可以在统一经营层面通过服务规模化扮演社会化服务提供者角色,为小农户生产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也可以在分散经营层面通过土地规模化扮演规模化农业生产主体角色,获得土地经营权进而推动土地规模经营;还可以扮演农业社会化服务提供者与分散的农业经营者双重角色。赋予双层经营体制新的内涵,要将培育壮大农民合作社作为强有力的政策抓手,切实增强农民合作社自身实力,提升带动和服务能力,鼓励农民合作社通过多种方式获得土地经营权。     

地方高校助力高素质农牧民培育实践研究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指家庭农牧场、农牧民合作社、农牧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农业技能和专业服务的现代农业从业者,是新时代高素质农牧民培育的对象。地方高校在充分发挥人才科研优势,助力新时代高素质农牧民培育工作,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把农牧民培育与学历提升教育结合起来,在扎实有序做好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重点工作,健全乡村建设实施机制,带动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增收,健全农村党建工作,切实维护农村社会平安稳定等方面做出了大量的实践探索。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多元模式、内在逻辑与区域案例分析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和资源环境约束的日益加剧,小规模、分散化的传统农业经营模式弊端日益显现,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来破解“谁来种地”“如何种地”困境显得尤其紧迫。分析了传统农业经营模式的缺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多元发展模式及其内在逻辑关系,并通过案例分析得出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需要因地制宜、政府有力推动、政府财政政策支持、农村金融制度创新和法律保障等经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