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型社会”建设的金融支撑体系构建研究

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在合理配置生产要素、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两型社会”建设也赋予了金融业全新的历史使命：一是充分发挥金融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二是加快金融业自身的改革与发展，特别是不遗余力地推进跨区域发展，率先其他产业实现“金融同城”，为“两型社会”建设提供新型的金融服务支撑。因此，构建完善的金融体系，不仅是“两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有利于更好地促进“两型社会”的发展。     

东北老工业基地“全民创业型社会与文化”发展体系建构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必须要打造"全民创业型社会与文化"发展体系.要实现这一点,应该将其纳入政府工作目标,建构全民创业国民教育体系、全民创业型文化及价值观,建成完善的创业协调机制和社会体制,编制创业规划、实施目标管理,创建全民创业的社会服务体系,大力开发全社会创业资源和创业环境等.     

社会管理创新与“枢纽型”社会组织的打造——以广东省总工会为例

在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的宏观背景下,党和政府开始重视社会组织在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中的作用,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并且要求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群众组织努力打造为"枢纽型"社会组织。当前,广东省正在推动以团省委、省总工会、省妇联等群团组织为主体的省级枢纽型社会组织,并以此构建社会组织枢纽式服务平台,带动和引领相关领域的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有益的思路与尝试。     

“两型社会”建设的经济发展战略选择与对策思考

我国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经济发展战略选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现实发展的要求和未来发展的趋势;要完成这个历史使命,面临着诸多挑战和任务;因此,作者提出了我国“两型社会”建设的基本经济构架、发展目标和五大支撑结构体系及具体对策和建议。     

“两型社会”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研究——基于长株潭的实证分析

发展两型农业是我国农业转型升级的新取向,作为以高科技、低消耗、环保性、循环型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新型农业业态,两型农业已受到诸多地方的重视并付诸实践。长株潭城市群作为全国两型社会建设试验区,立足现实,紧紧围绕率先实现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的农业建设目标,坚持两型引领、创新驱动、分类指导、配套推进,加快推进了两型农业发展,其相关经验为其他地区农业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政府有效的支持和保护政策是两型农业发展的前提,多元化合作是实现两型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基础,现代要素注入是两型农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建立保护农民权益长效机制是两型农业发展的根本。     

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 助推“两型湖南”发展

《湖南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要统筹人口数量、素质、结构,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相协调,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即促进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之间的动态平衡,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它是人口发展的终极目标和理想状态,也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道路,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推动湖南科学发展。本文结合湖南人口发展现状和省情实际,从人口数量、素质、分布、结构、计生国策和人口管理等六个方面提出了湖南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的阶段性目标举措。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是湖南"两型社会"建设进一步深化发展的重大举措,最终目标是通过"人口发展均衡型"建设的支撑,使得湖南"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建设这艘航船在科学发展的航道行使得更稳、更顺、更快。     

“两型社会”建设中环保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与角色

"两型社会"建设,需要政府与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共同努力与合作。本文分析了"两型社会"建设中环保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必要性,进而论述了环保非政府组织在"两型社会"建设中的作用,最后对环保非政府组织在"两型社会"建设中的角色定位进行了探讨。     

“两型”社会试验区的区域管理体制机制创新

两型社会试验区的区域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工作对于推进区域内两型社会事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试验区区域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工作的起点首先是弄清试验区管理的目标及内涵,然后把握好试验区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的原则与思路,找出体制机制创新的重点,完善好各项配套措施,才能有效地实现试验区区域管理。     

关于湖南构建“两型社会”的几个问题

湖南当前所面临的资源和环境压力主要表现为：高耗能行业投资增速较快,企业节能排污的任务艰巨。在“两型社会”发展的推动下,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长株潭城市群建设为契机,加快新型城市化进程,将是湖南未来的路径选择。无论是新型工业化还是新型城市化,对于湖南经济而言,其实质就是选择一种区域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关于社区筹办“老饭桌”问题的调查与建议

社区筹办“老饭桌”是解决部分老人用餐的好办法。参加调研的同志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办好“老饭桌”要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和支持作用、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作用、政府为“老饭桌”补贴、政府对餐饮业实体开办老饭桌应给予相应优惠政策等建议。     

增强“两型社会”建设体制机制创新的可持续性研究

我省的两型社会建设已经形成较完整的体制机制体系,但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管理,工业化进程中的技术创新、组织创新与文化创新,市场化进程中的各种市场制度创新,特别是资本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创新,快速发展带来的综合管理还需要进一步进行体制机制创新,增强两型社会建设体制机制创新的可持续性,促进体制机制或制度体系的系统化整合,按四位一体的途径与点线面体相结合的思路深度推进。     

“两型社会”建设视野下的再制造与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探析

再制造作为循环经济中资源化的一个新手段,是一个再循环过程,为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它推动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进入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再制造的新型循环经济时代,丰富和发展了循环经济的理论体系与应用技术,是实现两型社会建设的新路径。     

“两型社会”综合测度的基础:基于文献的述评

现有关于"两型社会"综合测度文献注重评价模式及指标选择、方法介绍与应用等技术层面,对"两型社会"内涵的挖掘比较欠缺。而对"两型社会"内涵的准确把握又是构建科学合理评价体系的关键。正是基于对"两型社会"内涵的不同理解,导致了指标体系的差异及结果多样性。     

“老上海”的前世今生——时尚文化与精英叙事的“怀旧”形态

20世纪90年代以降的老上海时尚怀旧文化热潮﹐影响延续当下。其消费文化的实质﹐投射出以复制方式所表达的历史的匮缺感。商业性为内核的选择性记忆﹐亦标识其与《长恨歌》等书写上海的严肃文学作品所蕴涵怀旧元素的分野。王安忆等作家所建构的小说文本所呈现出的时间—历史与空间—城市交互指涉的关系,构成了潜在的知识分子话语对于消费主义空间观及其相联系的资本营运方式的的反拨。而新天地等新兴都市空间的出现,则将以上对抗实体化。旧城空间的衰落﹐大量资本的注入及在改造过程中对高尚阶层的吸引策略,构成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交互作用的资本营运过程。其进一步表现出商业性怀旧与生俱来的缙绅化倾向对历史空间在地化的席卷与解构。     

“两型社会”建设中绿色GDP评价体系的建立与实施机制研究

绿色GDP是衡量两型社会建设成效的有效工具,能够促使地方政府落实两型社会建设相关政策,其实施须以三方联动、项目拉动、示范推广等为原则。绿色GDP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经济发展层、社会进步层、资源节约层、环境友好层等诸多关联指标。推行绿色GDP,建设两型社会,要完善排污权交易机制,以市场机制推动绿色经济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拉动两型经济的发展;采用环境质量指数来对有关环境要素的优劣进行评价;要将绿色GDP考核评价体系纳入官员绩效考核。     

效率与社会公平关系的新解读——一种“行星运行型”立体思维模式的思考

效率和社会公平是公共行政精神的重要内容。目前很多学者囿于既定思维将二者看成是一种简单的博弈。本文认为：公共行政精神的定位应当采用一种全新的＂行星运行型＂的立体定位模式。这样有利于我们克服传统认识所遇到的困境,更好地处理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关系。     

珠海市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的实证研究

人口均衡型社会着眼于从系统、动态、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来规划和解决人口问题,不仅是对人口发展实践的系统总结和高度提炼,同时也是人口发展理论的丰富和深化.从内在均衡和外在均衡两个方面对珠海市进行研究,结果显示:珠海市为适应不同时期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通过适时调整人口政策,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从而使其在整体上处于良好的协调状态,但仍面临突出的挑战.对此,在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的对策组合方面提出“三重转变”和“四个加强”的建议.     

基于“两型社会”目标的衡阳城市人居环境建设

随着科学技术进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一系列困扰人们的城市问题，如人口密集、交通拥挤、生态环境恶化、城市人居环境质量下降。城市生态化发展及“两型社会”和宜居生态城市成为城市人居环境建设的主要目标。对照“两型社会”目标及宜居生态城市标准和特征，基于衡阳宜居生态城市建设基础条件，通过怎样的途径解决宜居生态城市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如何将衡阳建设成为宜居生态城市是衡阳城市发展面临的新课题。     

迈向“能动型社会管理”

受动型社会管理与能动型社会管理是社会管理的两种主要模式。这两种模式在价值信念、基本原则、政府角色定位、行动逻辑、目标与手段等层面存在根本分歧。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实践中,应当舍弃受动型社会管理的陈旧理念,迈向能动型社会管理。能动型社会管理坚持公民主体性地位、以公平正义为价值理念、以社会福利建设为实践基础、强调社会管理的多方参与机制建构、主张政府行为制度化建设,将最大限度地捍卫和实现公民的最根本利益作为终极目标。这种管理模式与新时期国家执政理念相契合,是中国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