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突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战略选择

借助全球价值链参与国际分工并进行产业升级是发展中国家制造业获得发展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依靠国际代工方式,中国制造业嵌入到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生产体系中,对外贸易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由于中国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以及发达国家对中国制造业技术赶超和价值链攀升过程进行严密控制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制造业被"锁定"在微利化的加工、组装环节,利益分配、市场培育和企业发展均受到严重损害,迫切需要政府、市场和企业共同努力,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方式由粗放型的数量扩张向集约型的质量增长转变,实现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层次提升。     

基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中国企业国际竞争战略选择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制造业国际分工进一步加快。面对全球分工体系的深化和发展,中国制造业企业在战略选择上面临着如何加入全球价值链和如何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有利地位这两方面的问题。中国企业应该在综合考虑设计能力、制造能力和市场拓展能力的前提下,理性地选择适合自己的国际竞争战略,不断提升自己的竞争优势,在全球分工中移向新的、更有利可图的价值链,推动中国制造业企业绩效的整体上升。     

新冠疫情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影响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各地区加速蔓延,本文从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分析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带来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第一,中国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日益提升,在全球生产体系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第二,湖北省的出口增加值更依赖于省内,疫情对湖北省内经济具有一定的冲击;随着中国疫情全面可控,疫情对中国的影响正逐渐减弱,然而疫情在全球的大规模蔓延,短期内会从产业链上游和下游端对全球价值链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第三,长期来看,新冠肺炎疫情是继中美贸易摩擦之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面临的重大机遇与挑战.在全球经济增长变缓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的趋势下,中国应以数字经济为发展契机,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加速企业自主创新,扩大内需,加快形成国内大循环体系,创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区域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升级研究 ——基于全产业链构建

传统的国际分工形式限制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攀升,虽然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程度较深,深入全球生产网络的趋势在不断上升,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呈现"右偏V"型发展趋势,国际分工地位表现出向上游攀升的特征,但分工地位仍相对较低,制造业行业间差异显著。实证结果表明:技术进步对制造业竞争力提升具有促进效应,盲目地深入全球分工体系不利于制造业升级,必须依靠技术进步通过提高分工地位来推动国际竞争力的提升,进而实现制造业整体升级。中国制造业在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节点转移的过程中,需转变垂直分工到水平分工的思路,构建以技术进步主导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打造制造业价值生态体系,在多个价值环节与全球伙伴进行水平合作,增加中国国内间接附加值率,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以实现产业升级。     

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对能源消耗水平影响的测度——基于中国39个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制造业服务化战略实施以来,中国制造业不断加大服务要素投入,逐步降低对能源消耗的需求和依赖.然而,从我国制造业能源消耗强度及总量的发展趋势看,现阶段制造业服务化虽带来全球价值链行业分工地位的改变,但并未显著减少我国制造业的能源消耗,反而对制造业行业上游度产生反向调节作用,服务化转型的能耗总量不降反升.事实上,能源消耗作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评价指标,受到各部门要素密集度、服务要素投入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异质性等的影响.在制造业服务化引发价值链分工位置变化的初期,规模扩张带来的能源消耗增量会抵消制造业服务化的能耗减量效应.下一阶段,制造业应注重与新兴生产性服务要素相融合,对不同企业实施差异化扶植政策,抢抓新基建、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发展高地,以激发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双向促进作用,触发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本土跨国公司培育路径探析

全球价值链分工突破了传统分工中的国家边界,进一步凸显出跨国公司在国际分工和贸易中的主体地位。培育跨国公司已经成为一国或地区参入全球竞争,提升国际分工地位的必然选择。培育本土跨国公司,是我国打破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控制的全球价值链体系格局,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地位的重要途径。我国要鼓励大型企业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主动实施国际化战略,发展自主型价值网络,由被动嵌入全球价值链向主动嵌入全球价值链并逐步占据价值链关键环节转变,在发展成为跨国公司的同时,提高对全球价值链关键环节的掌控能力。     

本土代工制造企业双重嵌入GVC/NVC的知识传导机制研究

本土代工制造企业单纯嵌入全球价值链(GVC)并不能实现其功能升级。知识经济时代,帮助代工制造企业寻找到一种有效的知识传导机制对于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代工制造企业在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和国家价值链(NVC)双重网络的过程中,可充分挖掘网络资源,通过与网络成员的良性互动来获取自身发展所需的知识、信息、技术等资源。站在代工制造企业的立场,研究其知识获取的路径,可建立一个在GVC和NVC双重嵌入中的本土代工制造企业与其他组织间的知识传导模型。本土代工制造企业通过整合全球范围的资源,在本土市场和全球市场两个层面与外国企业开展竞争,这将有利于中国代工制造业在中国经济适度开放的条件下实现国际国内双重循环,最终有可能获得全球价值分工体系中的均衡关系,甚至占据主导地位。     

新工业革命时代全球制造业发展新趋势及对中国的影响

新工业革命对人类的技术、思维、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产生了显著影响,也推动了全球制造业发展环境、发展趋势和发展格局的变化。全球制造业出现智能化、服务化、绿色化、高端化和国际化等发展新趋势,制造业格局正随着世界科技变革和产业迁移进行重新调整。新工业革命及其驱动的制造业发展趋势与格局变动,使得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需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坚持创新驱动、智能转型、强化基础、绿色发展和融合提升,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进而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环节,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     

中国制造业厂商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及成因分析

本文在中国制造业越来越深刻、广泛地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背景下,通过对价值链分工体系及我国贸易竞争力的分析,探讨了当前我国制造业厂商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并基于此分析了其在一定时期内处于出口导向型组装加工、非密集非核心技术零部件供给分包这一分工地位的原因。     

从全球价值链转向全球创新链:新常态下中国产业发展新动力

在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制造业增长模式下,中国产业发展动力衰减。进入新常态的过渡时期,中国必须从加入全球价值链转向嵌入全球创新链。这种转型的实质性内容,就是要主动参与新的国际分工和产业重构、培育新的比较优势,重塑产业发展的新动力。1具体包括两方面的战略转换:一是要依托于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推进以现代服务业开放化发展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二是要在全球价值链的基础上,通过扩大内需战略的实施,逐步转向嵌入全球创新链,实现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轨道的发展。中国企业在主动嵌入全球创新链的过程中,可以得到更多的全球智慧和资源为我所用,可以解决创新动力不足和资源短缺问题。战略转换的具体形式是推进单纯的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开放化的创新驱动型经济,这对政府经济工作的重点、抓手、突破口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也必将带来现代服务业的迅速发展。     

论产业内劳动的转移与发展

以同一产品价值链上不同环节在优势发展空间或区域分布为特征的产品内贸易分工已成为现代国际贸易分工的主要形式之一.在此背景下,产品内贸易分工中"中国制造"的产业创新与升级问题也日益引起各界的关注.我们从劳动价值论的视角出发,通过比较三次产业间与产业内劳动转移与发展的规律,解析了产业内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转移与发展的现象及其原因,厘清了产业内劳动的转移、发展与横向产业理论的逻辑关系,阐释了产品内贸易分工格局下全球利益分配不均衡的根源,提出"中国制造"的产业升级本质上是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的升级,是知识带动下技术与创新的升级.     

中韩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衡量——基于增加值贸易的视角

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采用Koopman等提出的"GVC位置指数"和"GVC参与度指数"从增加值贸易角度测算比较了1995-2011年期间,中韩两国出口贸易整体和不同技术层次的制造业行业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参与程度及其动态演变过程。结果显示,中国已较大程度地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中,虽然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下游位置,国内间接增加值出口对全球价值链的贡献仍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但其贡献度逐年增加,并且具有一定的攀升趋势;而韩国位于全球价值链的相对上游位置,但在部分高技术制造业行业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且具有一定的下滑趋势。     

数字监管异质性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基于“共轭环流”分工理论的实证研究

随着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的不断加深,加之制度环境、数字基础水平以及经济利益诉求的不同,造成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数字监管政策非协调性不断增强。基于“共轭环流”分工理论,利用中国与49个贸易伙伴国2014—2019年的分行业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监管异质性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可以发现：数字监管异质性会抑制中国在“共轭环流”分工格局下枢纽地位的提升。在发达国家价值环流中,数字监管异质性有助于中国制造业摆脱长期被“锁定”在低端环节的国际分工现状,实现价值链升级;而在发展中国家价值环流中,数字监管异质性则会削弱中国对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控制力,不利于中国引领发展中国家共同进步。通过与贸易伙伴国签订数字合作协议,能有效地缓解数字监管异质性对中国枢纽地位产生的逆向冲击,进一步巩固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核心地位,提高中国在全球数字治理中的话语权。     

投入服务化的双重效应与中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

随着全球产业间的投入产出关联度不断提高,服务要素投入对制造业的影响愈发显著。基于混合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检验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制造业已经跨越“服务化陷阱”,继续增强投入服务化将促进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投入服务化的价值链驱动存在明显的双重效应,即国内来源投入服务化的增强对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而国外来源投入服务化增强则对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有明显抑制效应。这种双重效应表明,只有推进价值链全球治理体系从发达国家单一主导结构向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的多边治理体系转变,才能积极化解全球价值链风险,实现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长期稳定和发展。将中国制造业国内价值链整体嵌入RCEP区域分工,有利于突破中国制造业低端锁定的现实困境。以投入服务化促进制造业发展,必须实现投入服务化从“量”的增长到“质”的提升的科学转换。     

RCEP对我国贸易以及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基于一般均衡视角

对RCEP其他成员国的贸易总量快速增长,成为推动我国涉外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构建贸易一般均衡模型,研究RCEP生效实施后成员国关税等贸易成本大幅下降对全球价值链格局、我国全球价值链位置变动的影响,结果发现RCEP生效实施后,全球价值链分工进一步深化;中国的上游化程度微弱上升,下游化程度显著提高;我国绝大多数制造业上游程度和下游程度同时上升,其中上升幅度最为显著的是电脑、电子和光学产品的制造。RCEP的落实有利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以及各国贸易的发展,但对不同国家、不同行业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对此,我国应推动区域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形成区域性的国际大循环;完善区域贸易规则体系,推动国际秩序体系的构建;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并妥善处理协调中低端制造业转移和稳就业关系。     

要素分工论

当代国际分工正从产品分工向要素分工发展,这种分工的边界是生产要素,是价值链上具有劳动要素密集、资本要素密集、技术要素密集或其他要素密集性质的各个环节之间的分工。要素分工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投资和贸易活动的必然结果,其实质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资源整合。在要素分工条件下,各国的优势更多地体现为价值链上某一特定环节上的优势,国际分工利益不再取决于进口什么、出口什么,而是取决于以什么样的要素参与什么层次的国际分工,对整个价值链的控制能力有多少。中国应努力培育高级生产要素,提升企业整合各类先进要素进行创新活动和全球化经营的能力,不断提高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     

数字经济赋能全球价值链韧性的影响机制及其靶向路径

价值链韧性具体表现为吸收逆境冲击的免疫力,或通过调整适应而迅速恢复系统冲击前发展路径的适应性修复力,抑或是转向一条更优发展路径的创造性破坏力,着力提升全球价值链韧性成为后疫情时代价值链安全治理的主攻方向。数字经济对全球价值链的渗透和融合,不断重构国际产业分工布局,加速全球价值链的分工演进,成为锻造全球价值链韧性的强劲动能。数字经济赋能过程呈现主体广泛、类型多样和过程复杂的鲜明特性,牵涉数据要素层面的“潜能—风险”、数字平台层面的“优势—垄断”以及数字技术层面的“引领—异化”三组对立统一的张力关系。数字经济赋能全球价值链韧性主要表现为“提升—破坏”双向作用机制,其中,韧性提升机制包括数据要素、平台经济和数字技术的正向赋能效应;韧性破坏机制包括数据风险、平台垄断和技术异化的负向赋“能”效应。在数字时代背景下,着力提升我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韧性治理能力,亟须从“数据—平台—技术”三方面精准施策,充分发挥数字经济赋能全球价值链韧性的提升作用,为我国在新一轮全球价值链竞争中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新红利、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强劲推力。     

新发展格局下现代物流与制造业协同发展研究——基于大城市内部企业的微观选址行为分析

新发展格局对现代物流与制造业协同布局、联动发展提出更高要求,不仅要打通宏观尺度的"大动脉"也需要进一步畅通城市经济内部的"微循环".文章利用核密度、空间自相关以及协同共位商等空间计量方法,分析大城市内部现代物流集聚分布态势以及物流与制造协同布局特征、机理.研究表明:新发展格局下,城市内部现代物流细分行业分布出现了新的空间分异特征,表现出"向心"布局与"离心"布局的动态调整性.物流运输企业的分布相对更加离散,货运代理等高端物流服务业更倾向于集中布局.在城市生产单元内部,物流与制造业的协同布局已经从线性的空间比邻关系向更复杂的供应链协同转型,并呈现出新的网络化格局.为了畅通城市经济循环,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升级,"加强对物流集聚区的分级分类分区专业化规划布局""加强物流与其它他价值链要素的协同规划布局""创新与制造业产业集群的多样化协同集聚模式"是城市尺度现代物流与制造业协同布局应着重考虑的三个方面.     

数字经济影响下全球价值链的重构走向与中国应对

数字科技发展对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具有“双刃剑”作用。数字科技助力更多微观经济主体融入全球价值链，推动全球价值链衍生新节点，化解长价值链条所面临的控制难题，破解成本与风险约束，消弭信息鸿沟，从而推动全球价值链进一步细化分工、深度延展。但数字科技也表现出逆全球化特性，加速制造环节回流发达国家本土，简化工序流程，导致全球价值链表现出短链化、区域化、扁平化等特征。在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下，未来全球价值链将表现出以下重构趋势：产业回流引发纵向收缩，区域合作导致横向延展；“数字产业化”推动数字产业价值链延展，“产业数字化”引发传统产业价值链收缩；企业总部在物理空间内集聚，离岸业务在数字空间内扩散；“链主”企业实施的聚焦、进取或权变战略，是推动不同价值链展现出差异化重构走向的微观基础。有鉴于此，中国须适度超前布局数字基建，提升数字产业发展能级，打造数字化链群生态圈层，加快构建以中国为主导、凸显中国数字优势的区域价值链。     

后危机时代中国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

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得全球主要经济体均不同程度受到冲击.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格局复杂多变,但比较优势依然是国际分工的基础.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调整中如何实现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对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比较优势变化进行详细考察,对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进行分析,遵循比较优势原理发展制造业,在比较优势的变化中寻找实现中国制造业可持续发展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