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分配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探析——基于中美慈善捐赠的比较视角

第三次分配作为收入分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实现共同富裕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文章从企业参与第三次分配的动机、决策影响因素以及绩效等方面进行文献梳理,发现当前我国企业参与第三次分配大多是基于利己主义动机的,参与形式主要以现金和实物捐赠为主,且参与行为会受到政治经济因素、税收优惠政策、企业管理层特征、企业业绩及产品状况等的影响;从参与效应看,企业参与第三次分配对企业的创新能力、经营绩效、融资能力等的提升有显著影响,同时还有助于企业积累声誉资本。就当前研究而言,我国企业参与第三次分配的形式还比较单一,如何拓宽企业参与渠道,提高企业捐赠积极性和捐赠效率是今后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第三次分配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分配不公是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源。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贫富差距逐渐扩大,在做好第一二次分配的基础上,通过制度调整和公众社会责任心来启动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对缓解我国贫富差距有着巨大的帮助。     

第三次分配中慈善捐赠的经验性探讨

国外慈善捐赠看似微不足道,却对于西方社会的稳态定型起到巨大的作用.文章分析了国内慈善捐赠中所存在的问题,针对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实际,提出了一些关于加强第三领域管理的建设性意见和引领性举措.     

伦理视阈下的第三次收入分配

第三次分配具有其独特的伦理意蕴,以公平与和谐的追求为伦理价值,以仁爱与责任为伦理基础,以道德的培育和制度的完善为伦理保障,使社会的收入分配,在市场调节和政府主导之外,通过社会力量的扶贫、助学、救灾、济困、解危、安老等慈善捐助形式,实现社会资源和财富的逆向转移,成为化解社会矛盾、缩小贫富差别、促进公平和社会和谐发展的润滑剂和助推器。     

共同富裕视角下激励第三次分配的法治进路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及推进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第三次分配必不可少。国家为实现社会共同富裕的目标追求,以法律和政策的双重手段调整复杂多元的分配关系,通过建立稳定长效的第三次分配激励机制,解决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冲突。我国已逐步形成以促进慈善事业、慈善组织治理与监管、慈善资源分配为基本维度的第三次分配政策框架,具体政策的落实有赖法治充分发挥其促进、激励和保障作用。第三次分配发展面临治理范式与分配内容不适配导致治理失灵、分配方式存在缺陷导致分配效率不足、法律激励偏重外在致使分配效果不佳等现实挑战。在法治层面激励第三次分配发展,需要各类法律制度的综合调整,构建适应第三次分配发展的多重治理体系、优化适应第三次分配发展的慈善资源结构、拓展适应第三次分配发展的激励相容机制。     

缩小贫富差距亟需第三次分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也出现了巨大的贫富差距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能否最终实现。要解决贫富差距,追求市场公正而牺牲社会公正的第一次分配无法实现,追求社会公正而面临诸多现实压力的第二次分配也无法实现,所以,必须大力发展以道德为力、以非强制方式进行的第三次分配。     

共同富裕视角下的第三次分配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邓小平同志波浪式共同富裕思想的指导下,已经实现了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依靠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目标。那么,下一阶段的目标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先富起来的人带动和帮助后富的地区、后富的人致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家解决这个问题的政策主要集中在再分配领域,本文则强调第三次分配领域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第三次分配视野下廉洁文化理论与机制建设研究

发挥第三次分配对建设廉洁社会的推动作用,是党的十九大会议明确提出的旨在促进社会公平、效率和共同富裕的重要议题。厘清第三次分配对中国廉洁文化和机制的作用与边界、构建新时期廉洁文化体系,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依托力量,故此整体审视廉洁文化研究状态并把握其学理向度尤为紧迫。首先在理论基础层面,应探讨廉洁文化理论的整体构建,清晰廉洁文化体系因何而建和如何以建的问题。其次在制度构建层面,须阐明廉洁文化机制的运行机理,明确廉洁文化机制中主体是谁、任务是什么以及形态和功能有哪些。最后在实践发展层面,要重点强调第三次分配赋能廉洁文化理论和机制的作用,实现廉洁文化理论与机制研究从学理向实践的跃迁。     

角色扮演、场域切换与第三次分配——兼论分享经济作为广义第三次分配

现关于第三次分配的讨论常常将其等同于公益慈善,并将其限定在收入分配的经济功能上,从而既无法穷尽归于“社会”名下的所有分配形式,又忽略了第三次分配在收入分配之外的社会功能。实际上,第三次分配具有较为广泛的外延,狭义的第三次分配指公益慈善,而广义的第三次分配则包括公益慈善、关系分配和分享经济等多种资源分配形式。要从角色扮演、场域分化与场域切换的角度来理解第三次分配。随着自利人(经济人)角色从其他角色中分离出来,其他各种原来重叠的角色也发生了分化。不同的角色类型被分置到不同的资源分配场域,分别是市场分配场域(市场部门)、制度性(或政策性)资源分配场域(国家-公共部门)、利他性资源分配场域(第三部门)和情感性资源分配场域(关系部门)。人们借助场域切换,分别在这四个不同场域扮演自利人(经济人)角色、公民角色、利他者(道义人)角色和情感人(关系人)角色。此外,第三次分配不但与角色分化和场域分化相联系,而且也可以出现在混合场域中(如分享经济)。     

非创始人CEO对企业盈余信息质量的影响——基于创业板公司的实证研究

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变化如何影响企业的盈余信息质量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民营企业在创业初期通常由创始人兼任企业CEO，但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由于创始人的个人能力和经验无法满足企业的发展需要，创始人会放弃兼任企业的CEO转而寻找外部职业经理人，由此产生第一类代理问题：创始人、外部监管部门和投资者逐渐产生对企业提供高质量盈余信息质量的需求。文章以2009—2016年我国A股创业板市场的336家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盈余持续性、盈余反应系数以及盈余管理程度测度盈余信息质量，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非创始人CEO和公司盈余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创始人放弃兼任CEO显著提高了企业盈余信息质量；相对于企业内部非创始人股东担任CEO而言，来源于经理人市场的CEO对盈余信息质量的正向作用更强；当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信息压力较大时，非创始人担任CEO对盈余信息质量的正向影响被削弱。文章的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组织结构的变化是企业提高盈余信息质量的动机之一，同时这种动机也会受到外部信息环境的影响。     

社会企业研究述评

社会企业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备受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本文主要从社会企业的概念界定与组织属性、类型特征与目标选择、生存要件与政策机制三个方面梳理国内外社会企业的研究进展,以期利于中国社会企业本土化研究的进一步拓展。     

收入平滑盈余管理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来自2009年深市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为验证收入平滑盈余管理是否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产生影响,选取2009年国有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评选榜单中的71家公司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收入平滑盈余管理程度越高,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越低;公司规模大的上市公司会披露更多的社会责任信息;盈余平滑程度是影响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程度的重要因素,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有显著影响;资产负债率未表现出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显著影响。     

怎样认识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差距与公平

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繁荣。经济发展使社会成员的收入普遍得到了提高 ,同时收入差距日益扩大 ,那么 ,如何看待收入分配的差距与公平 ?就困惑人们的几种思想认识作一粗略说明     

中国朝鲜族英语教育研究综述——作为第三语言教育研究

中国朝鲜族在特定的历史与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形成了区别于主流民族，区别于朝鲜半岛上同一民族的双语双文化建构特征。这个特征在语言教育中的影响尤为明显。根据语言的普遍性意义特征和“多语者多语能力”的理论，朝汉双语人应具有较强的语言学能。然而，在日语教育中予以肯定的“优势“在英语教育中却时常呈现出“劣势效应”，因此而开展起来的中国朝鲜族英语教育研究，旨在为三种语言学习者寻找能够使他们的“双语建构”特征发挥优势效应的英语教育途径及教学模式。作为一项全新的系统工程，经过十多年的潜心研究．已开始取得值得瞩目的成果。对此进行学术层面上的阶段性总结将有助于该系统工程的可持续发展，也有助于引起对朝鲜族英语教育的更广泛关注，对探讨中国朝鲜族英语教育现实问题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大数据背景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中日比较——以“知情权”为视角

文章从大数据背景下人民"知情权"的角度切入,从比较法的视野就中国政府现有信息公开制度进行分析,并在借鉴日本的成熟经验后主张应当在信息公开立法的目的中引入知情权,并在保障信息公开请求权的基础上扩张信息公开请求权人的主体范围,完善信息公开载体的数据化管理,再辅以对"知情权"的相对限制性规定,从而将政府信息公开的管控形态从传统的以行政行为为主导的封闭性信息支配模式,逐渐过渡为以保障知情权为主导的开放型信息支配模式,以应对大数据时代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