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小说”与“历史的小说”——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发生的日本因素

日本近现代历史小说对中国现代历史小说文体的发生有着重要的影响。作为日本近现代文学现代性意识与观念发展的结果,“历史小说”与“历史的小说”的定义与区分,影响到鲁迅和创造社作家郁达夫对历史小说的理解,他们分别创作出“新编体”历史小说和纯主观的“历史的小说”的同时,也为中国现代历史小说文体的发生开创了两种模式。     

中日两国传统政治历史观的纠结

中国相当成熟的传统史学与政治历史观,传入社会发展尚属早期的日本,经其作出一定改造之后,对整个日本的社会政治起到导引路向、改铸结构的作用.日本史学是在中国影响下诞生的,其早期史书《古事记》、《日本书纪》无不明显表现出中国史学的影响.日本古代天皇“万世一系”的政治面貌,实际是在中国儒学历史观和正统论影响下形成的,但却被用为日本优越于中国的根据;在“大一统”观念和“华夷”思想上,日本同样在接受中国理念时有所改造,造成同源文化之间相异之处的纠结.从历史文化根源上对此予以探研,具有深刻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宏大叙事的拆毁——《故事新编》的“现代性”浅论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的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的历史小说创作开始摆脱史传文学和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规范的束缚，以全新的姿态走进二十世纪，从而显现出鲜明的“现代性”特征。本文拟从鲁迅的历史观入手，探讨《故事新编》的“现代性”。一、怀疑主义的历史观在历史观上，鲁迅持深刻的怀疑主义。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中将中国的历史概括为“瞒和骗”的历史。他认为，中国的正史“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华盖集·忽然想到》）。他曾这样说：“中国学问，待重新整理者太多，即如历史，就该…     

当代中国对日本书法之引进、融汇与扬弃

几千年以来 ,中国书法对日本是作为母体与“根”而存在的。只有日本不断地向中国书法学习、汲取 ,却不曾有过作为“母亲”的中国书法逆向地向日本书法这个支脉进行取法的历史现象。但在日本明治维新和二战投降的这两大历史时期 ,日本书法依靠来自西方的冲击与激发 ,开始摆脱作为中国书法从属地位的处境 ,走向了独立自主的新的体格 ,而身处贫穷落后的清末民初与封闭保守的上世纪中叶的中国书法 ,却以不同方式开始了对日本书法的逆向回输。本文对近百年来中国书法对日本的逆向回输的基本事实以及其内容、方法、结果进行了大致的排比 ,对60年代和80年代以后这两个重要时期的书法交流活动进行了梳理与归纳 ,并通过理论上的从译介到比较研究和创作上的从模仿到生态超越这两个课题的设立 ,最终勾画出近百年中国书法与日本书法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侧面     

梁启超与孙中山历史观之比较研究

梁启超与孙中山都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思想活动与斗争实践都集中反映了资产阶级不同派别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某些特点。比较一下他们的历史观,不仅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他们政治思想的理解,而且有助于认识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孙中山稍长于梁启超,而在历史舞台上,梁启超却捷足先登,历史观的形成也是梁先孙后。他们在阐述社会历史发展、特别是如何解决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危机时,有一个共同点,即都围绕“民”来陈述自己的历史观和政治主张。“民”是他们的历史观的出发点和核     

五四运动与新史学的命运

〕１９０２年梁启超写的《新史学》打起“史界革命”的大旗，对封建史学展开猛烈批判。他在历史进化论的基础上提出新史学的历史观，建立起历史哲学，论说历史有客观的公理公例。五四运动后，到了本世纪２０年代，梁启超否定自己的新史学理论。五四运动时期，李大钊同志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历史和近代社会，提出建设现代史学的主张，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２０年代中国新史学发生的变化，留给人们的启示是：要发展新史学，就应当处理好历史观与方法论的关系，处理好理论与史料的关系，处理好输入新学理与史学理论创新的关系。五四时期的科学与民主的要求，对中国新史学的建设也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中国现代戏剧表演体系的形成(上)

中国现代戏剧表演体系的形成（上）●李树凯２０世纪初，话剧从西方传入中国，我国的戏剧开始从古典戏剧时代，发展到“废除歌唱而全用对话”的现代戏剧时代。在近百年中，中国现代戏剧经历了初创、发展和成熟的不同历史时期，并造就了一代伟大而杰出的现代戏剧家，郭沫若...     

中日报业发展历史及现状比较

中国古代有邸报、京报，日本则有“瓦版”，但产生年代要比中国晚一些。近代史上，两国近代化报型形成的年代十分接近，但形成的途径殊不相同。近代报纸向现代化转变的进程，中国要比日本慢，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报刊产生的时间要比日本早。二战后，日本走上了西方资产阶级“新闻自由”与报业垄断的发展道路，而我国伴随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诞生．形成了人民新闻事业。中日两国现代化报业有相似之处，也有本质区别。     

俄罗斯日本问题研究二百年

俄罗斯的日本学研究始于18世纪初,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以研究日本民族和日本地理为主日俄战争结束后,俄罗斯加强了对日本政治、经济和历史的研究。十月革命至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开始有目的地将日本问题作为东方学的重要学科进行研究。90年代后,俄罗斯的日本问题研究有了很大发展,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     

桐城与扬州的对话：从江淮走向世界

由江淮文化共同孕育而成的桐城派及扬州派因学术及文学宗旨的不同,长期以来被视为观念相左的两派。通过历史语境的还原与考证,可以发现二者之间的误解主要源于江藩与方东树的意气之争,平心论学的一面却被掩盖。经过阮元、曾国藩等人的先后调和,二派得以取长补短,在关键问题上达成了一定的默契。晚清“日本文体”的壮大引起了两派对国粹沦亡的共同担忧,他们携手抵制,促使更有活力的“新文体”诞生。以曾门四弟子与刘师培为代表的二派殿军都曾走出国门,在与域外知识人互动、互助的同时推动了江淮古典文化遗产的现代更新,使其成为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重要资源。     

论英国普通法的传统主义法律历史观

英国普通法的独特性来源于它的传统主义法律历史观,这种法律历史观与发源于欧洲大陆的历史主义法律历史观形成鲜明的对比,进而影响到西方世界对于法治概念的整体理解.本文从普通法的思想渊源着手,对传统主义法律历史观的形成进行分析,旨在厘清两大法系的历史哲学基础的区别,并试图发掘这种法律历史观对于中国现阶段法律变革的意义.     

日本“中国学”的启示──访问爱知大学有感

在研习中国文化史的过程中，我对于与中国同属“东亚文化圈”，向称“同种同文”，而实际历史发展轨迹却与中国大相径庭的日本怀有浓厚兴趣，尤其关注日本的“汉学”及“中国学”。1994年10月至11月，因参加在东京举行的“第三届东亚实学会议”，曾访问早稻田大学和东京大学，但由于活动性质所决定，未能就日本“中国学”作专门考察，深引为憾。1996年3月，应日本爱知大学邀请，与中国社科院王家福、张琢两教授一起访问该校，虽来去匆匆，却获得了关于日本中国学研究状况一个侧面的初步印象。与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自古代以来便有…     

日本学界“外地日本语文学”论述的批判性考察

“外地文学”一词在近现代日本历史语境中具有强烈的政治意涵,日本学者岛田谨二使用这个概念来考察当时在台日人的文学书写,而对台湾本土作家的文学写作采取无视或抹杀的态度。20世纪90年代,日本学界重启“外地”概念,“外地日本语文学”成为日本近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外地日本语文学”试图打捞那段被遗忘的过去,为无法纳入国别文学考察范围的创作建立新的框架,打开重写日本文学史的新空间,有一定学术史意义。但目前的“外地日本语文学”研究往往止步于经验的重提,缺乏历史反思,有的甚至在理论立场上退回为日本的殖民历史辩护,这需要我们对其进行批判性考察。     

黄仁宇大历史观析论

大历史观是黄仁宇一生中从事学术研究的总结,它从中外长期历史在技术的变数上来解构中国和欧美及日本的历史,力图找出人类历史发展的共通道路,使中国也早日进入现代国家的行列,批判从道德和文化功能的角度以及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分析历史。本文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对大历史观进行了解剖和评述,阐明了二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和大历史观的局限性及其可供借鉴的有益之处     

试论邓小平的历史教育观

邓小平历来重视研究历史和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在他的著作中,对历史问题、历史经验有大量的精辟论述,构建了其内容丰富的历史观,包括历史功能观、历史研究观、历史人物评价观、历史教育观等。研究邓小平的历史观,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掌握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根据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本文仅对邓小平的历史教育观作一探析。一、要教育人民、教育青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从近代一百多年来中国历史中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说:“中国革命,没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吗?不可…     

史观考──试论中国古代“历史观的空白”

作者从历史观念的客观性空白这一事实出发，进而发现，中国古代可能存在着历史观的空白。在没有历史观的前提下，发展出一种独特而成熟的史学观。这种史学观的标准形态和经典模式就是“《春秋》观”。现代不少史学家基于自己的不正常的历史观眼光更习惯于误解古代史学的真相。     

论邓小平的历史观

邓小平历史观是当代中国的科学历史观。邓小平历史观的内涵十分丰富。其中 ,“生产力决定论”是邓小平历史观的理论基础 ;“改革开放论”是邓小平历史观的核心内容 ;“特色道路论”是邓小平历史观的本质特征 ;“人民主体论”是邓小平历史观的基本立场 ;“历史辩证法”是邓小平历史观的灵魂 ;“历史评价论”是邓小平历史观的具体体现     

民以食为天和国以民为本──从古到今的社会历史观初探

中国古人非常重视对社会历史的研究,两千年前的史学家司马迁提出“通古今之变”,一千年前的唐太宗认为“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历代思想家对于社会历史有许多看法,其中有用经济因素来说明道德与礼仪等问题的唯物论思想,也有民为国本、变为民役的进步思想,还有一些变法改革的发展理论,以及类似空想社会主义的大同理想的聚和堂试验。由于有了这些优秀的传统思想为基础,中国人就比较容易理解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以后,中国才产生了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形成了完整系统的唯物史观。此前,中国历史上只有…     

论何休《公羊解诂》的历史哲学

何休在其《公羊解诂》中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分为“所传闻”、“所闻”、“所见”三世,并把它们作为历史的缩影,认为历史应该是由“衰乱”、经“升平”,最终达到“大平”目标的进步过程,三世在时间上是前后连续的,在空间上是内外扩展的,最终目标是天下一统、人类大同。“一统”论与“张三世”、“异内外”相结合,进一步论证了历史在空间中延展和时间上延续的统一。一统之能够实现,关键在于它是发乎本性的,即以仁爱之心,由内而外,自近至远,推己及人,将仁政在空间上从“本国”推广到“诸夏”并最终扩展到“天下”,在时间上从“衰乱”世推进到“升平”世,并最终推向“大平”世。何休的历史观是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历史哲学。     

从解释学看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从解释学看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刘开会在中国历史上，历来存在着“法先王”和“法后王”之争。前者被称作向后看的历史观，后者被称作向前看的历史观。我们对这种二元对立提出质疑。向后看必然否定向前看吗？向前看一定不需要向后看吗？在我们看来，没有任何向后看不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