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空间里的共治模式及其实现路径——基于天津市D区社区治理“约吧”案例研究

自治是社区治理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导向,自治强调的是自主治理,而非自行治理。具体来说,社区治理不仅需要通过制度赋权,使社区群众享有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自治权力,也需要通过机制赋能,使包括基层党组织、基层行政力量、社会组织在内的其他治理主体拥有参与社区公共服务的共治渠道。综合来看,在自治空间里有效实现多元共治,才是社区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的题中之意。多元共治是社区治理实现社区善治的路径,如何实现共治,如何在共治中体现自治理念和思想,需要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予以探究。政策文本和已有的研究综述为“自治空间里需要共治”探寻政策依据和理论阐释;“约吧”模式的五条主线和五个着力点为“自治空间里的共治实践”提供了具体参照和分析样本;“约吧”模式的运行逻辑和基本原则,为“自治空间里的共治路径”提供了改革思路和价值评估。     

城市边缘地带“村改居”后的“村民自治”研究——基于济南市的调查

“村改居”后的社区,是按照“居民自治”的规则治理,还是按照“村民自治”的规则治理,是我国城市边缘地带“村改居”后的社区治理普遍面临的难题。本文探讨了“村改居”后的社区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按“村民自治”规则治理的合理性;分析了“村改居”后按“村民自治”规则治理面临的诸多难题;提出了政策建议:将“村改居”社区纳入城市社区建设视野,并作为社区建设的突破点和创新点;逐步将社区居民委员会与社区企业及有关经营开发行为分开,将社区的公共事务管理和社区企业经营分离;完善有关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并在此基础之上建立一套具有起、承、转、合功能的基层社会自治基本法规体系。     

社区自治:繁荣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有效路径——基于社区自治与社会资本的相关性分析

面对城市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的现实困境,文章回到社区社会资本的最初研究,通过社区自治与社区社会资本相关性的实证研究,探讨在中国情境下其二者与社区建设深层次的本质关系。根据普特南社会资本研究的主要观点,社区的自治对于该社区或者社会的社会资本具有重要的影响,实证研究也表明两者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这启示我们繁荣社区社会资本是推动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长远战略选择,真正建立和完善社区自治机制是繁荣社区社会资本的有效路径。     

夹生自治:上海杨浦城市社区“三位一体”模式实证研究

以社会为导向的"三位一体"模式是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本文以在上海市杨浦区的调查为基础,认为当前杨浦区的"三位一体"建设尚处在初始阶段,自治领域小、程度低、资源少、水平羸弱,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公司三方自治、合作、协调的意识和能力比较薄弱,各个社区治理和参与的水平也参差不齐。"三位一体"模式的成熟需要通过熟练的专业化队伍、科学的职能限定和角色定位以及民主伦理的实践来解决。     

村民自治中乡村关系的两种不良倾向分析

现阶段的村民自治 ,在乡镇基层政府和村委会的权力关系上 ,存在着“过度自治化”和“附属行政化”两种不良倾向。它们的出现 ,有着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     

我国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单元重构——兼对“自治单元下沉”论的反思

城市社区居民自治是基层民主建设的重点之一,新时代的居民自治面临自治单元转换和重构的议题.社区作为自治单元的传统做法难以有效开展自治,自治单元下沉不一定能够实现自治,还面临着与法律制度的冲突.以社区社团为自治单元,一方面能够酝酿社会资本,再造公共空间,促进居民组织化参与,使居民自我行动起来;另一方面构建政府、社区居委会和社区社团的法团主义模式,三者相互支持,可以在现行法律和制度框架内实现自治与行政的耦合.这一变革构建了网络化、扁平化的自治结构,既具有现代化的自治导向,又可以维系国家在基层的权威.     

分类引领与功能优化：新时期下党建引领社区自治、共治的逻辑与路径

党建引领社区自治、共治，是将党的领导融入社区治理实践的一种新探索，新时期下党建引领社区自治、共治，应该基于社区自治、共治的不同展开分类引领。通过“知识状态——价值共识程度”模型的分析，可以将社区公共问题分为简单问题和棘手问题。这两类问题的类型学划分，使得社区自治、共治的边界得以清晰地展现，从而使分类引领成为现实可能。针对社区公共问题的不同类型，分类引领表现为价值引领、共识凝聚、资源整合、复合引领等多种具体逻辑。新时期下优化党建引领社区自治、共治的功能，需要依托价值引领、共识凝聚、资源整合、复合引领等探索更多的可能路径。     

赋权社区:居民自治的一种可行性路径——以湖北省公益创投大赛为个案

社区居民自治水平和自治能力一直是学界所关注的议题.以湖北公益创投实践活动为个案,引入赋权理论视角,讨论了社区建设困境及出路,认为社区“失权”是居民自治水平低下的主因,而随着制度、经济、技术与心理维度上外部赋权的介入,能够利用社区公益组织载体,有效激发社区自我赋权,从而提升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与自我服务的能力.     

“村改居”社区与城市社区的差异及原因分析——基于对青岛市社区的实地调查

通过对青岛市四区中三个＂村改居＂社区和两个城市社区的实地调查,研究发现两类社区在管理模式、社区经济、社区组织、社区居民状况以及社区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等方面存在差异,差异的形成在于国家行政性力量、社区经济实体、社区最初形成方式、社区所处发展阶段及居民需求的影响等。因此,两类社区的发展应实行不同的工作思路。     

农村互助养老社区组织化的实践逻辑——基于全国农村互助养老案例的分析

提高农村社区的组织化程度是推动农村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解决农村养老困境的有效途径。基于对全国农村互助养老案例的扎根理论研究，探索农村互助养老社区组织化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农村互助养老组织化是组织化的过程、结构和基础的有机统一。农村互助养老可持续运行依赖“熟人社会”环境、集体经济和基层自治的底层逻辑，政府和社会推动组织化需建立于其上。促进互助养老的可持续运行的关键在于建立互惠均衡、权责明确的契约关系，提高个体与组织的关联程度，激发个体的参与动机。目前，我国农村的社会结构松散、基层自组织薄弱、服务存在单向性、治理主体的权责分配失衡制约着农村互助养老的可持续运行。农村互助养老应当以老年人的需求为导向，与村庄的资源禀赋相结合；重视底层逻辑建构，培育老年人自治组织；优化治理主体间的合作结构；创新互助养老运作模式，提高社会关联程度。     

试论加拿大“自治政府”的起源

本文从两个方面论述了加拿大自治政府的起源。其一,加拿大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即英法种族间的矛盾、冲突以及此后为争取民族自治而形成的融合;其二,英国作为宗主国顺应加拿大历史发展的需要,及时调整了殖民政策,这是加拿大自治政府建立的关键。本文还阐述了加拿大自治政府的建立对英国其它殖民地和英帝国政策的影响。     

“村改居”社区党组织功能“适应性”再造研究——基于18个“村改居”社区的调查

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一些"村改居"社区党组织出现领导核心功能衰退、政治功能削减、经济功能退化、服务功能弱化等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有:"村改居"社区组织形态特殊而党组织地位边缘化、角色模糊化,治理结构调整而党组织嵌入制度缺失,权力秩序重构而党组织权力式微。应从制度维度、资源维度、自身维度考量,对社区党组织功能进行"适应性"再造,恢复并提升其功能。     

行政改革“微创新”的机理与路径优化

新的交互媒体网络信息时代,以用户为中心,以社会实践为舞台,以协同创新、开放创新为特点的用户参与型"微创新"模式成为最受关注的创新形态。"微创新"的创新路径及取得的成效正是我国基层政府行政改革所追求的。行政改革"微创新"模式的引入,使基层政府真正树立用户至上的价值观,从发现用户需求出发,运用新技术新媒体、再造行政流程、精细管理服务、构筑多元治理,对行政管理服务进行持续细微改良,不断改进用户在政府治理中的感官体验,从而最终实现行政效率的提升和行政效果的改善。     

茂名市城市社区建设的现状与思考——基于茂南区官渡街道的调查研究

自治型社区是一种政府自觉依法行政、社区自主管理、社区居民自愿参与相结合的治理模式。茂南区作为茂名市的核心城区,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出现的社区公共服务提供的问题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本文以茂南区官渡街道为例,以社区居民的需求为切入点,根据茂南区基层政府的实际状况进行问卷调查,探索茂名市社区自治的发展道路,从而达到在居民参与共同治理社区的过程中,为居民提供切实有利的公共服务,以促进茂名市社区的和谐发展的目标。     

网络社区自治规则探究——以“新浪微博”规则考察为基础

在互联网时代,网络社区自治规则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根据对“新浪微博”自治规则的考察,网络平台基于网络秩序维护与管理的动力,积极发挥其技术能力建立社区自治规则.网络社区自治规则对当前网络立法和政府监管有着补充作用,为平台治理奠定了良好的规则基础,对充分彰显网络民主价值具有积极意义.但网络社区自治规则也蕴含其隐忧,建立以网络用户为中心的理念,提高网络社区自治规则构建的科学性,预防网络平台滥用权力带来的风险,是构建未来网络社区自治规则值得努力的方向.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的治理逻辑与优化路径

基于“治理逻辑—现实问题—优化路径”分析框架,可以深入理解我国推行“放管服”改革和着力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进程中“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的实践效果。从发展缘起上看,“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遵循着“初步探索—逐步推广—逐渐成熟”的发展逻辑;从动力来源和目标导向上看,“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呈现推力与拉力间的互促逻辑、政府与市场的互惠逻辑。当前“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仍然面临着监管职责边界不清晰、抽查结果分析运用不规范、随机抽查规则和标准体系不健全、执法队伍建设与新型监管需求不匹配、智能平台构建不完善等现实问题,为推进新型监管模式向纵深发展,还需从多种监管机制衔接、构建抽查结果分析运用机制、执法队伍建设、智能监管平台建设等方面进行改革。     

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城市化模式的“中国道路”——“资本逻辑”到“人本逻辑”空间重塑

城市化与工业化是国家现代化的两大引擎。当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处于全球资本空间生产流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任务和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等众多时空交织的空间变革之中。以“新型城镇化”为载体的中国城市化道路摒弃了“资本逻辑”的价值诱导，坚持了“人本逻辑”的价值引导，使得城市化的空间规划与生产不再成为资本生产-积累的工具，而是紧密服务于全体民众的福利与和谐。“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化的中国道路，通过加强空间要素聚集，利用城市的经济功能促进空间资源的均衡性分配、公共资源的平等性布置、空间权力的公平性保障、空间结构的合理布局，促进了城市空间的包容发展。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仅是一场政治经济体制变革、国土空间的结构变革和生产要素的增长贡献变革，同时也验证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正义性和正当性，构建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的城市新文明，赋予了人类空间命运体的新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