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电视台对农民工的文化关照:福建例证

改革开放后,农民工成为一个群体不断进入媒体和公众的视野。城市电视台在城镇化过程中不断建构农民工的身份,在泉州电视台"盲流—农民工—外来劳动者—新泉州人"的称谓转换中,再现了农民工身份的文化迁徙轨迹。城市电视台农民工身份建构是城市管理者、商业资本、城市电视台自身的新闻专业主义和不断走向市民阶层的农民工自我赋权共同作用的结果。城市电视台在农民工身份建构上仍存在着文化关注不足等问题,应将传递农民工文化的正能量和搭建农民工媒体平台作为城市电视台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手段。     

从"虚城市化"到市民化:农民工城市化的现实路径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游离在城市的边缘,职业与社会身份的分离、城市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缺失均表明他们未能真正融入城市,而是呈现一种“虚城市化”现象。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前农民工的“虚城市化”只是其市民化进程中所经历的阵痛。为尽快完成这一转变,一方面农民工应提高自身素质,积极主动地融入城市社会;另一方面应当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良好的社会氛围,努力增加制度供给,改善制度环境,并且积极转变政府管理方式,为农民工群体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     

大众媒体对农民工群体的形象构图

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由于其流动性、分散性和不容易组织集中的特点决定了他们成为了弱势群体。自这个群体出现开始，他们就因其特殊的身份成为了广州各个大众传媒中的主角之一。从“农民工”这一背着历史包袱的词语出发，到“农民工形象”再现于不同的媒介之中，被不同取向／立场的传媒所叙述，获得了不同的指认方式。     

从生产主体到消费主体:消费认同与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建构——基于珠三角地区的分析

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消费对创造认同和身份建构的影响日益凸显。以珠三角地区为分析样本,考察作为一个职业阶层的农民工群体,在乡城流动背景下新老代际间的群体结构转型与身份建构。研究表明,农民工在乡城流动背景下,经历了从生产主体到消费主体的结构变化。与此同时,珠三角大都市的消费主义巧妙地融入到了现代城市生活的消费世界,冲击了这一群体传统的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激发出青年农民工内心中的消费欲望,为之提供了新的生活参照,使之由生产主体向消费主体转向。消费开始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主导形态,同时也作为一种去"农民工"身份的主体行动,强化着他们体验、想象和建构新身份的主动选择。     

城市里想飞却飞不高的小鸟——“90后”农民工的心理困惑及解决对策

现如今，“90后”农民工已经成为了农民工群体中的主力军，是新生代农民工的代表。对比老一代农民工，他们身上有着鲜明的特点和对待城市生活全新的态度。当然他们面临着融入城市难的困惑、内心自卑、孤独的困惑和工作能力不足的困惑等。力求挖掘“90后”农民工身上的特点，分析其内心存在的困惑，进而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让他们在城市里的生活更加充满希望。     

“80后”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与城市融入

在经济社会加速转型和利益结构加快调整的背景下,农民工群体步入代际转换的重要时期,“80后”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力军和生力军。“80后”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包括身份认同、对城市的认同、对乡土社会的认同和未来归属认同四个方面。应从政府、企业、市民和农民工自身四方面努力来推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建构出一个基于公平机会之上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管理制度。     

从生存到尊严:农民工市民化的一个维度

农民工群体是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城市经济改革的逐步深化,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涌入城市,他们虽在城市工作、生活,却不能成为城市市民,而是以流动人口的身份长期存在.在从生存向尊严保护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和社会已经不能用那种“恩赐”心态对待农民工群体,同时,农民工群体已不再是消极地等待,而是要通过他们积极地参与影响政府的决策和制度安排,使政府在进行社会利益格局的设计时作出有利于他们的决定,并使之制度化、法律化.只有农民工群体应有的利益得到认可、保证,他们才能成为社会的和谐力量.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的社会认同考量

社会认同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中至关重要.相比较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在务农经历、教育程度、职业期望、物质和精神要求、市民化意愿等方面有鲜明的群体特征.但目前社会认同困境阻碍着他们的市民化进程,主要表现为制度制约、自身地位制约、社会关系网络制约等.摆脱这一困境,需要政府创造良好环境,城市居民宽容接纳,新生代农民工积极提高自身素质及劳动技能等.只有达到了身份认同、城市认同和自我认同相统一,他们在城市才能感受到“主人翁”归属感,从而加速我国城市化进程.     

城市外来人口“身份-认同”研究的范式转换——从“制度建构”范式到“文化场域实践”范式

近年来,城市外来人口的身份认同问题成为公共政策和学术研究的重要问题.主流的“制度建构”研究范式在城市外来人口身份认同问题上渐现偏颇与不足.实现城市外来人口“身份-认同”的前提并不是“制度建构”研究范式所诉求的政府相关政策、制度的变革,关键在于通过强化既有内群体身份或创生新的“共享内群体身份”,实现其自我及社会的现实认同.相关研究应由“制度建构”范式向“文化实践场域”范式转换.     

“00后”大学生精神需求图景与高校课程思政精准化研究

课程思政发展从“大水漫灌”进入到“精准滴灌”阶段，推进课程思政精准化是数字时代高校课程思政改革与创新的重要内容，也是适应“00后”大学生思政教育需求的现实要求。面对“00后”大学生自我意识、社会责任、价值认同、精神追求等方面个性化、多元化特征，传统课程思政存在理念更新不到位、内容设计不贴合、主体需求难对应、考核反馈不合理等不足。通过理念升级、技术创新、多元联动、知行合一、精准反馈等手段让课程思政更加匹配“00后”大学生精神图景，真正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自我身份的迷失与追寻——《挪威的森林》中的身份认同建构

20世纪以来，人们普遍对资本主义理性产生怀疑，人类面临着自我身份认同危机。《挪威的森林》中，主人公们在“我是谁”与“我将去向哪”这两个自我身份认同问题上都陷入困境，他们对自我身份的迷失，追寻和建构体现出现代人的身份焦虑和生存困境，也反映出村上春树对这一困境的思考和对拯救之途的探寻。     

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型文化消费探析:社会认同建构的路径选择

文化消费作为建构社会认同的重要手段,其消费主体的范围有待于进一步扩大,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文化消费对于建构其社会认同具有重要意义。文化消费通过两条路径来建构社会认同:一条是通过彰显文化消费的符号意义来实现消费的“示同”和“示差”功能,以此实现外显层次上的建构;另一条是经由教育型文化消费,通过积累文化资本、发展自我,从而使个体融入更高的社会阶层,实现对社会认同的内隐性建构。对农村青年三条社会认同建构路径的比较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应该将其文化消费的重点由外显符号意义的文化消费转移到教育型文化消费上来,积累文化资本,提升自我价值,建构城市认同。     

当代高校"00后"大学生就业观养成方法初探

2018年9月,随着第一批"00后"进入高校,至2021年9月新生入校后,"00后"大学生几乎占整个在校本科生人数的70％以上,这一批"00后"网络原住民的进驻,给原来形势严峻的高校就业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做好"00后"大学生的工作,从源头上做好就业观的养成,是目前亟待思考的问题.根据今后的就业严峻形势,积...     

第三空间中少数族裔身份的建构——从后殖民主义视角解读小川乐的《欧巴桑》

本文尝试用后殖民主义视角分析小川乐的《欧巴桑》中主人公直美作为少数族裔诉求自己身份过程中的三个阶段,即身份危机的产生、身份追寻中的困惑以及身份的建构,从而论证直美对自我身份诉求的这三个阶段与霍米·巴巴提出的后殖民文化的建立所必须经历的由否定到协商再到杂合的过程是相一致的.本文的意义在于指出了少数族裔如何在自己所处的“第三空间”内寻找到自己的“文化定位”,建构自己的身份.     

基于PBL的“00后”大学生课程思政教学设计研究

鉴于现有教学方式存在无法适用于“00后”学生群体和无法满足课程思政教学需求的问题，文章在深入分析“00后”大学生思想行为特点和课程思政教学需求后，论证了PBL教学模式与二者的契合性，并以“组织行为学”课程为例，针对“00后”大学生特点和课程思政教学需求进行基于PBL教学模式的教学设计。     

农民工生活方式的转变与社会身份的缺失

新生代农民工在日常生活方式与自我价值认同上明显区别于第一代进城农民工。对沈阳的个案研究认为,从农村到城市所带来的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主观与客观上模糊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身份,作为社会分层多元化的一种特殊表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阶层归属出现了原有定义与现实情况既矛盾又重叠的特殊局面,造成了其城市生活环境下社会身份的缺失,并进一步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相关的社会问题。     

寻根之旅: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困境及其未来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步伐不断加快,大量农民涌入城市,成为城市中一个新的群体——农民工。他们物质和精神生活都很匮乏,特别是对于从小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子女来说,其处境更令人担忧。他们生活在城市,无法适应农村的生活和农业生产,同时在城市又无法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没有归属感,可以说是游离于乡村和城市之间的群体。本文针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的生存现状,分析其生存困境,以及他们对这一困境的反抗或者说是宣泄方式,并试图找到解决方法,以期改善他们的生存环境,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表演的惯习：广场舞群体的生活方式变迁与自我呈现

对生活方式的研究是回答“人们如何生活”的问题。本文基于对广场舞群体的深度访谈，发现广场舞不仅是一种表演性的集体活动，也是中老年群体“为自己而舞”的代名词。无论是群体身份的传承还是自我观念的再生，广场舞看似是一种自觉自发的选择性行动，实则包含着历史观念的现实重构，凸显这一群体在社会转型时期的独特记忆与历史变迁。表演的惯习从本质上塑造了广场舞群体的精神特质，既内化于群体成员的精神世界，又外化于广场舞群体的日常生活。表演中的自我呈现是对传统的历史延续和现代的创造性转化，也是重新阐释对自我表达的价值界定与意义呈现。     

山寨手机与青年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身份建构——来自文化视角的分析

农民工希望通过消费融入城市文化,实现身份认同。然而这一过程却受到了诸多城乡差异因素的影响,其中也包括文化因素。文章以青年农民工消费山寨手机为例,通过分析山寨手机中的符号意义以及访谈的方法来验证两个假设：山寨手机中所包含的符号满足了青年农民工体验城市人身份的需要;城市同龄人对山寨手机符号的不同解读为青年农民工建构城市身份设置了障碍。因此,文章提出文化资本在以符号消费为媒介的城市身份建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转型期城市农民工的犯罪与社会控制

农民工是转型期中国城市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由于经济、社会和管理等方面的原因,他们成了当前城市社会各种犯罪活动的重要一支。本文首先从农民工进城后过高致富期望的破灭、社会转型造成的“规范真空”、文化的差距与不公的待遇和弱化的管理系统等方面深入分析了农民工犯罪的形成机制,进而提出了对城市农民工犯罪问题应通过发展经济,并从社会组织、制度和价值评判体系等三个方面进行社会控制来解决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