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出务工对贫困地区农村已婚女性家庭地位影响探究——以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为例

外出务工是当今城市化进程中人口流动的主要形式。通过对贫困地区农村"外出务工女性"与"未外出务工女性"的调查数据对比分析发现,随着贫困地区农村已婚女性的外出务工,其性别观念得到一定更新,以往单一的家庭角色认知模式被打破,且经济独立性有所提升,家庭决策平权化趋势逐渐增强,家庭地位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但在改善贫困地区农村家庭性别分工模式及家庭暴力方面成效不明显,且由此可能出现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等问题。     

洞塘坝村外出务工女性家庭地位变迁

随着打工经济的发展,外出打工不再仅仅是男人的事情,农村女性外出务工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普遍的现象。本文通过在湖北恩施士家族苗族自治州洞塘坝村的调研资料,就农村外出务工女性家庭地位的变迁,进行深入的探讨。农村女性外出打工促进了其家庭地位的提高、促使了家庭性别关系走向平等。     

外出务工对农村人口婚姻满意度的影响

使用混合研究方法,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值匹配法,分析了外出务工对农村人口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及性别差异;使用质性资料对定量分析结果进行了佐证,并对相关影响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婚姻满意度显著高于未外出者,并且存在性别差异,女性外出和未外出人口婚姻满意度差异不显著,而男性外出务工人员的婚姻满意度显著高于未外出者。形成这一结果的机制在于：当前农村婚姻成本的性别差异、外出后性别观念的变化和对生活艰辛更深切的体会。促进农村外出人口婚姻家庭的和谐稳定,更需要重视和提升外出务工女性的婚姻满意度。     

城乡回流大潮下农村青年女性的社会地位与性别权力关系——基于晋北冯村的田野调查

在日趋显著的城乡人口回流趋势下,探讨回流农村青年女性的社会地位和性别权力关系。基于晋北冯村的田野调查,流动造成的“去地域化”有助于回流青年女性摆脱传统习俗的约束;同时,流动促进女性个体化意识的增强,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传统家庭的性别分工模式并挑战了父权家长制。然而,诸如从夫居等农村社会既有惯习及传统性别规范使回流青年女性多返回丈夫原籍所在村庄,扮演家庭主妇的角色。虽然外出务工经历大大提升了农村青年女性的能力和信心,但乡村文化中的父权制氛围仍将回流青年女性排斥在乡村治理和公共参与之外。     

留守妇女现象与农村社会性别关系的变迁

丈夫外出务工、妻子留守家乡的现象使得农村社会性别分工第一次脱离了地域限制,并由性别分工变化引起性别关系变化。以性别主义和家庭策略理论为分析视角,讨论“男工女耕”引起的农村社会性别关系变化,可以发现,在性别资源占有不平等基础上产生的丈夫流动、妻子留守的家庭策略,因地域割裂、妇女行动自主性、夫妻双方的主观评价等原因促进了妇女家庭决策权的提高,农村性别关系趋于平等,并且在日益撼动我国农村传统的性别规范。     

社会性别视角下闽西农村女性家庭地位分析

根据实地调查研究发现,闽西农村女性积极参与社会化大生产,家庭中出现了＂男女同工＂和＂农业生产女性化＂的新型分工模式。随着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其家庭地位相应提高,具体表现为女性自主权、决策权和支配权的地位提升。然而,从社会性别视角分析发现,男性仍然占据家庭的主导地位,新型的两性分工模式依然存在隐性的不平等。     

山东省城镇劳动者经济地位的获得路径与社会性别分析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经济地位研究关注社会资源占有和收益的性别差异,注重分析不同劳动力市场所依赖的不同资源。按照是否拥有高等教育文凭的标准将劳动力市场划分为高教育劳动群体和低教育劳动群体,由分析两类群体人员经济地位获得的不同路径——对高教育群体经济地位提升起关键性作用的是“人力资本”,对低教育群体经济地位提升起关键性作用的是其在单位中所处的“结构”,进而进一步探究不同劳动力市场所需资源的性别差异更有意义。研究发现,低教育群体显著的性别差异来自于女性群体受到更多的结构性限制——管理职务对女性的排斥以及劳动力市场对大龄女性的歧视;高教育群体趋向于性别平等,原因在于影响该群体经济地位获得的因素——教育、年资和培训经历趋向于收益率的性别平等化。     

家庭束缚对农村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

既有文献大多忽略了家庭因素对中国农村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通过分析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了家庭因素对收入性别效应的直接影响、对男性和女性收入影响的差异;使用Oaxaca-Blinder工资分解法分析了家庭因素对性别收入差距的解释程度。研究发现,当前中国农村男性年收入约为女性的2倍,家庭特别是家庭分工是影响性别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在家庭因素中,配偶工作状态解释了大部分性别收入差距,显著影响农村居民的收入;家庭规模对女性收入有显著消极影响,对男性收入影响不显著。基于此,就家庭性别分工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家庭策略与已婚青年农民工的性别结构差异

婚姻对不同性别农民工外出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别,已婚青年农民工家庭在决定外出务工人选时普遍实行性别选择策略,最经常的结果是,男性外出务工,而他们的妻子在家留守。现行农村土地政策、二元社会管理体制、性别收入差距以及传统社会性别分工是农民工家庭实行性别选择的重要原因。     

外出务工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探讨外出务工对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对新时期巩固脱贫成果和相对贫困的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基于CFPS数据库中农户样本数据,利用VEP法测度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探讨外出务工对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研究发现,女性户主比男性户主脆弱,文化程度越高贫困脆弱性越低,年龄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呈U型趋势;外出务工能够显著降低农户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可以让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降低6.6％左右;外出务工对成员健康、参与劳动力培训的家庭影响较大,获得政府转移支付的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下降幅度略高于无获得政府转移支付的家庭.最后试图从动态识别贫困、精准帮扶脆弱性群体、有序引导农村劳动力流动和提高农民整体素质等方面提出建议.     

基于劳动时间分配视角的农户外出务工问题研究

本研究基于劳动时间分配视角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展开分析,首先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分配现状进行描述分析,然后分别对劳动力是否外出务工和外出务工时间决策行为进行了探讨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务工决策受其个体特征(如年龄、性别、人力资本等)、家庭特征(如家庭人均耕地面积)等因素影响;其次,农民工外出务工时间表现出明显的地区、职业类型以及行业差异。     

从经济精英到治理精英：农村妇女参与村庄治理的路径

乡村振兴必须发挥妇女的主体性作用,然而长期以来受父权文化的影响,农村妇女通常在社会和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通过对陕南两县8名农村女性经济精英进入村庄权力中心、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进行考察,在“资源-文化”视角下分析她们如何从经济精英转变为治理精英并探讨其参与村庄治理的意义。结果发现:经济地位的提高是引导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重要突破口,也是冲破传统性别文化束缚、改善不平等性别权力结构的关键。农村女性经济精英凭借自身的能力和性别优势在村庄治理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从而推动乡村善治,助力乡村振兴。     

从女性主义角度对冰心译文的研究

冰心是一位具有女性意识的翻译家.鸦片战争后,受到西方的民权学说及男女平等观念的影响,冰心创作了很多具有女性意识的作品.阅读冰心的译本,可以发现冰心独特的女性意识在其译文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受其女性意识的影响,冰心在其翻译中极力颂扬女性,消除原文中的性别歧视,提高女性的家庭社会地位.从性别视角分析冰心的翻译观和翻译实践,发现西方女性意识传入中国后对冰心有一定影响.     

从女性主义角度对冰心译文的研究

冰心是一位具有女性意识的翻译家。鸦片战争后，受到西方的民权学说及男女平等观念的影响，冰心创作了很多具有女性意识的作品。阅读冰心的译本，可以发现冰心独特的女性意识在其译文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受其女性意识的影响，冰心在其翻译中极力颂扬女性，消除原文中的性别歧视，提高女性的家庭社会地位。从性别视角分析冰心的翻译观和翻译实践，发现西方女性意识传入中国后对冰心有一定影响。     

外出务工、性别差异对耕地撂荒的影响

使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从家庭内部分工视角出发，分析性别差异下劳动力转移的行为经济学含义，进而探讨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劳动力外出务工显著增加了农户耕地撂荒行为；相较于男性外出务工而言，女性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行为具有更明显的影响；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社会化服务能够降低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户耕地撂荒概率，但女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后农户对社会化服务的采纳意愿较低。进一步地，在引入家庭总收入作为调节变量后，女性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的正向影响增强。     

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儿童成绩的影响——基于黄冈市调查的实证研究

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已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独特的社会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基于此背景,笔者随机选择湖北省黄冈市的6所学校,采用问卷和访谈的研究方法进行调查。研究发现,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有影响,父母双方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成绩有显著影响,其次是父母双方中一方外出务工,其中母亲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的成绩有显著影响,父亲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的成绩无显著影响;在三种成绩水平中,上等成绩的孩子受父母外出务工的影响最显著。最后文章根据研究结果,结合实际情况,从学校、家庭和社会的角度出发,提出了相关建议。     

性别意识、社会经济地位与女性阶层认同——基于CGSS 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运用有序Logit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性别意识和社会经济地位对女性阶层认同的影响及其城乡差异。研究发现:性别意识整体上显著影响女性阶层认同,社会经济地位显著正向影响女性阶层认同;性别意识对女性阶层认同影响的城乡差异显著,社会经济地位对女性阶层认同影响的城乡差异不显著。据此,提出健全法律法规以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提升女性素养以夯实女性的能力基础、强化权利意识以推进性别平等常态化等对策,以期不断促进女性阶层认同的提升。     

走还是留:返乡农民工再次外出务工 意愿的实证研究 ——基于成本—收益理论

文章基于成本—收益微观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框架,采用2010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进行二元Logit回归计量分析,探究返乡农民工再次外出务工的决定因素,最终得到以下结论:成本和收益从经济、心理、社会和个人资本4个方面,通过博弈来显著影响农民工再次外出务工意愿.文中的4个假设基本成立,印证了成本—收益理论在中国返乡农民工再次外出务工问题的应用,即外出的收益与再次外出务工意愿成正比,成本与之成反比关系.另外,研究发现:获得专业技术职称会降低再次外出务工的概率;农村土地资源禀赋、农村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再次外出务工的意愿影响并不显著.     

从背井离乡到创新创业 ——兼论互联网使用对创业的作用

文章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探讨了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外出务工经历显著提高了农民创业概率1.67％.使用工具变量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对内生性进行弱化后,上述结果仍旧稳健.并且发现异质性外出务工经历中,企业务工经历对创业行为并无显著影响,而自由工作、个体工商户等非企业工作经历则显著提升了农民创业概率,这为不同类型的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的影响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打开了外出务工经历的"黑匣子".对外出务工影响创业的机制进一步探讨发现,外出务工经历会通过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三个渠道提高农户创业概率,而创业动机并非其影响机制.同时,文章发现,互联网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与外出务工具有类似的功能,对外出务工经历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最后,文章研究表明外出务工经历对本地创业具有显著影响,而对外地创业的影响则不显著;相较于雇主创业,外出务工经历对自雇创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从背井离乡到创新创业 ——兼论互联网使用对创业的作用

文章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探讨了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外出务工经历显著提高了农民创业概率1.67％.使用工具变量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对内生性进行弱化后,上述结果仍旧稳健.并且发现异质性外出务工经历中,企业务工经历对创业行为并无显著影响,而自由工作、个体工商户等非企业工作经历则显著提升了农民创业概率,这为不同类型的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的影响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打开了外出务工经历的"黑匣子".对外出务工影响创业的机制进一步探讨发现,外出务工经历会通过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三个渠道提高农户创业概率,而创业动机并非其影响机制.同时,文章发现,互联网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与外出务工具有类似的功能,对外出务工经历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最后,文章研究表明外出务工经历对本地创业具有显著影响,而对外地创业的影响则不显著;相较于雇主创业,外出务工经历对自雇创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