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视域下提升农民精神生活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不仅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更为广大农民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实惠。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然而,农民精神生活的发展却不平衡、不充分,还存在着许多制约因素。在新的发展道路上,我们应该对农民的精神生活给予足够的重视,引导广大农民追求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努力改变农民精神匮乏的现状,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大发展动力。     

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地区差异测度与对策

通过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统计内涵深入考察,构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并运用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ESTDA)方法分析其时空分异格局和趋势演化特征。结果表明：2011—2020年中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平均发展水平呈波动上升态势,省域间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差距较大,总体呈“东—中—西”逐渐递减的分布格局;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呈现出正相关性,外围省份包括东部沿海地区以及东西部地区局部空间结构稳定性较弱,多数省份近10年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以扩展效应为主的时空依赖;发生空间跃迁的省份集中于北部、东北以及南部地区,与稳定状态的HH—HH地区与LL—LL地区呈现围绕之势,自东向西呈现由高到低的状态,空间跃迁呈现“稳定—活跃—稳定”的特征。因此,由于中部和西部主要地区呈现稳定状态,要注重激发农民群众的内生动力。中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具有集群特征,因此要进一步强化开放发展理念,发展开放型经济,带动“洼地”变为“高地”。     

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下农民福利发展的突出问题及对策

改善农民福利是解决我国农民问题的关键,也是农村发展的根本目的,更是国家发展战略实现的基础。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使得相较于农民对福利发展的新需求和稳定脱贫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核心指标而言,中国农民福利发展仍存在较多突出问题。其主要有农民福利发展的理念偏颇、主体缺位、政策失衡、路径单一等现实困境。对此破解的有效路径是:发挥好政策引导、组织重塑和机制构建等综合施政举措,凝聚农民福利发展的治理共识与组织机制能量,以期为农民福利发展寻求有效的实施路径。     

新时代美好生活背景下推进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研究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应有之义，精神生活不够丰盈已成为制约人们美好生活的突出短板。当前部分农民精神生活主要存在理想信念缺乏、集体主义价值观迷失、个人主义、拜金主义膨胀“、孝道、诚信、仁爱”等优秀传统文化弱化等问题。要提高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水平，就要巩固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果，夯实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树立大宣教观，激发农民对美好精神生活向往的内在动力；帮助农民树立新物质财富观，摆脱拜物教的泥沼；加强村镇党组织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创新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激励机制。     

农民教育是促进农民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

促进农民全面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实现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关键,农民的全面发展包括农民综合素质的提高和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的培育,而农民教育是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和培育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的重要途径。通过农民教育可以提高农民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经营管理素质、法律素质和身心素质等综合素质,可以提高农民能力、发展农民个性,发挥农民主体性作用,满足农民多方面需要,从而促进农民的全面发展。     

西部农村农民组织化的意义、瓶颈与对策

推进我国西部农民组织化发展是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思路之一,理论上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理论和新中国农业集体化实践的经验教训为基础,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民组织化理论体系,实践上需要弥补西部贫困地区农村农民组织化发展滞后的短板。目前西部农村农民组织化发展滞后,主要存在内生动力、人力资源、发展资金、治理环境、文化环境、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制约瓶颈。推进西部农村农民组织化发展需要从增强发展动力、充实发展依靠、优化发展环境、改进发展措施等方面付诸长期努力。与西部贫困地区农村正在进行的扶贫开发事业相结合,农民组织化对于破解西部农村扶贫开发面临的主体困境具有重大意义。     

我国后发现代化背景下的传播困境

中国典型的后发现代化的发展特性在给大众传播带来发展优势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先天的缺陷,后发现代化对传播环境的综合影响体现在大众传播的多个层面:在国际传播中现代化进程的“异步”性形成传播的不平衡;在国内传播中区域现代化发展的差异直接导致了媒体发展的不平衡并成为总体发展的瓶颈;大众传播在对外来文化的传播上以及传统文化的传承中易出现“全面西化”和“全盘否定”的极端。因此,现阶段,大众传播如何在异步中寻求平衡,在差异中整合媒体效益,在经济现代化的同时实现人的现代化的本质目的,成为后发现代化背景下传播困境研究的重要内容。     

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消费影响的动态研究

通过构建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指标体系,将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作为影响农民消费需求的变量引入到传统消费函数中来,实证分析我国1979~2010年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与农民消费支出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金融效率、农村金融密度和农村金融规模都显著影响农民的消费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是影响农民消费支出最主要的因素。农村金融效率、农村金融密度和农村金融规模对农民消费支出的影响体现为长期的持续效应。农村金融结构对农民消费支出的影响不显著,主要体现为短期效应,长期内几乎没有影响。     

环洞庭湖区两型农业发展评价及其障碍分析

运用层次分析法,从农业生产与农村经济发展、农村社会发展、资源节约、资源循环利用、环境安全等5个方面构建两型农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2000年为基期,2020年为目标期,对环洞庭湖区2005、2007、2009年两型农业发展状况和面临的主要障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湖区两型农业建设虽渐见成效,但各指标之间发展不平衡,主要体现在“资源节约”、“资源循环利用”和“环境安全”方面,最突出的是湖区化肥、农药、农膜等化学投入品的使用量“不降反升”。闲此,应从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培养现代农民、加快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运用多种经济手段激励农户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加大科技投入等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     

“三教合一”对农民反抗思想的影响－－以中国秘密社会为视角的探讨

宗教及宗教异端与农民反抗有着密切关系。这种关系主要是在宗教的世俗化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由于宗教发展的阶段性、不平衡性等特点 ,道教、佛教在其发展史上还与清代秘密社会的宗教信仰有着血缘关系。中国历史上 ,在思想上对农民反抗产生巨大影响的宗教主要是道教和佛教———也可以说是两教的异端。无论是在秘密教门还是在秘密会党中 ,“三教合一”的思想都有很充分的表现。中国秘密结社生活于古老的农业社会之中 ,只能从古老的文化传统中吸取营养 ,不可能从思想上超越他们脱胎而来的社会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