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治理困境与模式选择

基于广大农村地区存在地理位置、经济状况、村庄内部凝聚力等方面的差异,主要针对团结型村庄、分散型村庄、分裂型村庄等,分析了当前新乡贤在不同社会结构的村庄中参与治理所面临的现实困境,进而提出了不同社会结构的村庄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有效模式,以期因地制宜地利用新乡贤资源,充分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的价值、困境与进路

乡村文化是推进乡村社会发展的精神力量。乡村文化振兴满足了乡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创新发展了乡村优秀文化、有效凝聚了乡村振兴的人才力量。当前,城乡融合发展进程加快、城镇化率显著提升,乡村文化面临振兴主体力量流失、文化创新能力不足、文化空间日益萎缩以及文化产业转化活力不充分等现实性困境。为了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各地要发展乡村经济,吸引流失的农民回归;加强人才培育力度,提升乡村文化创新能力;重塑文化载体,巩固乡村文化空间;平衡发展效益,激发乡村文化产业转化活力。     

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教育结构性困境与治理向度

随着城镇化发展,越来越多的家长带孩子到打工城市或送孩子到城镇读书,乡村学校的在校学生数量逐年减少。地方政府采用撤点并校方式优化乡村学校布局,并大力促进乡村教育资源向城镇集中,但乡村教育问题依然突出,出现乡村教学点规模小、教师缺乏、学生上学路远以及城镇“巨校”和“大班”等新情况,乡村孩子难以享有城乡均等化义务教育。尤其是,教育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家庭城镇化发展,造成了城乡教育二元与城镇教育二元叠加、乡村教育供需结构失衡等结构性困境。籍于此,乡村教育治理要以城镇化为向度,着力促进乡村教育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户籍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优先满足困难家庭、低龄儿童的义务教育需求,确保乡村孩子能够接受更好、更优质的教育。     

资源依赖理论视角下社会组织参与海洋环境治理的多维困境与化解之策——以RD为例

社会组织参与海洋环境治理面临诸多困境,这直接影响海洋环境治理效果。基于资源依赖理论,本文以一个不具备政府背景、企业背景和基金会背景的社会组织为例,研究其在参与海洋环境治理时面临的困境。研究表明,社会组织在参与环境治理过程中受到资源、合法性、能力的三重束缚。针对这些困境进行原因分析后,本文提出了完善购买服务与捐赠机制、嵌入社区、增强自身能力建设的解决策略。     

新时代乡村社会治理创新：基础、困境与路向

进入新时代,我国乡村社会治理基础已然变化,如社会大流动导致的乡村人口结构变迁、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社会关系嬗变、乡村社会秩序转变为"礼""法"相容的共存图式等。乡村社会治理面临多重困境,如乡村社会共享价值断裂导致的社会治理精神断层,时空脱域与乡土脱嵌引起的社会治理参与困境,乡村精英大量流失引发的社会治理危机,现有治理方式在驱动乡村社会内源性发展上的乏力等。创新乡村社会治理,可以从开展流动性治理,延展乡村社会治理空间;构建新型乡村共同体,凝聚乡村社会共识;构建共建共治共享乡村社会治理新格局,弥补精英治理缺陷;"外部推引"与"内源激活"结合,重构乡村振兴动力等方面着手。     

互联网嵌入、社会信任与外来人口乡村治理参与

工业化与乡村振兴的交织驱动,城乡二元体制的逐步消解,加速了农村外来人口的大量聚集。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变革和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日趋完善,互联网嵌入农村正不断拓展农村居民的信息流通渠道并重构其社交方式,为化解外来人口乡村治理参与中的多重困境提供新路径。文章基于福建省晋江市498份问卷调查数据,综合运用Probit、IV-Probit以及PSM等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互联网嵌入对外来人口乡村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以及社会信任在该影响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第一,互联网嵌入能够显著提高外来人口参与乡村治理的概率,但当外来人口使用互联网时长超过25.87小时/周的峰值后反而抑制其参与意愿。使用工具变量法及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克服内生性后,研究结果依然显著。将核心解释变量“互联网嵌入”替换为“是否使用手机上网”以及被解释变量“参与状况”替换为“村庄满意度”作为衡量指标进行相应的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果依然显著。第二,异质性影响层面,发现互联网促进受教育程度较低、居住时间较长和家庭收入水平较高的外来人口参与行为作用更大。第三,解释机制显示,社会信任是互联网嵌入促进外来人口乡村治理参与的重要渠道,即互联网...     

乡村社会治理中的民俗秩序价值探析

有序的民俗活动可使日常的乡村生活处于安全、和谐的状态;向善的民俗规则可以预防社会冲突而使社会处于稳定状态;适当的民俗压力可使危及正常生活的异端行为得以抑制。乡村社会治理中,开掘民俗秩序价值并推动其与治理法律制度的良性互动,和谐稳定的乡村社会秩序才更有保障。     

重构社会资本:乡村环境治理的困境与突破

乡村环境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一环,是建设美丽宜居乡村的内在要求。文章以乡村环境治理的困境分析和社会资本理论的解读为逻辑起点,基于信任—网络—规范的分析思路,揭示社会资本与乡村环境治理之间的内在逻辑,并结合当下乡村环境治理中存在的社会信任弱化、社会网络松散、社会规范失效等困境,提出重塑乡村信任关系、修缮乡村参与网络、健全乡村社会规范等突破路径。     

公民参与腐败治理的制度困境及其破解对策

公民参与腐败治理是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对推动我国廉政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但是,由于公民权利与政府及其官员权力不对称,公民参与腐败治理的具体制度安排不足,公民参与腐败治理的激励机制、保护机制及回应机制不健全等因素的制约,中国公民参与腐败治理仍面临着许多制度困境。应通过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优化公民参与腐败治理的具体制度安排、完善激励制度和保护制度等,破解公民参与腐败治理的制度困境。     

乡村振兴视域下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治理的逻辑理路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指明了新时代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方向,而社会资本则为这一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支撑.通过回顾当前学术界关于社会资本与乡村治理的研究现状,梳理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治理的历史脉络,展现出鲜明的时代缩影和政治特色;同时,依据罗伯特·D·帕特南关于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从信任、网络和规范三重维度出发,阐明了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治理的理论逻辑、现实逻辑及实践逻辑,为助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终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在农村社会治理中加强卸任村干部教育与管理问题研究

卸任村干部常指因各种原因不再担任村(居委会)"两委"班子职务的农村干部。现实生活中,卸任村干部的负面作用不容忽视。而要解决这一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中的重大现实问题,需要切实加强和改进对卸任村干部的教育管理,加大监管力度,并积极创造条件,实行激励政策,发挥好他们在农村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从经济精英到治理精英：农村妇女参与村庄治理的路径

乡村振兴必须发挥妇女的主体性作用,然而长期以来受父权文化的影响,农村妇女通常在社会和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通过对陕南两县8名农村女性经济精英进入村庄权力中心、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进行考察,在“资源-文化”视角下分析她们如何从经济精英转变为治理精英并探讨其参与村庄治理的意义。结果发现:经济地位的提高是引导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重要突破口,也是冲破传统性别文化束缚、改善不平等性别权力结构的关键。农村女性经济精英凭借自身的能力和性别优势在村庄治理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从而推动乡村善治,助力乡村振兴。     

农村环境治理法治化的现实困境与路径优化

农村环境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基层的具体实践,对我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美丽乡村建设具有现实意义.农村环境治理法治化依托基层法治建设重塑了传统环境治理模式,开创了新型环境治理路径,是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表现.但在农村环境治理法治化实践中,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方面均存在问题.需要从构建农村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完善农村执法环境、拓宽农村环境司法渠道、培育多主体环境法治意识等路径进行优化.     

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及对策

城市社区治理是实现有效社会管理的基础,公民参与是社会主义民主工程建设的基础。长期以来,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矛盾突显,主要表现为城市社区发展水平与公民参与程度严重失调。从根本上讲,治理主体参与的非平等性、价值观与利益的冲突、组织内生动力不足等因素直接影响着公民参与的水平。因此,要清醒认识到制度、组织、合作治理方面的不足,通过建立健全法律法规,重新定位治理主体角色,强化内生动力,积极引导公民参与等路径来促进城市社区治理的改革与创新。     

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发展困境及政策建议

从目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现状来看,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迅速,而农村专业经济协会的发展则停滞不前。农村专业经济协会主要面临认识模糊、法律地位不明、内部管理不规范等问题。新形势下农村专业经济协会的发展出路在于：取得法律地位,加强协会功能宣传,获得政府与社会广泛支持;明确组织功能,加强与合作社的相互融合与协调发展;规范组织管理,增强协会自身发展能力。     

农民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行为的触发机制

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很多发展较好的农民合作社在参与乡村治理方面并不积极主动。基于21家典型合作社的深度访谈资料,运用扎根理论法系统地揭示影响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与深层逻辑。研究发现：合作社的经济和政治动机、参与能力、合作社负责人的家乡情怀等内部因素,是触发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行为的前置要素和重要动力源;政府支持、乡贤支持、村民支持、治理平台等外部因素是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行为的催化剂和重要外部力量;外部因素多维度地影响“内部因素—参与行为”的转换进程。为破解不主动参与难题,需要着重激发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的经济动机与政治动机、培养合作社负责人家乡情怀、构建有利于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的科学评价体系、推进政府承担协调和督促等职责。     

乡村治理变迁下的农村社会组织

回顾乡村治理结构变化的历史过程,农村社会结构以及不同治理主体间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多中心乡村治理格局正在成为目前中国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方式。农村社会组织作为治理活动中的重要主体,在协调不同治理主体关系、实现村民利益有效表达、推动农村社区民主意识形成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由于自然嵌入农村社会结构,农村社会组织通过组织运作实现了不同治理主体的广泛参与,这与目前乡村多中心治理格局目标相得益彰。乡村治理过程显然需要组织运作机制与传统村民自治机制有机结合。因此,农村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并与农村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村民个体等治理主体相互合作协商是解决目前农村社会治理困境的主要出路。